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中国资产、成立3年上市，“License in模式”反向输出华尔街

从成立之初，依靠license in（授权引进模式），搭起各种看着稍微靠谱的管线以及团队，便能获得不错的估值，然后快速上市……

2021年之前，这一“license in”模式，成了国内最火热的模式之一。

不奇怪。当时的license in，既是为了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也是为了充分发挥国内药企在临床资源和市场渠道等领域的优势，加快海外创新药在国内上市可及。

先知先觉的创新药企，靠着license in模式有效地抓住了窗口期，成为受益者。只是，资本寒冬凛冽，创新药企深陷融资困难、IPO受阻等问题，加上国内支付能力跟不上，license in交易日渐式微。

当然，license in模式不会止步，因为任何模式本身并无问题，在海外引进一直是大药企补充管线的核心策略。

更魔幻的是，随着国内创新实力的增强，过去国内兴起的“引进资产、快速上市”的模式，正在反向输出华尔街。

2024年，美股第二家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Arrivent，便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异曲同工的license in模式

从发展路径、管线组成以及资本结构来看，Arrivent与过去几年国内靠license in模式成长起来的公司，并无二致。

首先，是以引进为主的商业模式。在招股书中，Arrivent谈到希望从全球各地寻找候选药物，最初的重点则是选择中国的化合物。

原因在于，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拥有广泛的生物制药研发能力，提供了诱人的创新疗法许可机会。截至目前，Arrivent的核心管线，是引进的艾力斯的第三代EGFR-TKI伏美替尼。

未来，Arrivent还会对伏美替尼进行联合疗法的探索。目前，率先开展的联合疗法试验，搭档SHP-2抑制剂甚至也来自中国，为诺诚健华。

其次，是豪华的高管阵容团队。Arrivent的联合创始人姚正斌博士，不仅经验丰富并且有成功创业的经历。在加入ArriVent之前，姚博士通过引进阿斯利康管线的方式于2018年创立了Viela Bio。随后在2021年，Viela Bio就以31亿美元的价格被Horizon收购。

除了姚博士，Arrivent其它高管也均具有光鲜的履历。例如，公司研发总裁Stuart Lutzker博士曾是基因泰克的高管。

最后，是豪华的资本团队。对于biotech来说，天然需要资本支持。可以看到，在Arrivent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明星资本的青睐，甚至与国内部分biotech的股东也有重合之处。

其中，高瓴是Arrivent最大的股东，从A轮到B轮持续加注。随着公司完成IPO，高瓴以12.8%的持股位居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奥博资本，也是国内明星biotech股东名单的常客，包括沛嘉医疗、康方生物等。

甚至，Arrivent选择的CXO也是国内企业。目前，公司的原料药由药明康德和瑞博药业生产。并且，公司与药明生物\药明康德签订了与药品生产相关的技术转让协议。

在上市速度方面，Arrivent也同样比肩国内biotech。从2021年4月成立，到2024年1月上市，历时不到3年时间。

在肺癌领域掘金

Arrivent之前，海外biotech引进中国管线然后在美股上市，并不算事新鲜事。过去，EQRx公司便希望引进低价中国创新药，成为高价市场的搅局者。并且，EQRx也引进了第三代EGFR-TKI。

EQRx的这种商业理念，一度得到了华尔街的认可，以至于EQRx成立一年半，就能够吸金超25亿美元，成为超级独角兽。

不过，后来因为FDA态度的收紧，让“me too”模式在美国难以走通。最终，EQRx高开低走，落得卖身的结果。

从管线布局策略来看，Arrivent与EQRx明显不同，主打一个差异化。就适应症来看，Arrivent瞄准了具有明确未满足需求的市场。

Arrivent开发的核心适应症，是针对EGFR外显子20插入突变（EGFR exon20ins）的非小细胞癌患者群体。

作为肺癌领域的第三大EGFR突变类型，培美曲塞的铂类化疗仍然是该患者群体的一线治疗标准。

但总体而言，化疗效果极其有限，并且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群体，会出现脑转移的情况。针对脑转移患者，化疗效果更差。

在后线疗法中，2021年FDA 批准了针对EGFR exon20ins的TKI mobocertinib以及双抗疗法amivantamab上市。但mobocertinib的安全性和疗效均不突出，目前已经撤出市场。独苗amivantamab需要与化疗联用，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

也正因此，Arrivent认为伏美替尼有成为搅局者的潜力。核心原因在于，Arrivent认为伏美替尼的分子具有两大优势：

其一，含有丙烯酰胺侧链，可与EGFR激酶结构域进行不可逆的结合，可能导致靶标延长抑制；

其二，与吡啶相连的柔性三氟乙氧基侧链，在药物结合口袋中提供额外的接触点，可能有助于改善 EGFR 突变体之间的结合。

在Arrivent的构想中，这两个特征共同作用，能够广泛抑制经典和不常见的EGFR突变。因此，其选择差异化突围，针对EGFR exon20ins开展了临床实验。

在EGFR exon20ins之外，Arrivent瞄准的下一个适应症，是PACC突变的肺癌患者。目前，暂未有TKI明确对PACC突变的肺癌患者有效，化疗是默认疗法，但效果非常有限，并且毒性较高。在这一背景下，Arrivent希望伏美替尼能够攻克这一领域。

总的来说，虽然引进的药物属于奥希替尼的me too药物，但是Arrivent希望打造的适应症均是目前尚无有效TKI的场景。因此，其能够迅速在美股上市，且IPO募资超额完成。

Arrivent模式能否成功？

一直以来，国内关于license in模式的争议似乎都没有中断过。

License in模式本身是中性的，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在于，运用这一模式的出发点是什么，以及如何落地。

国内license in模式之所以幻灭，本质上也是因为其违背了初衷。

创新药企从海外引进项目，商业条款往往先明确界定大中华区权益。拿下国外临床阶段项目，然后准备在国内基本照搬海外在研适应症和临床方案，偶有修改，也多出于精简临床和加速上市考虑。

说白了，花钱引进项目、拿到国内权益，药企更多是为了“凑齐”管线。在众多药企蜂拥而入的情况下，license in价格水涨船高。但现实情况，却是国内的支付环境遭遇挑战，并且IPO、融资窗口也相继关闭。

在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这种“常规”的license in模式，在国内可操作性越来越低。但在海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毕竟，就海外来看，license in国产分子的投入产出比非常可观。

Arrivent引进中国分子药物的价格并不贵，其引进伏美替尼首付款不过4000万美元。要知道，Arrivent引进之时，伏美替尼已经在国内获批上市。

而Arrivent与诺诚健华合作的SHP-2抑制剂ICP-189研发，目前只需支付相应的临床费用，不过10余万美元。

而海外支付环境又极为支持创新药物的放量，毕竟美国创新药的支付价格可不低，同类药物定价可达国内10倍甚至更高。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款能够突围的中国分子，必然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当然，一切的前提是能够研发成功，并且获批上市。

不管是海外还是国内，license in模式都像一场赌石，看上去成色还可以，一刀切下去可能钱就没有了，核心是要看公司能否找到极具价值的产品。

那么，国产分子能否让Arrivent如愿以偿，又能否支持license in模式在海外壮大呢？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