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年终结算分红，小队会计呜呜大哭

“呜呜呜……呜呜呜……”

刚把年终结算做完，账本、工分本、草稿纸，算盘、钢笔、铅笔，登记社员借账、赊账的大大小小揉皱的、卷曲的纸头小本，喝茶的水罐、茶盅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满桌子堆放着，还没来得及收理，坐在我对面，领着我在他家里做一九七零年年终结算的会计，突然一头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此时已是深夜，又是冬季，气温比较低，有几多的寒意。

寨子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偶尔传来一两声猫头鹰凄厉的啼叫声，被风吹动的大龙竹相互摩擦的嘎嘎声和竹叶、树叶的沙沙声，再有就是会计家竹楼内篾笆墙那边“叭哒叭哒”老牛反刍的咀嚼声，除此之外，万籁俱寂。会计放开喉咙大嚎几声以后转为低声压抑的抽泣，即便这样，他压得很低的哭声，在这竹楼的夜空中还是显得有些震耳。

我坐在他对面，桌上点着两盏马灯，昏暗的灯光，把他裹着棉毯伏在桌上痛哭的身姿，投在他身后的篾笆墙上，那模糊的影子也随着哭声一起一伏。我被这哭声吓住了，连忙欠起身，轻轻拍拍他的肩膀问:“刁板相（刁是傣语叔叔的意思，板相是他的傣语名字）咋个了，哪点儿不好过？”，连问几遍，他都没有回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我如坐针毡，一时无措。

约摸两三分钟后，他才抬起头，用手背抹了抹满脸的眼泪，又抓张废纸擤干鼻涕，才抽噎着对我说:“这个账么不会算了，越算越少，今年十个工分才算得三毛八分几，你们青年（当时傣族都把我们知识青年简称青年）还好，一个人苦了（干活挣工分的意思）一个人吃，我们苦了要养家，有老有小，明年的日子咋个过啊！”，说完又小声地哭了起来，听他这么一说，我语塞，无言以对。

年终结算分红，是我国农村集体化时代农民的大事，上世纪50年代初，农村实行合作化，建立农业生产集体合作社，不几年，合作社这一小集体又合并为大集体，成为人民公社。农民（当时叫“社员”）按集体化组织，听从安排，从事农业生产劳作，并按男女老幼不同劳动量的付出，制定标准，评定、记挂每日所得的劳动工分，逐日逐月累计，作为年终每年一次性分配钱、粮多寡的依据。届时还要将社员平时从所在集体（生产队）获得的少量分配，或是社员平时因生活困难赊用、借用钱、物的零账。

最重要的是社（队）这一农村经济基本核算单位，全年粮食、经济的全部收成和收入，汇入全年总账，进行一次性粮食、钱币、实物的核算和结算。这项工作一般都安排在大春作物收割完毕，一年当中难得的冬闲时节进行。广大农民辛苦劳作一年，也巴望分得钱、粮、物，过个欢喜的农历新年，同时安排、维持好全家老小新的一年的生活，这就是当年农村集体化制度下，对农民个人（家庭）一年一次粮食、钱币、实物的分配原则和办法，称之为“年终结算分红”。

当年下乡插队，我被分配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章凤公社章凤大队顿兴生产队，虽然已经公社化了，但当地民众还是习惯公社化前的叫法，即:陇川县章凤区章凤乡顿兴社。入乡随俗，我们也这样跟随，在与家里父母亲属通信、与同学朋友联系交往时，信函地址都沿用县区乡社这一老的称呼。

顿兴社是个旱傣寨子，一村（寨）即一社（队）。我们知青户十一个男生十四个女生，多数是高一和初三同学，少量是初一、初二的，高一同学又以我们六八届3班的同学为主。全寨男女老少加上我们25名知青才150多人，社员中又有四户、10多人是从保山专区的贫困乡镇，由政府安排搬迁来的汉族人口，当地习惯将这样的人家称为“外来户”，他们在傣族寨子里相对要受气一些。

据当年所知，顿兴社有可栽种水稻的水田670多亩，山林不知究竟有多大面积，只是听说开荒后可种植山地作物的旱地就有2000多亩，寨子周边及所属山地，竹林、树林，郁郁葱葱，植被相当不错。这样算下来，人均享有的田、地、山林面积相当可观，与内地农村人均只有几分田（地）相比，算得上是捧着个“金钵头”了。那时内地农村人多地少，耕作技术精细成熟，都是“一年两熟”，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年三熟”。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相比，地广人稀，农业耕作技术相对落后、粗放，粮食栽种基本是“一年一熟”，只栽种一茬单一的大春作物，也就是水稻，虽然品种优良，米质好，但产量不高。因而，当地民众来年肚子的饥饱也就只有这唯一的期盼。

