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福利｜硅谷：追求完美的市场
关注的人，领先不止一步
数字平台的崛起对企业家、用户和工人的生活形成了国家般的主导地位。科技巨头继续像“独裁者”一样统治互联网。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些新的虚拟“国家”，它们的统治者与居民和企业之间正在酝酿什么样的冲突？人们是如何开始反击的？在这种奇怪的新形势下，领土国家及其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些什么？
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经济社会学教授威利·莱顿维塔（Vili Lehdonvirta）在新书《云端帝国：数字平台如何重塑经济与世界》中，探讨了平台经济对我们生活的国家式的统治，并提出了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01
“更加智能”的市场
在线劳动力平台oDesk的创始人察塔罗斯和卡拉曼拉基斯，起初并非为了创建一个“完美市场”，他们只想让远程独立承包变成可能。 他们原先的方案是将远程承包商与客户进行匹配，但这看起来更像是计划经济，因为它需要大批管理人员为工人分配工作。 而他们也很快发现，这种方法的效率太过低下。 相比之下，eBay的“市场模式”在硅谷大获成功，并广受好评。 不久之后，察塔罗斯和卡拉曼拉基斯就将服务转向了“人才市场”，他们把平台改名为Upwork，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建立了最初的市场机制之后，Upwork 的工程师们并未就此止步。随着资源的增长，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查缺补漏，力求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公司聘请了数据科学家，并且像eBay一样，招募了包括约翰·霍顿在内的许多专门从事市场设计的学术经济学家。
图源：Search Engine Land
Upwork团队在对承包商进行工作分配时，也发现了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察塔罗斯和卡拉曼拉基斯的原始系统中，客户可以在网站的数据库中搜索承包商，并根据标准化的工作经历和信誉评级对他们进行评估。这比收集和评估非结构化的简历和推荐信要简单得多，但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客 户往往不知道自己应该寻找哪种类型的承包商。比如为企业更新博客页面的专家是该称作“网页开发者”，还是“内容管理系统开发者”，抑或是“社交媒体战略家”？出现这种问题倒也情有可原，毕竟客户之所以要雇人，就是因为自己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无法对工作进行均衡分配。由于世界各地的客户都注重承包商的个人简介，因此具备良好履历的承包商会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之前很少或者从未在平台上获取工作的承包商，就几乎获得不了任何机会，因为他们的个人简介缺乏实质性的证明。这就导致了“马太效应”，即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这是以数字名誉系统为基础的市场常见的问题：起步时的小小优势会像滚雪球一般，变成名气上的巨大领先，但这并不一定反映了质量的真正差异。
随着 Upwork 资源的增长，公司的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对平台进行了整改，成功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网站开始将一些新员工奉为“新兴之星”，并在搜索结果中优先推荐他们，而不再只是推荐那些履历更长的旧时简历。此外，网站也不会机械地将排名靠前的承包商推荐给输入类似查询内容的雇主。它在推荐方面已经变得更加智能，会根据承包商与工作岗位的“最佳匹配”程度 进行排列，而匹配程度由特定算法确定，这种算法会综合考虑各种数据得分，包括承包商的技能和现有工作量等。
为了防止不知情的工人压低自己的工资，工程师们建立了一套算法，计算每个承包商对每项工作的实际收费。这个“参考价格”用绿色的大字标注在承包商竞价的方框上沿，并给出了算法的说明：“此价格是专门为你和当前的客户计算的，算法是基于你的技能和经验，以及同类工作的现行价格。”
这个全新的“智能”市场仍然允许人们做出价格和匹配的选择，但它也会给出选择的建议。此外，它还会挑选展示的信息，确定信息呈现的顺序，从而影响人们的选择。但这些指示对工人 而言并非总是正确的；工人们抱怨，“参考价格”很多时候高得离谱。但根据经济理论，数据的体量如果足够大，那么算法推荐系统应该比人们自身更加了解选择的好坏。
02
Uber：由算法变成的市场
在巴黎一个下雪的夜晚，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和他的朋友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刚刚参加完一场会议，这会儿正苦恼着打不到出租车。他们最近才卖掉自己的初创公司，所以身上现金充足。但那晚大雪纷飞，很多人都有打车的需求，可街上又没有足够多的出租车。当地政府严格控制着市内运营的出租车数量，虽然政府推出的系统因服务差劲而饱受诟病，但出租车司机却极力反对改变。
据传闻，创立优步的想法最初就是这样诞生的。与Upwork 一样，优步也将劳动力的需求与供应进行匹配，但它匹配的地方不是在互联网，而是在城市中。回到加州后，坎普与他的朋友们很快建立了一款应用程序的原型，卡兰尼克出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款应用于 2011 年在旧金山正式推出，但很快遭到了出租车司机和监管机构的反对。
图源：TechoBlog
在巴黎、旧金山和其他大多数大城市，出租车的价格以及获准在市内工作的出租车数量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监管。这样做是为了让司机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确保在打车需求不高的时候仍然有车可用。不过这也意味着，当打车需求达到高峰时，出租车的供应将难以为继。虽然如此，出租车司机也不会因此提供更好的服务。卡兰尼克将优步这个叫车平台定位为自由市场，以取代腐败的官僚体制，并向监管机构和出租车工会提出了挑战。
卡兰尼克表示，优步推出的解决方案基于“硬核数学”。公司雇用了数百名数学家、工程师和科学家来共同开发系统：我们可以直接在旧金山投放 1 000 辆汽车，但这样我们很快就会破产。我们需要预测实际需求，确保每天固定时段都拥有适当数量的汽车，并让这些汽车及时到位。
车辆的调动和就位需要经济的刺激和推动，比如“峰时定价”——当司机登入软件并到达预测会出现高需求的区域时，他们就能得到相应的奖励。一旦客户下单，平台就会将订单与附近的汽车进行匹配，并向司机的手机发送指示。
