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专栏：廖元豪》民主内战，如何讲理？

美国总统川普。（新华社资料照片）

从台湾解严至今，政治冲突与社会对立从未停止。在解严当下，我们都相信，民主国家不怕对立与冲突，因为民主程序可以化解冲突，调和对立，让不同的利益与声音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求取平衡。然而，在民主化30年之后，我们却在最近发现对立只有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无法调和。之前是双方互砍铜像，现在是相互泼漆。明明台湾的言论环境超级自由，各种意见都可以透过合法不伤人的方式表达，为什么还要这样激烈？无论是电视或网路的意见，都远较10年前更多样、多量，可是相互攻讦的刻薄与恨意，却超过沟通谅解。这是怎么回事？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世代。美国青年近年来的抗争模式愈发激烈。而自从川普当选后，各个号称「自由派」的大学，更是陆续发生在校园里杯葛「保守派」人士演说发言，甚至以暴力方式攻击，造成误伤。为什么连以往最支持言论自由、少数发声的「自由派」现在却如此无法容忍呢？如果在自由派为主的校园，就可以镇压保守派的话语，完全遏止他们发声，那在保守派为主的场域里，是否也可以做同样的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这是不同时代理解世界的模式与方法所致。他自己在1980年代走入成年。在那个时代，「共识」是：相互对抗的部落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类发展的自由民主体系现在已经超越部落主义。理性、同情、妥协可以克制粗鲁的暴力，而且在那个年代，人们「假设」大家虽有许多差异，但都想追求相同目标（社会不平等，但大家都希望经济阶级流动；种族主义尚存，但多数人共识是我们应该以个人能力而非肤色判断）。在这种思维下，一切的差异与对立被认为是「错误」。而「错误论」认为社会问题出在无能或错误，而非恶意，因此可借由理性和辩论来纠正错误，找出正确的方向。

然而19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青年，是用不同的态度来看世界的。种族问题被看成是纯粹的结构压迫，理性更被「观点─位置」论所取代。人们不问理由，而是问你到底是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或跨性别的墨西哥裔人…身分决定了观点与论点。个人理性几乎全被化约为群体身分认同。社会当然就是各个部落对战。这就是所谓的「冲突论」。在「冲突论」之下，社会问题不是出于错误，而是压迫与恶意。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只剩下一个：打倒压迫者！而热情当然远比理性重要，因为热情才能动员力量，理性只会削弱热情行动的动机。

布鲁克斯认为，对于笃信「冲突论」的人，人类历史的正反两面镜子可以瞧瞧：一个是各国充满激情的革命（这是「打倒邪恶」的最高点了吧），从法国、俄国、中国，都是血流成河，你真的要吗？另一个则是看看美国先人留下来的宪政主义—或许我们讨厌律师，但法治总是美好的，它证明了我们真的可以克服部落主义与赤裸裸的权力。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解释台湾的冲突。布鲁克斯所说美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也是台湾刚刚解严时，多数民众（包括笔者）的乐观信仰。但到了今日，各方都只把「对方」当成敌人，把彼此的差异视为你死我活的内战，那当然无法沟通或妥协。要辩论、对话，也只会出现一堆硬拗的说词与羞辱对方的酸言酸语。因为这是战争，讲什么道理？嘴里冒出来的每一句话，键盘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战」。你都不能看文字的表面意义，而要看看是谁说的，想想他背后有什么战略战术意义。在这里，没有「言论的自由市场」，因为言论只是作为子弹的代用品。30年前甫解严时，对民主自由的乐观，今日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