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南园林品味古人的诗与远方
园林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榭，无不诠释着主人的文心与修养
陆纾文
作为进博会主要拓展区，位于上海青浦的朱家角，承接着不断放大的溢出效应，努力打造国家级5A景区。
朱家角，旧称“珠里”，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又是上海近代工商重镇。若从这个角度来品味镇上的百年课植园，人们会蓦然发现，看似一样的白墙黛瓦，其实是有别于其他江南园林的——“课”所代表的学习、诚信、人文与“植”所代表的实践、财富、实业，在这里尽情相拥。
作为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江南园林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既延续了风雅质朴的共性，又发展出地方风格的差异。身处园林，我们看到的不止是亭台楼阁、山水花草，还有中国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为。
江南文人园林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古代士大夫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
始建于1912年的朱家角第一庄园——课植园，至今走过百年。这座园子位于朱家角镇西井街109号，因其宅主姓马，又得名“马家花园”。到过课植园的游客，大抵都会对一块书有“马到成功”的马头状太湖石记忆犹新。将这样一块石头置于马家花园，彩头好，还点题。殊不知它只是开发课植园之人的好心臆测，反倒成了园中的突兀之处，更是对江南园林文化的误读。因为同大多数文人园林的主人一样，“马到成功”绝非宅主马文卿的志向。
江南私家园林的历史源头，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从汉末大乱到隋文帝统一中原的三四百年间，返归自然的道家思想重获重视，特别是庄子无为浪漫、逍遥优游的隐士生活方式，成为士人们争相仿效的对象。他们热衷于在山水间静思默想，清谈玄理，以无为隐逸为清高。东晋南渡之后，中原士族迁移江南，江浙一带的秀丽山水使他们向往自然的审美理想迅速得到满足，于是出现了私家造园成风，名士爱园成癖的盛况。可以说，江南文人园林之所以能在当时蓬勃发展起来，有士大夫对游居结合的理想生活的钟爱，也有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
历史上的苏州，似乎永远是失意文人与归隐官员的天堂。位于城南三元坊附近的沧浪亭，是现存苏州古典园林中历史最悠久的园林之一。北宋庆历年间，著名文人苏舜钦被朝廷削职，举家南迁，以四万贯钱购得此处遗业，因爱其 “崇阜广水，草树郁然”，有别于城中其他地方的景致，于是取《楚辞·渔夫》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名之为沧浪亭。园内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同外部水体的连接部分，复廊和渡桥而入的巧思既成全了园内借水成景的愿望，又隔绝了河对岸城市的喧嚣，将园主人当年“大隐隐于市”的避世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州城内另一古典园林“曲园”，是清末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俞樾在大学士潘世恩故宅“躬后堂”废地上建造的宅园。咸丰五年，俞樾因被御史弹劾所出考题有割裂经义之嫌，罢官回乡。此后，正当年富的俞樾一心读书治学，以教育著书为生，终身不再仕。同治十三年，俞樾在李鸿章等人的资助下建造宅园，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构筑小园，名为“曲园”，乃取老子“曲则全”之意。他自号曲园老人，对宅园多有题咏，其中一首诗写道：“园中一曲柳千条，但觉扶疏绿荫绕；为惜明月无可坐，故于水面强为桥。平铺石板俨成路，俯倚红栏刚及腰；处置梯桄通小阁，差堪布席置茶铫。”俞樾建造曲园的初衷和构想，由此可见。
