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户 走上幸福路（经济新方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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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近日宣布，镇雄县、会泽县等9个贫困县（市）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这个贫困县数量曾居全国第一的省份，历史性地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
挪出穷窝、斩断穷根，云南实施大规模易地搬迁扶贫工程，数十万贫困群众实现从深山到城镇的跨越。住进新房子、有了新产业，在贫困群众面前开启的，不仅有蒸蒸日上的新生活，还有广阔的奋斗新天地。
一方水土养活不好一方人，云南数十万贫困群众因此搬迁进城，不少县市出现千人甚至万人易地搬迁安置小区。这对当地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记者来到云南第一人口大县昭通市镇雄县，进小区、跑商铺，看易地搬迁户的新生计新生活。
人员培训、激发动力
农民工就业能力有提升
电商培训间隙，记者见到了母享镇后槽村贫困户陈付军。不拿一天260元的工资，他选了只有60元补助的培训。问他培训有没有用？“你不学，咋知道有没有用，有舍才有得。”
搬迁进城，以前视土地如命的陈付军改变了想法。“种玉米土豆，是不会饿到。但人被土地拴住，按一个工100元算，其实亏了。”
农村看似花销少，可之前水路不通，大量工作都需要人力完成。陈付军说，城里水电、交通费虽然自己掏，但不用操持，能腾出时间专心务工。
易地搬迁让陈付军有了打工收入，最近一年在工地的劳动则让他更有信心。“一开始，求着老板让我当普工，工价一天180元。现在一天260元，给少了可不干。”
“务工过程中，就业能力也随之提高。”县人社局局长王万辉表示，作为人口大县，务工收入占镇雄贫困人口收入的80%以上。
王万辉介绍，县里通过组织务工，不断提升服务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水平，有的干部甚至一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确保稳岗。“一开始‘保姆式服务’，现在得注意避免农民工过于依赖政府，要让他们尽快融入当地、独立发展。”
因为贫困，冯登友高二辍学。为了让3个儿子读书，他和妻子早早来县城租房打工。“家里的茅草房只剩下一根木梁，多亏了易地搬迁，才在城里有了房。”
如今儿子们一个考上教职、一个当兵、一个读研。家里条件改善，冯登友知道感恩，当了楼栋长，带着10多位贫困户在工地就近务工。“儿子出息，还有这么宽敞的房子，这不就是好日子？”
人口集聚、收入增加
生活服务业发展有空间
收入高了，钱也更敢花了。陈付军说，以前在村里，逢年过节才能给孩子买件衣服，现在四季都要添置，还得多买几件换洗。
“贫困户的支出，其实也是周围商户的收入。”旧府街道办副主任赵刚表示，易地搬迁安置点除了幼儿园、学校，还配建了商铺。
原先一个村二三十户，不需要小卖部。进了城，万人小区就需要超市。随着人口集聚，超市、理发店、餐馆等生活服务业发展起来。
年轻小伙雷嘉铭，就近创业开起了理发店。他坦言，头两年生意确实不好做。“年轻人还是外出务工的多，留下的老人、孩子基本不会做美容这样附加值高的项目。”
不过，他看好未来。“才搬迁进城，大家还在适应。过一两年，收入进一步提高，消费习惯改变，会更敢花钱。有的年轻人在外学了技术，也会像我这样选择回来发展。”
创业者的出现，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我们店里有5个员工来自贫困户家庭，学徒工1个月收入1700―1800元，转正后3000―5000元。”雷嘉铭说。
理发店、饭店、超市、水果摊……人口集聚带来更多机会，但要在市场中生存并不容易。记者在农贸市场随机走访发现，商户生意有些差别。
蔬菜卖得还行，但水果店老板陈永国有点发愁。“山里老人没见过这么多水果，有次推销椰子，结果老人说不认得，不知道能不能吃，不敢买。”
干果倒是卖得不错。卖瓜子的翟长龙说，之所以卖瓜子，主要是因为保质期长，存得住。“整个市场，就我一家卖瓜子的。做啥买卖，还是得提前考虑清楚。”
烤鱼店老板反映，平时生意一般，节日期间一座难求。“年轻人过节回来喜欢聚餐，平时老人还是不舍得在外面吃饭。”
当地政府通过减免商铺租金的方式，扶持贫困户经商。“做生意得慢慢来，关键还是看未来。”雷嘉铭如今开了第二家店，也在安置点旁边。
人力充足、政策扶持
镇雄人孙良健，前不久从广东返乡，创办云南讯立通电子公司，主营数据线加工。
税收有优惠、政府补助部分贫困户工资，但他最看重的是劳动力资源。“在东部沿海，经常会有订单却招不到人的情况。”孙良健说，在老家，要多少工人，只要跟社区说，很快能就位。
镇雄的工人熟练程度有待提高，但孙良健觉得返乡办厂得坚持。“前两年稍亏点都行，先培养熟练工。”
同样选择返乡创业的还有云南中润服饰公司负责人彭聪。他说，4个车间分散在易地搬迁安置点周边，为的是方便留守妇女就近务工。厂里95%员工是留守妇女，一大半都是贫困户。“现在工人是稀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部地区有前景。”
相对于东部，西部地区在政策上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加“欢迎”，房租等成本也下降明显。“物流成本略有上升，劳动力熟练程度也不比东部。但两三年后，随着劳动力水平提升，镇雄的服装加工业会更有优势，现在这里主要做中低端产品，三年后要逐渐发展中高端产品。”彭聪说。
在福建打工一个月收入7000多元，在家乡扶贫车间只能赚4000―5000元，可贫困户胡贵林还是选择留下。“能照顾俩孩子，都出去怕耽误他们教育。”雷嘉铭当年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流水线工人，可是觉得自己没法成长，最终转行美容美发。在旧府街道南苑社区党总支书记赵高彦看来，现在年轻人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选择工作，不仅看钱赚得多少，还要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 人民日报 》（ 2020年11月22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