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韶/「小明回台」凸显「台湾优先」是防疫重点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记者会:陈时中、陈明通。(图/记者林敬旻摄)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兼副秘书长

面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蔓延恐惧,政府防疫政策与治理模式自然与专业理性前提,然而决策者的理性并非处在真空状态下,而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与政经秩序脉络中」,亦即政策的规划与制订必须受到医疗资源社会氛围、民意需求所制约,这是一种「有限理性抉择」的思维,这也是陆委会日前「小明回台」政策争议关键所在

由于先前中国隐匿讯息维权作法,导致疫情有失控的趋势,再加上对台政策在外交、军事与大外宣等战线上处处流露其文攻武吓的本质,两岸买办在武汉包机中上下其手的作法更让民众看清中共政权的面目,在全球媒体对于北京不负责任且束手无策的防疫政策大加挞伐之际,作为新冠肺炎威胁与中共锐实力攻势的最前缘台湾民众的感受自然最为深刻,当下反中的社会氛围早已超越去年选前的临界值。

中共的统战之所以有恃无恐,蓝营政客、媒体工作者、亲中艺人也扮演见缝插针或穿针引线的功能,一方面替北京主子进行围魏救赵或出口内销的操作,同时也制造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这些现象口罩之乱与各类抢购民生物资的现象中得到解释,这也直接触及民众心中「防疫中国因素」的神经末稍。

▲即使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中国仍连续两日派遣军机绕台。(图/国防部提供)

相对来说,政府防疫政策就是建立在「料敌从宽、抗敌从严」的基础上,意味医疗资源的「能力」与「资源」是政策作为的前提,这意味在「资源有限然而欲望无穷」的困境下,只能寻求多数人尚可妥协接受的「次佳方案」。

为避免恐惧的集体意识下导致市场失灵,或是因为资讯混乱徒增交易成本的现象,国家介入市场进行调控或是介入社会有其必要,此时的各类政治价值与人道考量成为相对性的取舍,这也是政府在口罩限制出口、领取实名制、武汉包机名单的优先顺序以及限制大陆人士来台的基本考量。

这种「有限理性抉择」的思考使得台湾当下的防疫措施不仅守住无社区感染的底线,也是当民众信任政府各类政策的原因。即便蓝营的法律学者始终拿法条咬文嚼字批判政府作为「有损国际形象」,这是对政府治理与国家社会学的错误认知,也是一种典型「完全理性」与低度社会化的表现。

陆委会的提出让陆配子女以专案审查的方式申请返台,自然有其人道考量的理性抉择,主要是这些人的身份为「准国民」,取得中华民国国籍前取得的居留权类似持台湾绿卡的状态,每一年也必须在台居留183天,多数人也在台就学并持有健保卡,在至少六年漫长的移民监的过程中才能成为国民。直白说,在一般状态下这些人本来能入境,只是在政府提升防疫门槛后,因其目前仍属「大陆人士」身份无法回台,因此产生了这个议题的「政治需求」。

所谓的「即日起开放陆配及其子女入境」实为陆委会第一时间语焉不详的结果,造成舆论在当下产生「政策开放」的错误解读,使得「限缩陆配子女权利」的政策初衷成了另类的「不受制约、完全理性」的认知,在民众普遍对「中国因素」充满恐惧、不信任甚至厌恶等负面心理下,这样的人道考量不仅微不足到,甚至是种廉价的政治考量。

面对外界的批判,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试图透过「小明的故事」说明政策的「有限理性」思维,这也是融入「未成年」、「无自主照顾能力」与「父母皆在台」等构成要件的原因,然而在总统防疫优先的定调下与陈时中「选择国籍,就必须承担」的宣示下,这个政策自然暂缓,陆委会也在其官网中提出「虚心检讨」的说明,政府明快的政策调整也是解除政治危机的作法。

在这个政策产出的过程中,直接突显了防疫政策必须坚持「有限理性」的思维,任何决策只能镶嵌在当下的政经情势与民众的集体意识中,这并不意味政府失去了了政治的自主性,而是需要更多的政治沟通技巧与细腻的横向联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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