苏州之外，位于扬州古城东南的何园，乃园主人何芷舠在壮年辞官后斥巨资所建。进入何园大门，花木丛中迎面一道云墙，上有何芷舠自书匾额“寄啸山庄”，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依南窗以寄傲” “登东皋以舒啸”的诗句。上海嘉定，秋霞圃内的山景湖石“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北边的“桃花潭”源自《桃花源记》，可见当年园主人对陶渊明高风亮节之仰慕。环桃花潭的建筑中，“池上草堂”为园主人赏荷读书之所。《池上篇》和《草堂记》同为唐代白居易的晚年作品，寄托了诗人退隐息躬的情怀。
回看课植园，马文卿将园名定为“课植”，乃寓“课读之余，不忘耕植”之意。晚年的马文卿以 “农圃者”自居，为耕植亲力亲为，最终其实是以庄园式园林为载体，回归一种自然、澄澈与安宁的生活。马文卿这种对退隐息躬的田居生活的向往，与江南各地的园林主人别无二致。
俗语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两地之所以被视作“天堂”，主要得益于园林风景之美。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并留下珍贵的诗篇画卷，前者如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后者如绘画大师文徵明的《拙政园景图》。可以说，凡是名垂中国艺术史册的书画家、文学家、诗人，都与园林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传统的文化发达之地，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人才辈出。那些满腹经纶、致仕而归的官僚，屡考不中而转行经商的儒贾，以及在穷困潦倒之际摆弄花石以遣情怀的落拓文人，或凿池堆山，或莳花植木，为后世留下了最具影响力的文人园林。它们被建造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清谈读书、觞咏娱情的美好环境。于是，以自然山水为楷模，辅以中国传统文化之题名、匾额、楹联的文人园林应运而生。
名列“中国四大名园”的苏州拙政园，其园名取自晋代文学家潘岳《闲居赋》中的“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园中有一处“与谁同坐轩”，引用的是苏东坡的诗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其西南是“留听阁”，取自李商隐的“留得残荷听雨声”。园中主厅“远香堂”和它面前的荷花池，所用的是周敦颐《爱莲者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典故。小沧浪水院原是园主人读书之处，阁外步柱上“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挂联取自《楚辞·渔夫》，更是园主人心情的奥曲流露。
与拙政园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网师园，中有一处“月到风来亭”，取自唐代韩愈诗 “晚色将秋至，长风送月来”。“竹外一枝轩”取苏东坡“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的诗意，将竹枝与春水直接联系了起来。“小山丛桂轩”则引用北魏诗人廋信《枯树赋》中“小山则丛桂留人”之意，有着迎接宾客，款留友人共赏美景的寓意。著名园林家陈从周就曾盛赞网师园 “清新有韵味，以文学作品拟之，正如北宋晏几道小山词之‘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
然而，有“书卷气”的何止于一处网师园，一座姑苏城？遍布江南的文人园林，无不凝聚着中国古代文学与艺术的结晶。无锡有寄畅园，常熟有燕园，泰州有乔园，南京有瞻园，更不论与苏州平分秋色的扬州，个园、何园、小盘谷各有千秋。到了沪上古镇朱家角，一曲《牡丹亭》更是让课植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榭平添几分韵味。每到日落时分，四百年前的音韵故事会在荷塘月色的江南园林中铺展开来，好生悠扬。莲池深处，春香伴着丽娘踏着细步、舞着曳地戏服的长长水袖缓缓而来，看那园中春花盛开，喜形于色。
