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操弄的恐惧与民主

（本报资料照片）

2020年1月23日，大陆湖北武汉因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宣布封城，揭开全球进入新冠疫情时代的序幕。疫情至今，即将进入第3年，然而疫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来世界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情况将成为常态，民众必须接受病毒恐怕不会消失的事实，理解大自然与世间的无常变化。

但对民主法治国家而言，「无常」乃是大忌。盖「法治」讲求的是法的安定性、明确性与可预测性，最忌讳突袭式立法和空白授权。然而此次新冠疫情来袭，各国防疫警戒拉高，纷纷采取高强度的防疫措施和制订严格的法令，不仅大幅限缩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且防疫规范不断变化，时松时紧，对民众生活造成莫大的影响，远比染上新冠肺炎来得更为剧烈。

面对突发且棘手的疫情状况，政府采取非常手段进行防疫，固然无可厚非，然而，这不表示政府可以将「非常态」的法律手段「常态化」，架空既有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逾越民主法治原则。尤其，在人人自危、社会充满恐惧不安的疫情时代下，政府更不可助长恐惧、打「恐惧牌」，将恐惧「政治化」，利用恐惧勒索、行销、放任恐惧霸凌，以及操作恐惧亡国感，以此弱化道德感、人权保护和法律秩序。

回顾这两年来台湾的防疫作为，政府操作疫情恐惧，可谓斧凿斑斑。先是挑起反中情绪，歧视大陆籍人士和大陆制疫苗，加深两岸对立；后又利用防疫理由广搜民众个资、在健保卡上标示注记；借口疫苗采购不易与量能不足，护航行销国产的高端疫苗，控制疫苗资源与分配，暗示民间企业出面买单疫苗。另外，亦企图利用疫情资讯的发布去影响投票行为，诸如此类的防疫滥权措施，不胜枚举，无不建立在民众的恐慌心理之上。

为何政府可以操作恐惧？无非是它掌握了资讯控制和宣传的权力，以及媒体话语权。民众的恐惧不安，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资讯的不足、不全与不实。当政府手握发言麦克风，选择性地喂养民众资讯，有意地隐匿或释放某些讯息，同时形塑一种「不听话就是不团结和不负责任」的社会氛围时，民众往往选择安静、沉默地接受新的社会秩序与规范，即便是显然不合理的规定。

在此等公共资讯不对称的结构当中，人民知的权利与恐惧情绪，被执政者精心计算。人民美其名为「国家的主人」，但事实上只是被动、无知的「被统治者」而已。

英国学者福瑞迪（Frank Furedi）在其著作《恐惧如何被操弄》一书中指出：「在恐惧文化的道德架构里，安全与秩序是第一顺位价值，自由则降级到顶多第二顺位。」这提醒世人，用自由交换安全是不智的。故当政府打着「安全与秩序」的旗帜，以实现「公共安全」之名，作为扩张行政权力和限制人民自由权行使的借口时，是很危险的。

当代民主国家，将政府的资讯公开与透明度，视为是检视一个国家民主政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盖资讯透明，乃是民主课责的重要前提，故凡攸关民众权益、政府运作的资讯越公开透明，则表示该国的民主制衡机制益加健全，民主程度越高。

虽然台湾疫情控制得当，但这不意味着疫情资讯透明度就高。相反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日的记者会上，指挥官只讲他想讲的，若讲错数据亦无妨，之后可再「校正回归」；若他没兴趣回答的问题，则是敷衍带过。相信没人敢说，台湾政府的疫情和防疫资讯已充分揭露，至少指挥官始终没交代清楚疫苗采购不力的问题。

像这样一位拥有庞大资讯控制权力的政府官员，才是吾人该警戒恐惧的对象，因为往往独裁政权的兴起，他就是关键。（作者为国立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