杨振宁父亲三赴日内瓦劝其回国 不要到台湾
早在1957年，中国政府由当时总理周恩来安排派杨振宁父亲杨武之教授赴日内瓦，交待杨振宁回大陆不要到台湾，杨武之还希望儿子带儿媳杜致礼回中国，杜致礼是国军被俘将领杜聿明之女。
澎湃新闻22日引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庆桥文章称，杨振宁是在1964年春加入美国籍的。在此之前，中国曾数次放出明确信号，邀其回国；其父更是三次赴瑞士日内瓦与其相见，任务之一就是劝其回国。
报导说，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中共建政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1957年夏天，杨振宁应邀到瑞士日内瓦工作几个月。杨振宁给上海的家中发了一封电报，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不久将会带着妻子杜致礼和孩子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来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
●周恩来安排杨武之统战杨振宁
杨武之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他写信给当时总理周恩来。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很快，杨武之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协助下，带病的杨武之先到北京，并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一段时间，离京之前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先生。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杜聿明为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49年1月9日，在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安徽省萧县张老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1959年12月4日，获得北京特赦释放。
2003年10月杜致礼因病过世。2004年底，82岁高龄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结婚，由于杨振宁与翁帆年龄相差54岁，引起热议。
杨武之于6月中旬抵达日内瓦，与杨振宁一家相处数周，于8月底返回上海。在日内瓦期间，杨武之积极争取杨振宁回大陆。他向杨振宁介绍了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和新事物，并一起去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看纪录片《厦门大桥》。
据杨振汉回忆：父亲从日内瓦回来后告诉我们，大哥和李政道于1957年初扬名世界以后，台湾即不断地派人去拉拢他们，希望他们能回台湾工作，或至少是去台湾讲学，父亲说，他告诫大哥和李政道，即使因为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到中国大陆，但绝对不能去台湾。
●要求杨振宁不要到台湾
1957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当时，中国政府还决定派物理学家张文裕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用意就是要争取李、杨回国。
不过，1957年大陆「反右」运动的消极影响，杨振宁婉拒了国内方面的盛情邀请。
据张文裕回忆，1958年在日内瓦召开高能物理会议，大陆又派他去做李、杨二人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张文裕在与李、杨二人交谈的过程中，明显感到1957年大陆的「反右运动」给李、杨二人带来很大的思想震动。
1960年春，杨振宁因受邀赴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他再次给父亲写信，希望双亲能来日内瓦与自己团聚。大陆方面同意了杨武之赴日内瓦的请求，当然，杨武之仍身负游说儿子回国的重要使命。杨武之偕同夫人罗孟华到了瑞士日内瓦，杨振平也从美国赶到日内瓦与父母团聚。
当时，大陆正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高潮中。在这种情况下，杨武之要想争取杨振宁，显然处境是非常尴尬的。
●大陆政治运动让杨振宁不想回家
据杨振汉回忆，杨武之回来后对孩子们说：我现在很矛盾，国内各方面有些失序，我怎能劝说杨振宁回国来呢？他回国来怎么还能继续做研究？但是老是留在美国，美国政府又老是以中国为敌，我们又都在国内，长此以往，如何是好？而且，我写信给周总理时，曾写过我要介绍新中国的情形给振宁，希望他们毅然回国，可现在中国的研究环境比美国差太多，生活环境也不行，我很难启齿。
母亲罗孟华则从近三、四年的实际出发，向杨振宁说起上海社会生活同四年前相比的差距，杨振宁一听就觉得一定是真的，因此杨武之的劝说恐怕就很难有说服力了。总之，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家人团聚，因为母亲罗孟华的前来，使杨振宁得以了解更多有关大陆的情况，而回国之路也似乎变得愈发艰难。
1962年夏，因为同样的原因，杨武之夫妇得以第三次赴日内瓦，与儿子杨振宁一家团聚。彼时之中国正处于「大跃进」之遗患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之中，物资奇缺，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日艰，杨武之夫妇对比日内瓦的市场和人民生活，自感差距岂止是天壤之别！在此情况下，杨武之内心的矛盾和纠结可想而知。
他回国后对孩子们说：你母亲反对你大哥二哥他们回到中国来，说回来不但得不到诺贝尔奖，而且还会受到冲击，我心里想你母亲说的是对的，但我没有直接说出来，我写信给周总理时，说到一是劝你大哥他们一定不能去台湾，这一点看来可以做到，二是劝你大哥他们在时机成熟时回国来，现在看只能说是时机不成熟吧，这一点恐怕是做不到了，我觉得内疚。
杨武之的劝说工作愈发艰难，父子冲突难以避免。1973年5月12日，杨武之先生去世。在5月15日的追悼会上，杨振宁在讲辞中对1962年与父亲的冲突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印象。
●杨振宁与父亲的冲突
他说：1962年父亲、母亲和我在日内瓦会面，父亲向我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的思想。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有一晚我们辩论了好久，最后我说：您现在所说的和您几十年以前所教我的不一样。
1997年底，在《父亲和我》的文章里，杨振宁再次描写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和父亲、母亲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记得1962年，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
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排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他的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杨振宁：父亲临终前没宽恕过我
对于父亲三次日内瓦之行的使命以及父亲的矛盾而痛苦的心理，杨振宁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他说：父亲三次来日内瓦，尤其后两次，都带有使命感，觉得他应当劝我回国。这当然是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不过一方面也是父亲自己灵魂深处的愿望。可是他又十分矛盾：一方面他有此愿望，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我应该留在美国，力求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在争取儿子回国这个问题上，杨武之也是极度痛苦的。
杨振宁在纪念父亲的文章里写到：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