江南园林各异其趣，讲究中西贯通的课植园暗合20世纪初上海社会形态的嬗变
作为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文人园林有别于包罗万象的帝王花园和耀府争胜的贵族府第，亦有别于堆砌雕镂的商贾花园和栽花点石的百姓庭院。在主人的思想境界与园林的诗意文心等共通点之外，江南园林同样也存在着地方风格上的差异。虽造园之意相仿，功能要求趋同，但由于因地制宜，心裁别出，各地的园林建筑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格局与风貌。
江南各处的古典私家园林，以苏州和扬州两地为代表。前者属江南水乡，气候温润，其园林与建筑总是显得婉约精致，园林中特别注意水景的处理，给人以柔和清丽的印象。后者位于江北，却又不属于北方，建筑风貌上既有北方之雄健，又不乏南方之秀丽。
从规模上看，扬州园林中的假山比较高大，厅堂也相对敞宽。苏州园林中主要厅堂一般面阔三间，而扬州何园的蝴蝶厅和个园的抱山楼都有七间之多。从风格上看，扬州园林的主人以富商居多，为同官府往来在建造时追求豪华，常有炫富之意。苏州园林的主人多为退隐官僚，在建筑和布景上不论富华，但求风雅。总的来看，扬州园林显得大气而疏朗，苏州园林则委婉而精致。有人说扬州园林像唐诗，苏州园林像宋词。这或许也与城市的文风习俗相关，就如同“扬州八怪”和“吴门画派”，各异其趣。
上海的文人园林虽不及苏州、扬州这般久负盛名，但位于城隍庙的豫园、南翔镇的古猗园、朱家角的课植园等，同样是江南园林中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其中课植园尤以中西合璧的特点，暗合了20世纪初上海社会形态的嬗变。
1912年始建课植园时，马文卿58岁。一座园，他建了15年，不紧不慢。为造课植园，马文卿曾游遍江南园林，每见一处胜景，均不愿放过，遂命工匠加以仿制，似乎建园过程，也是一种把玩。荷花池上一座九曲桥是仿上海豫园而建的；藕香阁与水月榭之间的一座亭子仿苏州狮子林而建；迎宾厅南侧一条长约20多米的碑廊，让人疑心到了孤山；甚至石库门建筑的门楣也为一座楼阁所用。
相传课植园占地96亩，植园占去三分之二，后来课园喧宾夺了主，植园只留下极小的一部分。以现存较为完整的课园部分而言，厅堂区较为忠实中国传统设计布局，而园林区则自由得多，随处可见中式与西式的混搭。据说厅堂区先于园林区而建，由保守到开放，建筑风格之变也是宅主思想之变。那正是风云变幻的年月，西学教育冲击着国学传统。
马文卿到底是清末遗少，最先建造的课植园厅堂区不敢越雷池半步，有着中国古典建筑的森严庄重：沿中轴线造“一壁三厅三井”，坐西朝东，位于园子前部中央。不过出了第三井，园子竟似换了新天地，无论是西洋的设计结构还是建筑装饰材料皆可“拿来”。园林区中央进深七米的花厅就相当摩登，厅堂应用近代建筑技术取代了传统厅堂的中间步柱，显得格外宽敞明亮；天花板吊了顶，在洁白石膏板面拉出许多精美图案；地面铺的不是传统的粘土方砖，而是从德国进口的五彩花纹水泥地砖；廊柱不用圆柱用方柱，栏板则为几何图案。据说原本厅堂的窗户用的是彩色凸花玻璃，也是从欧洲进口的，只可惜如今“原装”玻璃均已破碎，一块未剩。
课植园中的课园，似乎是中国传统园林必不可缺的部分，真正别出心裁的是植园。如果说藏书楼是课园的点睛之作，那么“耕九余三”堂就是植园的神来之笔，只可惜，它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朱家角的老人们记得，这幢建筑位于园西北面，两层高，用红砖砌成，俗称“红楼”，楼额上刻有“耕九余三”四个字。当时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扎眼与突兀，因为相比藏书楼的中西合璧，“耕九余三”堂是彻头彻尾的西式建筑，而与之毗邻的却是一大片水稻田。
稻田旁要一幢漂亮的洋楼干什么？原来，“耕九余三”堂门口曾有九亩水稻田，这里培育的“青角薄稻米”，是当年青浦地区和朱家角盛产的品牌。人们通常认为“耕九余三”针对的是人和地，殊不知商人出身的马文卿追求的是同样“耕九余三”的利润，即科学种田，提高产量，提升品性。拥有中西学养背景的马文卿，有意让课园的“学千悟万”往经学线装书上靠，让植园的“耕九余三”往科学试验田上靠。于是，偌大的课植园便有了两种风格和功能迥异的主题建筑。或许“课与植”在定位之初就不仅仅是传统的“耕读情调”，更暗含了经学与科学的中西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