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见／迎战「黑天鹅」 教育要有新思惟
文╱谢明彧 摄影╱苏义杰
在传统思惟中，检验一所好大学，多半是以学生在毕业后，能否录取知名企业、赚到漂亮高薪、夺得响亮头衔……也就是能否帮学生镀金？作为鉴别标准。但这样的「普世价值」，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却狠狠被打脸。
一场瘟疫打破了各行各业自工业革命以来习惯运行的旧模式，一时间，企业的核心价值，面临颠覆与解构。而身为产业前哨站的大学，自然也逃不了价值体系的重组。
曾经，餐旅业学生的最高梦想，是高薪的空服员，如今全球航空业急冻，让他们只能赋闲在家；外商分析师原是财经系精英首选，而目前全球金融市场重创，让他们的专业暂时派不上用场；向来是理工科学生最佳出路的科技工程师，却在全球百业大断链下，成为无薪假员工的代名词。
相反的，原本被视为冷门科系的公卫系，今年申请入学的学生骤然暴增千人；沉寂多年的生医科系，成为大众期盼疫苗开发的希望所在；过去不曾是社会主流的「黑手」，却在口罩国家队为全民防疫建功后，被视为守护台湾最强的力量。
当如同新冠肺炎等破坏常规的「黑天鹅」，愈来愈成为世界的常态，大学到底要培育出什么样的人才，又该扮演什么角色？
对此，中研院院士、前交通大学校长张懋中强调，当全球经济与产业面对一波波的变动，若众人对于大学，还维持浅碟、跑短线的旧思惟，而不知永续经营，非但未来的教育出来的大学生，找不到新机会，大学也很可能被高频率的巨变给冲刷掉。
对此，他斩钉截铁地说：「新世代的人才，要能够发明未来（invent the future），而要前瞻未来，不二法门就是走出象牙塔，看见社会目前的问题，从中思考学校的走向。」
而张懋中的观念，并不曲高和寡。
举例来说，以往，全球各机构对大学的评鉴，从过去注重学术表现、科研成果、国际化、经营绩效……，但近年来，对于大学应重视「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呼声则愈来愈高。而这也是晚近在高教圈十分被倡议的「大学社会责任」（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过去，大学常被外界批评「不食人间烟火」，教出来的学生出现「学用落差」。而大学社会责任（下称USR），不只是大学运用本身学术能量，协助地方解决问题，在公益的背后，更让学校、教授、学生透过发掘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提前将「学」和「用」对焦，发挥效能，利人又利己。
两大核心〉在地连结、人才培育
也就是说，USR是以「在地连结」与「人才培育」为核心，将大学的学术能量从象牙塔中释放出来。让大学的技术专业，找到应用的目标，而地方也借由与大学的链结，得到资源的渠道。如此一来，一方面帮助了民众，一方面也让学生有机会理解在地，并运用所学，之后不管是借此创业、留在当地，或培育职场所需的问题解决力，都是双赢。
因此，教育部自107年度，就透过高教深耕计划的补助，开始推动「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串连全台114间大专校院共220个计划，让全台各地师生，眼睛从原本紧盯课本，转向凝视地方，进而让师生把学习场域移动到室外、课程转型与在地连结，让大学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动力。
尽管，教育部透过「高教深耕计划」补助款强力推动USR，被某些学者批评带有选举政治目的，一旦计划结束，这些USR计划案也将无以为继。然而，对此，教育部USR计划主持人、成功大学资讯工程系特聘教授郭耀煌严正驳斥：「大学本来就该要和社会互动，不是为了选举！」他进而点出，教育部推USR的三大起心动念。
首先，2015年联合国提出17项「永续发展目标」，致力达成人类与地球未来的共荣蓝图。当时全球大学校长组织就提出，大学应作出相对应的贡献，世界趋势如此，台湾自是无法置身事外。
第二，台湾正面临产业转型，过去以代工制造为主轴，产、学的研究，眼光往往着眼于对接国际，加上大学在评鉴教授绩效时，也偏重在国际论文与技转，反而忽略了本土产业的问题。但随着环境变迁，产官学都需要顺应时势，与地方协力共荣。于是，学界的专业和人才，就出现了新的舞台。
第三，近年来产业不断抱怨大学教育「学用落差」，而透过USR，能让学生深入民间，了解课堂之外的现实问题，并借由与地方互动，共谋解方，并进行实证，有效缩减学用落差。
「因此，USR不是大学帮教育部善尽社会责任，是大学帮自己善尽社会责任！」郭耀煌强调，大学做好社会责任，一旦得到社会肯定，家长更愿意将子弟送进学校就读、企业愿意与之合作，「USR就是大学帮自己做品牌，受益的其实是学校本身。」
产官学与地方联手，找寻出路
很多人也质疑USR「就是叫学生当免费劳力、做社区服务嘛！」中山大学企管系教授、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主任蔡敦浩不以为然：「这无异是矮化及狭隘化了USR的功能。」他认为，大学如何empower（赋能）地方，让地方不只是有外人来帮忙，而是更能慢慢产生解决自身问题的资源、人力和能量，才是USR的永续价值。
要做到这点，蔡敦浩认为需要大学、地方、政府、企业四个角色的互相合作，大学可以带领地方进行研发。
他举例，前镇曾是高雄最繁荣的市中心，经历工业化的兴起，又随着产业变迁而没落，过去大学通常只是执行文史纪录而已，但如果能够将文史纪录结合劳动价值，进而推动教育价值，突显地方特色，是否就有机会进行不一样的地方创生？
这时，再连结地方政府、在地企业，就有可能发展出教育、商业、观光等有机生命，「否则一堆大学进入地方，都是在做小旅行，但台湾有需要这么多的小旅行吗？」蔡敦浩说。
他深深以为，USR的精髓，不仅是让大学带领着地方「意识到问题」而已，更要找到解方及资源，无论是以产学、实习、社企，或是新创手段，最终都是要让地方得以自己培养人才、自营产业。
另外，近年来，许多大学的作法，是追着地方创生的热潮，重复性很高，总是「小农产品推广」「地方小旅行」。同时，这些规划往往类似学生实验作品，学生前往地方叨扰了一段时间、拿到了学分，只留下地方社区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麻烦。
面对学校USR方案「撞脸」又不切实际的质疑，亚洲大学副校长、社会责任发展与实践中心主任柯慧贞认为，大学在思考USR计划时，必须先自我质问：「找出的问题真的重要吗？」「提出的解方和可能达到结果是什么？」「除学校资源外，是否有结合地方与企业资源？」「在过程中，大学的教育目标是否也达到了？」「学生的学习成果、教授的研究成果，是否更具影响力？」若每一个问题都被厘清，提出的USR计划必定更有价值。
总之，如同CSR，USR亦成为当今地球公民共同面对剧变中的世界、抵御天灾、阻绝人祸的另一起让人类增强免疫力、自我救赎的最佳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