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劲波:高学历干家政 可能会越发普遍
(原标题:姚劲波:高学历干家政,可能会越发普遍)
今年以来,随着宏观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就业问题持续受到关注。在2023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从去年的“1100万人以上”上调为“1200万人左右”。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达到1662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创近年新高;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青年”,事关青年就业和住房问题。在提及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时,报告说,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全国人大代表、58同城CEO姚劲波作为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六年向全国人大建言献策。2023年,姚劲波向全国两会提交四份书面建议,集中在就业和民生等领域,聚焦“释放活力、扩大规模、提升服务,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家政服务业数字化提升,助力惠民生、促就业、扩消费”话题。
姚劲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在观念层面,蓝领的定义在未来几年会随着薪资、需求和工作技能而变化,二元的就业结构也可能会被打破,白领和蓝领不管是受尊重程度,还是收入,都可能差别不大。
“找到一份工作可能需要比往年更长的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在您今年的建议中,第一条就关于就业,这背后有怎样的考虑?今年招聘有什么样的趋势变化,找一份工作的确更难、竞争更大了吗?
姚劲波:过去两年,疫情对企业经营冲击还是蛮大的,包括一些新经济企业、服务业,尤其是对需要面对面做服务的企业冲击更大。企业在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最容易的选择就是冻结或者削减招聘。应该说过去两年企业的招聘需求受到很大影响。再叠加上今年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再次创新高,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就尤其严峻。
过去这一两年很多人回到老家,没有出来工作,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很大的缓冲。大家都有一个借口,“我就先不工作,先避开这个疫情”。今年疫情迅速翻篇,有大量的人才回到求职市场上。
过年这段时间通常是一个求职高峰。一般来说,过完春节,58跟赶集更多开展的是基层招聘,很多基层求职者每年都换一次工作。从58同城、赶集直招数据来看,C端求职的数据不断刷新新高。以往正常情况是正月过完就会回落,但今年到了3月份还是维持在高点。
今年高峰维持时间长,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在尝试找工作,找到一份工作可能需要比往年更长的时间。岗位的提供没有求职恢复那么快。很多企业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屡突破新高,就业压力确实不小,您也提到一些举措可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最核心的是什么?这背后哪里出现了就业的阻塞?
姚劲波:除了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之外,据58同城、赶集直招数据显示,春节后,企业招聘需求环比上涨42.82%;求职投递简历量环比上涨73.94%,双方仍难以充分满足需求。所以,如何能精准匹配用工企业方和求职者的供需需求,解决劳动力专业错配问题,也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等领域,能带动一部分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但在服务业仍存在大量的专业用工服务缺口,无法匹配到对口的人才。这使得我国毕业生就业难、部分行业的招工难问题进一步加剧,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
过去两年疫情反复,民营企业受影响比较大,民营企业招聘信心多少会受到影响。这次两会我提到一条建议,应该激励民营企业拿出更多岗位来,比如说如果企业招募应届毕业生,头一年,可不可以实施前半年免、后半年减半缴纳社保的政策,应届大学生社保的差额部分视同缴纳。这样激励民营企业去吸纳更多应届毕业生,把这半年当成是一个培训期,或者是一个实习期,这样的话会缓解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周期。
此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企业,像58同城做的是连接用户和实体两端,消除信息不对称,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尽可能做匹配的事;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就业环境,比如户籍制度这种流动限制要尽可能取消掉。
“对年轻人进厂表示乐观”
中国新闻周刊:社会环境在发生变化,年轻人的想法变了,比如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想进工厂,还有些年轻人换工作特别勤,此前也有讨论年轻人更愿意送外卖而非进工厂,您认为这背后是就业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
姚劲波:往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今年情况恐怕不一样,不是说年轻人不愿意进厂,而是厂子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很多厂招五千人,结果来了两万人。目前制造业里那种不太要求技能的纯劳工岗位是供给不足的,前两年之所以不好招人,是因为农村是个“蓄水池”,大家因为疫情没有出来打工。
目前制造业岗位供给不足,可能还叠加国外的需求不盛,出口不盛,导致行业整体恢复没有原来预期那么乐观,不像服务业恢复得相对更快一些。
但从长期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用工缺口同样巨大,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是“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预计至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招聘和就业渠道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足,造成就业匹配效率低。
其实不仅仅是蓝领,白领岗位也还没有完全恢复。白领任职的大公司、大企业,经济不好时,招聘需求降得慢,经济恢复时,招聘需求涨得也慢,有一定滞后效应。
中国新闻周刊: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过通过现金补贴促进就业,尤其是现在新兴的快递、外卖等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岗位确实也有过补贴,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如果通过现金补贴年轻人进工厂,会有效果吗?