到 2013 年，公司已经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并准备再募集数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技术。卡兰尼克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在科学上是必要的，在商业上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利于形成一个主导市场的系统：从数学的角度上看，创造这种优质的体验十分困难，但一旦我们做到了，一旦我们在城市中形成巨大的网络，并且具备极高的效率——搭载时间短、搭载效率高、汽车利用率高——那么其他人就很难进来打破这种局面。
03
完美的市场
在硅谷的技术人员追求更高的效率时，他们也发现，完美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至少在这个市场中，人们无法针对各类事物做出自己的选择。相反，完美的市场成了一种算法，它利用数据代表人们做出选择。eBay率先利用算法来矫正选择过程中存在的明显缺陷；Upwork则更进一步，通过算法告知人们最好的选择；优步最终则承担起中央计划者的角色，利用算法直接帮助人们进行定价和匹配。
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永远不可能像个人选择那样高效，因为做出正确决策所需的所有数据永远不可能“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但如果他是错的呢？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规划人员就试图使用新的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来改善他们的规划。计算机化中央计划的科学那时已经相当成熟，这是一门被称作“控制论”的科学。但苏联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当时的技术还无法完成计算机化中央计划的任务。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最尖端的信息技术是 URAL-4 数字计算机。这是一个占地面积达 200 平方米的庞然大物，需要 18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时操作。它每秒能执行 5 000—6 000 次操作，但据“莫斯科控制论研究所”估计，成功的中央计划每秒至少需要执行 100 万次操作。此外，因为 URAL-4 使用的是穿孔磁带和穿孔卡片，所以它的内存每秒只能读取大约 250 字节的数据。这就意味着，URAL-4 需要花费7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一个月的数据的读取——但机器在其中一个真空管或其他组件失效前，只能运行约 8 小时。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接任斯大林，他对科学和创新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他甚至到访过硅谷，还参观了位于加州圣何塞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研究园区。在任职首相期间，赫鲁晓夫还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名为“计算机技术引入国民经济管理总局”。
1963 年，这个与计算机化有关的新机构，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经济数据处理系统，以促进中央计划。具体操作是将终端安装到工厂和其他企业机构，并将所获数据输入一个由电话线和电视电缆连接的计算机网络。莫斯科的中央计算平台会收集这些数据，并通过计算得出最佳的资源分配方案和定价，最后再将指令传回各个企业机构。这个项目后来被称为“苏联互联网”，并得到了共产党党内高层的支持。另外，当时的苏联还研发了一种功能更为强大，且据说是基于西式半导体技术的新型中央计算机。
图源：BairesDev
但仅仅到了第二年，赫鲁晓夫就被罢免了，取而代之的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改革由此被搁置，“苏联互联网”也被撤销，苏联与西方的技术鸿沟越来越大。最后，中央计划陷入停滞，从此一蹶不振。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于 1966 年启动了阿帕网（ARPANET）项目，开启了西方互联网的建设。半个世纪后，西方的工厂、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携有互联网终端，他们向硅谷的中央计算机传输的数据已不再只有数十亿字节，而是达到了数万亿字节，甚至达到了数千万亿字节。单单谷歌一天收集的数据，就相当于苏联每月收集数据的 400 万倍。为了分析这些数据，硅谷从世界各地雇用了数万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所运行的数据中心，每秒处理的操作不再只有数千或数百万次，它已经可以达到数万亿次。将所有几乎可以想象的数据“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这一想法，如今不仅被证明是可行的，而且是已被付诸行动的。
卡兰尼克之所以声称优步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解决方案，是因为其公司的规划算法似乎能产生与自由市场同等的结果。但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中央计划者和市场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从来都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达到这个结果的方法。双方都希望高效地分配资源，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市场经济学家采用的是“选择”的方法，而苏联人——硅谷也同样如此——采用的则是“计算”的方法。苏联人把他们的计算机化中央计划称为“控制论”，而我们把我们的网络称为“网络空间”。这两个说法都源自古希腊语“kybérnēsis”，其背后的含义是“政府”。
数字平台如何重塑经济与世界
数字平台如何超越国家，我们又该如何重新掌控
《云端帝国》
作者：［英］威利·莱顿维塔（Vili Lehdonvirta）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ISBN：978-7-5001-7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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