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民进党打认知战 作贼喊抓贼
民进党宣传能力高强，在野时批斗政府施政，制造反中情绪，让人民仇视国民党，同时宣扬自己爱台湾、护主权，靠着弥天盖地的认知作战取得政权；执政后更利用国家资源，大大提升认知作战能量，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明里暗里的交叉火网，打造出强大的认知作战能力，几乎攻无不克。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耽溺于认知作战的政党，自己打人却大喊救人，指控中共对台进行「隐密的大规模认知作战」，宣称要「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干预」，「确保国家安全及社会安定」，因而广布法网，修订「国安五法」后犹感不足，又增订《反渗透法》，现在又说《反渗透法》执行功效不彰，必须修得更严密、更严峻。
媒体报导，国安单位认为，红色渗透早已深入台湾各阶层及领域，包括政治参与及媒体资讯的渗透、关键技术窃密等，透过散布虚假讯息，对台展开认知作战，因此《反渗透法》适用范围有必要扩充至各领域，应对「受中共境外势力指示散布不实讯息」加重刑责。当局责成相关机关与立法院民进党团沟通协调，再决定由党团或政府部门提出修正草案。
民进党在2020大选前夕，以防卫民主为理由，动员全党力量制订《反渗透法》，但施行至今并未查出任何受渗透源指使而配合行事的案例，显示制定法律的动机是政治性考量，才会赶在总统大选前仓促立法，不惜违背程序正义，只办一次公听会就跳过委员会讨论，迳付二读并草率三读通过。事实证明，《反渗透法》的真正目的是制造肃杀气氛，掩护民进党的反中竞选策略。
《反渗透法》从制法到施行公告实行，学者、台商组织与社会各方人士抗议不断，主要就是其中的定义争议太大，且含糊之处所在多有。例如《反渗透法》第二条规定，对「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来源」之定义为「敌对势力设立或实质控制之各类组织、机构、团体或其派遣之人」。但大陆学者、官员基本都是共产党员，符合「敌对势力派遣之人」的标准，依法与这些人接触的台湾人都符合「被渗透」要件，都可以入罪，这不是实质禁止两岸交流吗？
又如《反渗透法》中明定「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但何谓「指示、委托或资助」，解释的弹性范围很大，可以阻绝台湾各类人士与对岸交流，也可以基于政治目的任意入人于罪；若要修法，应是针对这些法义不明与过度严苛之处调整改善，而非在模糊之处添加模糊，在严厉之上益增严峻。
民进党政府对于各方疑虑充耳不闻，辩称没有犯法就毋须担心，殊不知人民面对严刑峻法及公权力必然心存恐惧，万一遭到侦办，即使最后不起诉，但一连串的司法调查、侦办、跑法院就被整惨了，为了避免麻烦，避免被栽赃诬蔑，自然而然会严于自我审查，由此而产生的寒蝉效应与两岸民间交流的障碍显而易见，无疑是对自由、人权的潜在伤害，与民主的进一步倒退。
王炳忠等被控触犯《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台北地院认为主张统一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其行为对国家安全没有明显且立即的具体危险，判决无罪。2020大选前，民进党政府大张旗鼓指控香港商人向心夫妇涉共谍案，台北地检署历经1年多却查无实据，只得改以「洗钱罪」起诉，连续两个炮制的「共谍案」糗遭打脸，可见立法过度宽松对人权的伤害。
明年又要选举，民进党食髓知味，又要修法。这次修法的重点仍然紧扣资讯战与认知战，矛头对准异议媒体与特定立场人士，企图以严刑峻法威吓他们，藉规范行为的扩大与罚则更严厉产生寒蝉效应；压制他们的传播行为，消除一切可能的「杂音」，让民进党的认知战更得心应手。
检视《反渗透法》原有条文及拟增修条文，最大问题是对于渗透源和违法行为的界定太过模糊，留下太大的罗织空间，行政机关及法院可以轻易陷人与媒体于不义。号称民主的台湾，却不断自我侵蚀民主的根基，还有什么资格嘲笑大陆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