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盐与王朝的兴衰更替

母亲的家常菜。(图/读者杂志提供)

拥有盐，就拥有富贵

对漫长的以农耕文明为生存线的古中国来说，除了粮食和土地，盐就是第二产业里最大的财富。因此，抓住了盐，就等于抓住了富贵。

在几千年的王朝史里，不管是高高在上的朝廷，还是游走于江湖的商贩，几乎都把盐视为实现暴富的最佳途径。因为土地都是帝王家的，粮食又是民生之本，铁是兵器之本，都不能商用。只有盐，才具有最大限度的操作空间。

在所有财富故事的脚本里，几乎都有政治的身影，因政治而富贵，也因政治而衰落。这一点，在盐的富贵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对一直行走于权力边缘的盐商来说，真正的富贵是从盐引开始的。盐引是古代王朝给盐商的卖盐许可证。盐在古代都是由国家垄断的，不是谁都可以卖的，国家给你盐引你才有权销售。

所以，拥有了盐引，就等于拥有了富贵。

由盐滋生的超级特权

盐引源自大明王朝。

朱元璋开国不久，为了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反扑和侵扰，在东自辽东、西至甘肃的辽阔边境上，常年驻守着八十万边防大军。保证八十万大军的日常补给是一项庞大工程。为了减轻朝廷的压力，明王朝就想出一条妙计：诏令天下商人前往边关输送粮草。朝廷为此给出的回报是，发放给商人们同等比例的盐引，准许商人们在指定地区销售食盐。这就是著名的开中制，它和后来推行的以纳银代替纳粮的体系合称开中折色制。

开中折色制在维持了大明帝国边关粮草供给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代富贵盐商的传奇，也成就了得地利之先的晋商们的商业帝国。

到了清朝，清廷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实行引岸制度，规定盐商运送销售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缴纳「盐课银」，如此才能领取盐引。而领取盐引，又须有引窝。

引窝就是运输食盐的特权凭证，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的批文。盐商们为了获得这一特权，必须向朝廷主管部门缴纳巨额银两进行「认窝」，其本质就是花钱购买食盐的运销特权，拥有了引窝批文的盐商就等于拥有了运销食盐的超级特权。

盐缔造的财富神话

扬州盐商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迹的。

扬州本不产盐，但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处在长江、淮河和隋唐大运河的交汇处。当时全中国最大的盐产地─两淮盐场所产的盐，都由水路经过扬州，销往各地。扬州既是两淮盐业管理机构的驻地，也是中国最大的食盐中转站。

凭着天生的「逐利」嗅觉，各地商贾纷纷提款下扬州。一时间，自山西、陕西、安徽前来领取盐引的商人们瞬间就把扬州挤爆了。原来的扬州城已经容纳不下新增的人口，城市不得不向东边靠近运河的盐商聚居区扩延。

扬州城因为盐商的到来而扩建，商人们在这里修建了精美的会馆，砌起了新的城墙。清朝人曾下过这样的断语：「扬州繁华因盐盛。」

在这里，商人、官员觥筹交错，夜夜笙歌。小小的盐引就这样写下了扬州财富故事的传奇。

对聚集到扬州的商人们来说，通往财富的道路简单而明确：他们只需从官员那里获得盐引，以换取更多的盐。

就是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作为朝廷利益的「代盐人」，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的销售与流通，甚至操纵盐价，获取巨额的垄断利润。当时，两淮盐商的销售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等省份，是全国十一个销盐区最大的一个，利润高、范围广，使得扬州盐商富可敌国。富者的银两以千万计，百万银两以下的都只能算作小商贩。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积累，扬州盐商的财富量和影响力达到极致。单就财富的总量来说，放眼全球，无可匹敌，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为例，扬州盐商为清廷国库提供的盐税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8%，盐商们真的是富甲天下。

也正是因此，扬州菜才缔造了像马曰琯、马曰璐马氏二兄弟和江春、江昉二江兄弟的财富神话，更铸就了扬州文人菜的繁华。

盐，政治的调料

我们之所以把盐说成政治的调料，是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华王朝历史和世界文明史的烹煮过程中，盐就像法师手中的法器，冥冥之中，总是在历史的大锅中，搅拌着一个王朝的心脉。

仅就中国历史来说，自盐被发现以来，在王朝的兴衰中，一直重复着这样的怪圈：每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建立之初，都会轻赋税、薄徭役，将盐权放归民间，由民间自营。随后，王朝为了填补中央国库的空虚，又将盐业专营起来，以满足王朝庞大的财政开支。接下来，王朝中央集权控制力越来越弱，盐权逐渐被朝廷豪强把持瓜分。盐，成为盘剥民生的工具，盐价不断高涨。

在盐价居高不下时，民间英豪开始不畏生死，走贩私盐。更多时候，还官商勾结。最后，民间纷争，天下大乱，王朝覆灭。于是，一个新的王朝建立。

几千年下来，历史的循环路线就是在盐锅的翻腾中不断重复着翻炒！盐正，则国正；盐失，则国乱。就像我们日常的炒菜，盐正，则味正；盐一旦乱放，这饭就乱成了一锅难以下咽的糊涂粥。

盐就是这样与王朝的兴衰更替息息相关，读不尽，品不完…

(仰岳／摘自研究出版社《历史的味觉》一书，图／肖文津)

本文作者:白玮

(本文摘自《读者杂志4月号》)

《读者杂志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