姚劲波:事实上,我国就业市场还存在劳动者求职难和企业招聘难并存的现象,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难。目前相关部门有出台加强求职者职业培训等政策,这对于求职者进一步提升就业水平,缓解企业招聘难,都有显著的作用。
但不管是加强培训,还是说现金补贴求职者,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求职者身上,而是工厂。需求端不足,导致工厂开工或者说招工量不够,这是最大的矛盾。以前招人难的时候,工价最高涨到一小时30块钱,现在又回落到20多块钱,也能招到人。
但从工厂的发展来看,对求职者还是利好的。在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普工市场,现在工厂都在“互相卷”。卷工资的高低,食堂的好坏,宿舍的好坏。因为如果不提供更好的员工后勤服务或者更多更好的岗位,就招不到人。所以我是乐观的,中国工厂现在的待遇和环境,相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相信十年以后一定会更好。
“大家不愿意从事的工作,薪资反而慢慢变得更高”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人社部数据显示,家政服务员、保洁员在2022年第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位列前十。当前为何如此紧缺家政人才,未来这个行业是否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
姚劲波: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业发展,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家政服务业在改善民生、吸纳就业、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愈发增强。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已超3600万人。
但随着家政服务业市场不断扩容,三胎政策的放开,以及社会老龄化现象,家政行业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社会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量增大,导致劳动力紧缺现象非常突出;另一方面是需求更多元化,但与之对应的家政专业人才却难以充分满足市场。家政行业仍急需一大批层次结构合理、类型齐全、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关于一些高学历人员从事家政等服务行业的热点层出不穷,此次您的建议中也提到在本科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这是否会“大材小用”?
姚劲波:这几年,我们看到有本科毕业生主动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他们如果去一般公司,工资可能拿5000块钱,是比较基层的白领,但如果从事家政,工资1万甚至2万,可能还是税后收入。这类新闻一开始大家觉得是个案,但后来可能越发普遍了。
过去大家对蓝领有误解,有偏见,毕业生普遍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这反而导致有专业技能的蓝领薪资慢慢升高。反过头来有太多毕业生往白领岗位里挤,都希望找到一个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办公室工作,甚至宁可忍受低一点的工资,如此一来,白领的工资反而被压制,找工作反而更困难。
所以我建议,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提高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
随着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有效增强,紧缺领域相关学科专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国家新职业认定时,向家政服务业予以倾斜,继续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新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深挖人才供给“蓄水池”。
另一方面,在高校增设家政学专业,也将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家政服务业,有利于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一些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等智能设施设备的研发制造同样需要科技人才,对于年轻人,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未来白领和蓝领区别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您的提案中提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跨地区高质量就业”,这背后实则是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交织,那么您这个建议是否旨在为劳动力解决后顾之忧?近年来,就业环境是否在渐进式改善?解决之后,真正能够多大程度促进就业?
姚劲波:受限于目前的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劳动力、人才顺畅流动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门槛,特别是在各类大城市。这些年就业环境的确有变化,各地都开始把求职者群体纳入服务对象,发改委也连续几年发文,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
但普遍来看,通过积分落户等诸多政策的门槛仍较高,有的落户条件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实现。同时还存在,进城打工不难,但是享受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不易,这就造成居住难、随迁子女就学难、相应保险等保障难的问题。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二元结构,眼下劳动者不属于工作的这个城市,每年回老家,每年换工作,还来不来不知道,也不能参加社保,也不能让小孩上学。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有突破的话,其实就业问题会缓解很多。
我期待,同时也呼吁,大家不要把这个群体叫“农民工”了,现在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有1000多万人,一年新生儿还不到1000万人,也就是说,再过不了多久,所有的农民工可能都会变成大学生,所以“农民工”这个用词就不合适了,我们可以把它叫新市民,或者新的就业群体,应该匹配或者提供类似市民待遇的服务。
户籍制度存在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要作为和身份、地位以及享受社会服务捆绑这么近的一种管理手段?有的城市可以走得快一些,其他城市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消亡掉。这样的话就业市场肯定会有更多活力,劳动者生活也会更加幸福。某种程度上是在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农民工 ”之前在大家的概念中是年纪比较大的人,那么如今似乎涉及全年龄层,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您能给求职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姚劲波:说实话,我们的一些观念需要更新,比如现在去电子厂的人群在发生变化:多是年轻人,用iPhone,穿耐克,非常时髦;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中,可能很快就是大专以上。工作强度本身在变化:现在有很多机器人,采用自动化生产,不再像此前那样重复枯燥。工资水平也在变化:有可能比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还高,好比未来到家里干活的保姆,很可能开着自己的车,用的手机和包跟雇主一样。
此外,整个制造业的用工形态就是三个月到一年换一次人,本身工人可能三个月要回老家一次,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倾向于把一些岗位变成一个长期用工的状态,比如说到组长这一级或者到骨干这一级。未来很多重复劳动可能被机器替代,工厂里留下更多的是技工、管理等岗位。
所以过去对蓝领这个职位的定义,在未来几年可能随着薪资、需求和工作技能的变化而变化,二元的就业结构也可能会被打破,大家会觉得白领和蓝领区别不大,受尊重程度差别不大,收入也差别不大。
对年轻人而言,首先是观念要转变,过去大家根深蒂固,认为白领工作受人尊敬、比较体面,而工厂里面的一个技术工种可能没那么受到尊重。这样的观念要转变过来。
我觉得政府及媒体都有责任去引导观念,通过市场经济去定义什么样的工作更被认可。例如一个人工资四千,另一个人可能学历没他高,但收入两万,后者显然是社会更需要、更被认可的。再如基层白领在做的类似写PPT、写文档、给客户写email这类工作,恰恰是最容易被ChatGPT替代的。年轻人需要去更新观念,思考在这个时代什么样才算好的工作,多去寻找一些有创造力、有批判性思维、能够更长远发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