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无用 是对已掌握国家机器者

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左岸文化）

虽然余岩的前两项论点只是重述他先前对中医理论的抨击，但他这次的论述却高举具有目的论的医学发展观。如同他在提案开头所写的：「况在今日，治疗医学进而为预防医学，个体医学进而为社会医学，个人对象进而为群众对象。」此外，由于他认定以「群众」为对象是医学演进的方向，医学发展便势必要结合科学医学知识与现代政治理论。余岩的主张显得颇具说服力，因为他陈述的正是西医师们为了建立国家与西医之间的连结而致力推行的策略。

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三项论点开始看起，这也是他提出的第一个新论点，其中断定中医在因应「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这一点上全然无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余岩试图证明中医「无用」，他还是避免明确否认中医治疗个别病患的疗效。如同第四章探讨过的，他曾经自问自答「中医的学问，是无根的草木，是靠不住，何以也会医好病」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四项详尽的解释说明为何中医能医得好病。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余岩和西医师们都极力反对从治愈个别病患的效果这个角度来评价中西医的优劣，因为这正是余岩以为落伍的「个体医学」的决定性特征。

在余岩眼中，中医的无用之处在于「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问焉。」不过，何谓「有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评估的人。在余岩和其他西医师的眼中，「调查死因」与「勘定病类」无比重要，因为他们负有建立「国家生命统计数据」的责任。这种特定资讯主要是对国家医政官僚有用，也只有他们能够取用。说「中医无用」，是对已掌握国家机器的他们而言「无用」。

余岩的第四个论点声称，中医不仅对医学行政无用，更糟的是，对于努力使民众「思想科学化」的政府而言，更构成巨大的障碍。毫不意外地，余岩大力抨击中医不符现代科学的理论，像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而宣称这些理论导致民众抗拒传染病防治与细菌学说。鉴于中医师在满洲鼠疫时的表现，余岩论述这点时当然有理由义正辞严。为了正当化政府行使「四千年来未经见之极惨忍政策」，国家有强烈动机与西医联手垄断一切具有合法性的医学知识。用余岩的话来说，这种排他性的垄断就叫做「民众思想之科学化」。

第三与第四个论点体现了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称的「国家的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 of the state）。在西医师进占国家医学官员的位置之前，他们对疾病分类与死因的观点只是医学领域里许多相互竞逐的观点之一而已。但等到国家根据他们的知识颁布一系列的法规定后，西医即可不战而胜，因为此后国家运作的规范中已经内建了他们的知识，像是标准化后的疾病与死因分类。从此之后，中医对抗的就不再只是另一种医学知识传统了，而是国家认可的官方知识。很自然地，对国家而言，中医不但显得无用，更变成了「医事卫生之障碍」。

西医师没有与中医师进行任何深入辩论，就成功转变了医学事业的重点事项、重新界定了医学问题的优先顺序，并且把他们的学理转变为国家的官方知识。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借着余岩所谓的「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而形成的结盟。在这两者联盟的威胁之下，中医领导者旋即理解，中医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当有政治之眼光」。（四之二；摘自《非驴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