我们1969年2月6日离开昆明，11日到达陇川县城，12日分配，13日社员把我们接进寨子“安家落户”。那年春节来得晚，16日才是年初一，安顿下来后，年初四社长就安排我们跟着社员出工，学习驾驭耕牛犁田，好在中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中，有每年两次到昆明近郊“三同劳动”锻炼学习的基础，到这儿插队落户后，学习当地的农业劳动技能，进入情况是比较快的。初一的同学适应得稍慢一点，但大家都舍得出力，肯学肯干，不几日都学会了，而且干得不赖。

插队第一年由于有政府给的安置费和商品粮，对劳动工分与自己来年生活的关系，仅停留在对这一名词肤浅理解的层面上，还没品尝到“小锅是铁打的”其中之滋味，因此六九年这一年在外五县“步行大串联”，玩的时间多，不像当地村民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复一日为自己家庭来年的生活辛苦劳作。

时间流逝得很快，年底，粮食入库后，大概是12月中旬，一天，社长对我说:“社上（社干部班子）研究了，你去帮着会计搞年终结算分红”，当时也没有细想，二话没说到会计板相家，在他的指挥、指导下，摆开摊子，集中所有相关资料，数据，和他一道，没日没夜，用三天时间完成了1969年的年终结算。

在按政策、指标完成了上缴公粮，交售余粮，留足来年籽种，按比例留够集体公益粮，公积金，五保户口粮等等集体财物后，每十个工分分值为人民币4角2分几厘。按人口分全劳力、半劳力、小孩老人不同档次分发口粮。知青都是进款户，只是多少不一。社员中，有的家中劳动力不足、小孩多或丧失劳力老人多的家庭，成了欠款户。

记得当年全劳力可分得20多箩谷子，（33市斤一箩）。会计说大家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少了，钱也少了（摊薄效应）。笔者在扣除口粮款以及平时分给的副食、菜蔬、水果、烧柴等物品折款后，分到现金20元多一点，在本寨子知青中排前几名。这时，手中就那么几百斤原粮、20多元钱，要维持一年的生活，对于从昆明走出校门，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刚满20岁的我来说，心中没底了。但当时还没有真正感受到当地农民生活的艰辛，以及在那个时代，束缚于那块土地、指盼于那块土地生存而产生的无望、困苦。当年分红后寨子里生活平平静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翻过七零年，因为要面对严酷的生活现实，整个知青群基本收敛了到处游玩的“野心”，绝大多数知青开始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投入到农业生产劳动之中，为自己下一年的生计挥洒汗水，一定程度上端正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态度，与寨子里傣族社员们的关系也比上一年更为融洽，他们也近一步认可、接受了我们。

面对艰辛的生活，我们产生了许多想法:不知到这里插队落户，长年的农业生产劳动何时是个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到何年何月。而且年龄已经二十多岁，不由得不考虑一些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实际问题。老实说，多数知青并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心理准备和打算，总盼望着有招工回城的一天。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班六七个男生，饭后在一块儿议论聊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约定:如果三年后不见招工调动，到瑞丽去上门，那儿水傣小卜少漂亮水灵，入赘做个上门女婿，了却后半生。虽是玩笑之话，不一定当得了真，但也反应出那时大家的思想并不稳定，心中无底，也应该是当年一部分知青中的一种思潮。现在回想，倘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一直像那样下去，知青也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要成家，要建房，要立业，要面对许许多多实际的生活问题；昆明家中的父母也到了垂暮之年，身边亟须有子女料理生活，照顾病体。

到那时，真不知道在知青群中，在当地，甚或昆明，将会演绎出多少不可知、不可想象的事情，其中不乏闹剧、悲剧，将会耗费掉无数的社会资本。谁也没料到，下乡两年半的时候，政府开始对保山、德宏插队的昆明知青招工回城，无形中化解了这一不可知，很有可能出现的危机。事后这样分析，不算是耸人听闻吧。

生活日复一日，转眼到了七零年年底，粮食入库后，社长又给我说:“今年你还是去帮着会计搞年终结算！”。我们知青群这时明白了社长的用意，这么做是让知青也参与到社队的管理工作之中，拿当时的话来说，应该叫作财务公开吧。这也应该是当年相关部门对知青工作的一个政策性安排。于是像六九年年底那样，我又在会计的领导和指导下，在他家里，两人又是忙了整整三天，结算完毕后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从那以后，几十年来，每当想起这事，会计那满脸泪痕，沙哑凄凉的哭声和诉说，总在我眼前耳畔重现迴响，萦绕不散，难以忘怀。

民以食为天，这是当年作为知青，在边疆农村的生活中，从书本到现实深切体会到的一个方面。农村的一切运作都围绕着“粮食”这两个字展开，什么交公粮、卖余粮、分口粮、社里留足公益粮；广播、报纸、文件宣传的、讲的都是什么“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平时半稀半干”等等有关粮食、吃饭的事。农民辛苦一年，最关注的事也是能分到多少口粮，其次才是现金钱币。

在当地，粮食也是一种变像的货币，在集市上，可以用粮食私下交换其他农副产品（那时不允许粮食私自上市交易），寨子里有个红白喜事，多数人没有钱，都可以送米上门，以表示对事主家的一番心意。当年把我们接进寨子的政治社长，是个党员，我理解是负责寨子里政治思想工作的，大概是党小组长之类吧，但实际上好像也没做多少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分红时却还有一定的补贴。感觉那时政治挂帅，连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都要设立这么一个职务。在接我们的路上，他说，顿兴寨子的工分值（指十个工分）是三块多，让我们都喜滋滋的，结果年底分红下来，落差很大，感觉很灰心，初次品尝到了步入社会，独立生活的艰辛。

知青下乡插队落户，政府虽然做了宣传动员，不见得当地民众人人都能接受，二十几个知青进到寨子，打破了村民们平日平静的生活。在他们眼里，一下子从省城来了那么多个吃饭的，这些人干活行不行尚不可知，到年底必然要摊薄他们分红的这个“饼子”，民众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看法，暗地里湧动着一种不稳定的思潮。无怪乎当年我们多数知青拼死拼活地卖力干活，总有几个村民不认同，横挑鼻子竖挑眼，说我们是来“抢工分”的。

平时一起劳动，闲聊中听他们说，现在栽卫生田了（指牛粪不下大田）。栽秧后也没有认真组织安排劳力铲埂、包埂、薅秧、除草，做中耕田间管理工作，而且水田没有做到满栽满插，抛荒二三十亩。山地作物栽种粗放，花生、甘蔗、土瓜、菠萝、香茅草栽种后管理也不到位，产量不高，影响副业收入。除了栽秧、收割大忙之际，平时出工懒懒散散，铓锣敲过三遍，才七前八后走出家门，慢慢走向田地，干不了多会儿，又收工回家。

十月中旬开镰收割，抛撒也大，粮食入库前浪费在田里不少，大家也不觉心疼。隐隐约约感觉好像没有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家都在“混工分”。七零年分红以后，寨子里一位专司放牛的老人上吊自杀，记忆中，好像就是会计的父亲，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十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农村实施改革，说明了此前农村集体化吃大锅饭的弊端，而知青下乡也给当地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那时大家心中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

当年知青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插队落户，正值文革期间，经济总体下滑，从社会基本层面上来说，我们去那儿，实际上并没有为当地社会、民众创造了多大的经济价值、社会财富，也谈不上促进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通过劳动养活自己都很困难，辛苦一年下来仅仅挣够了自己的口粮。社（队）粮食总产、微乎其微的一点副业，都没有显现出知青的劳动价值。傣族是一个心地十分善良的民族，平日里不会主动伤害旁人。说难听点，我们是去当地民众碗里分食，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而他们却以博大无私的胸怀接纳我们，教给我们生活、生产的基本常识，养活了我们，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再教育。

会计那天夜里的痛哭，包含了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内涵，有愤懑、有无望、有委屈、有无奈等等。寨子里的社队干部，他们肩负着十分艰辛沉重的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还有一百多人的生计，上面千条线，到他们这里就是一根针，夹在上级和村民之间，矛盾都汇集在他们这里，什么苦都得吃，什么气都得受，身心俱疲。

他们还要做通社员的思想工作，接纳我们，帮助我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学习、学会自己养活自己。此前，六九年国庆节，社长英相，身穿新衣服(平日省吃俭用，一年才能添置一套)，喝醉酒，在牛粪堆上打滚，浑身弄得一塌糊涂，一声声傣语的哭诉我们也听不懂，谁都劝阻不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是在倾吐心中的苦水。我们看着、听着，也很觉心酸和同情。他们身苦，心更苦。笔者自那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逐渐悟懂会计那一声痛嚎和社长哭诉的含义。感觉我们知青当年有负于当地的民众。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那时在边疆农村的生活，百感交集，真该从心底对当年接纳我们、养活我们的所有边疆农村的亲人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1996年春节工作之便带女儿回到顿兴寨，与几位村民合影，上图自右向左 英相(社长) 甩相(副社长) 本人、本人的女儿、板相(会计，文中描述人物)、伢牟哏(当年最关心知青的村民之一)

作者：徐尔生 （昆明高中六八届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