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七杯茶” 一本新书的后记；“小圩”和“大圩”的往事；叶圣陶、巴金的友谊…
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 有感于思 ·
一本新书的后记
文/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即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经典的炼成》是我一本没有计划好的书，因此就多了一点意外之喜。
很多时候，文章都是编辑催逼出来的，当时觉得很有压力，甚至有烦扰之感，事后又觉得很是畅快，满怀谢意。可能很多书都是这样诞生的，在我却是第一次经历。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我，那真是熟悉得不单是人、就连单位招牌都感觉很亲切。十余年来，我有过多次机会参加到出版社的各类活动当中。但是，很惭愧我还没有成为“十月”的作者。
韩敬群是老友，近年来每次见面几乎都会提到约稿，我总是笑而不答。一是自己确实也拿不出像样的书稿，二是隐约中也觉得，这不过是一种热情的礼貌用语，可以不完全当真的。但敬群的说法越来越具体，我就必须认真对待了。
请从事文学的人来谈经典，我觉得这是个好选题、好策划。北京出版界向来有这样的传统，“大家小书”就是坚持了多年的品牌，常给人带来阅读的欣喜与满足。
敬群约我撰写一本关于鲁迅的书，我虽然觉得颇有难度，但又很为这样的选题策划感到高兴。无论我是不是这个选题最恰切的作者，都很愿意为此尽力。
以讲述的而不是讲课的方式谈鲁迅，既不是高头讲章式的玄论，又不做没有出处的渲染式讲解，这很难，但很必要。我想以一种自己认定的方法完成这任务。既谈鲁迅的思想，也谈鲁迅的生平；既讲鲁迅的思想，也谈鲁迅的作品。
凡论都要有出处，要严谨、扎实、可信，但行文又力避生涩、高深。我不知道这算什么文体，别人会认为这是什么文体，学术随笔也罢，甚至就是某种散文也罢，都没有关系。只要能让更多读者走近鲁迅，走进鲁迅的人生世界和作品世界，就值得去做。
· 顽童忆往 ·
“小圩”和“大圩”
文/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老家是长江边的“圩区”，通常由一条数十米高的“大圩埂”分出大圩和小圩。“小圩”紧靠长江，主要是旱地，“大圩埂”以内的“大圩”则是水田。绝大多数人家住在大圩。
在小圩旱地，“小鬼”们能做不少事，比如学大人的样子捡棉花，掰玉米，或者在大人挖松的花生或红薯地里捡花生或红薯。
初学乍练，免不了闹笑话。我总以为“捡棉花”就是跟在妈妈后面，爬在一人多高的棉花树底下，捡拾掉在地上的棉花。一垄棉花捡到头，大人们收获好几口袋，我却只捡到一小把。
掰玉米也有诀窍，如果不是先剥开玉米的包衣，左手稳住玉米秆，右手以适当劲道果断掰下，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容易将玉米秆弄断。
做这些活计，妈妈肯带着我。省得把我放在家里，奶奶管不住，就又去玩水了。
站在大圩埂上，小圩里花色极为丰富的旱地作物尽收眼底，顿时让人心旷神怡。走下大圩埂，那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浪不用说了，间种的芝麻开了花，黄豆结出饱满的豆荚，红薯和花生的藤蔓相互纠缠，无不令人喜爱。就是钻到棉花和玉米下面，热得浑身是汗，也很开心。
红薯和花生多半种在“小圩埂”旁边，或“小圩埂”外面的沙地上。等到收获红薯、花生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浩浩荡荡默默东去的长江，以及长江对岸那些神秘的村庄。
· 拒绝流行 ·
是“立规矩”还是霸凌？
文/曹林[北京评论员、教授]
真的，你们精致到、脆弱到、蛮霸到连1岁孩子的啼哭都不能容忍了吗？这是我看到这条让人火冒三丈的新闻时，从火中同时迸出的评论。
新闻大家都看到了，视频也是当事人自己发的，他们可能还把自己当成了旅途中乐于助人、帮人育儿的英雄，还等着发出视频后大家点赞。
当事人发视频称：奶奶带着一岁多大的孙女乘飞机，孩子哭闹不止。很多人用纸巾堵住耳朵，还有人到后排躲清净。大家“抗议”收效甚微，于是她和另外一个阿姨，把孩子从奶奶手里抱过来，抱到飞机厕所里“立规矩”：
你什么时候连续3分钟没有哭，就什么时候带你出去找奶奶。事后，孩子2个多小时都没哭，后来还一起吃早餐一起开心。
这是当事人自诩为“好人好事”的描述，可激起了公众的愤怒，把这么小的孩子从亲人手中抱走，关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让两个陌生人“立规矩”，这会让孩子多么恐惧！
将心比心，将一个1岁多的孩子这么抱走、关闭、教训，不就是一种虐待吗？是的，公共空间的孩子哭闹会让人烦躁，但这是孩子的本能，对这种无法避免的哭闹，保持某种容忍、耐心和“善意的忽略”，是一个社会应有的善良。
1岁左右的孩子，怎么“立规矩”？哭闹是他们的本能，警察把你抓走，不哭才让见奶奶，以这种恐吓的方式禁绝他们的哭闹，是“存成年人的天理，灭未成年人的人欲”，是显然的虐待。
难怪有人说，上次看到这样的情况，还是校园霸凌。感觉没错，这不就是一种霸凌？
我们的公共交通空间，对孩子的包容度似乎越来越低，所谓“权利意识”“权界意识”增加，那种权利和权界，只是成年人角度的权界，没有给未成年人特别是孩童留下空间。
上述无耻的“立规矩”，对于飞机上的人，只是旅途的一个小插曲，但对于一个孩子，童年的伤害，密闭厕所中被陌生人训话的可怕经历，可能影响一辈子。
· 有稽之谈 ·
“双商”在线
文/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说到运动员，仍有不少人对他们有刻板印象，认为运动员就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其实不然，现代竞技体育对运动员的智商要求都很高，尤其是拿到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都是很聪明的人。
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是更快、更高、更强，如今又加上更团结，因此对运动员的情商要求不低。现代体育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体育比赛，还是彰显综合国力和文化输出的体育外交。
就拿巴黎奥运会上的中国运动员来说，夺得网球女单冠军的郑钦文的赛后采访堪称教科书，不仅表述流畅得当，而且满满的家国情怀。而且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还能使用流利的英语。
自由泳100米冠军潘展乐的答记者问也是智商、情商“双商”在线。这表明一方面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则体现我国运动员综合素质的提高，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
反观体育记者，有的还不如运动员，采访运动员时不仅不够专业，而且尽提些八卦无聊的问题，显得智商和情商都不在线。体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运动员的努力，体育记者的水平也要相应提高。
· 昙花的话 ·
海龟爱心站
文/尤今[新加坡作家]
在这所宽敞的茅屋内，几只体型巨大的海龟在一个巨型的水缸里游来游去——它们都是伤龟和病龟，被义工从沙滩捡回来救治的。
在贝宁的濒海城市大波波，有个成立了23年的志愿团体，通过“海龟爱心站”，专事保护海龟，16名义工多年来拯救了不计其数的海龟。
过去，海龟和海龟蛋都是被当地居民吃掉的。海龟肉味美、海龟蛋滋补，因此，他们常常在夜晚守在沙滩上，等待海龟上岸产卵。
海龟历尽艰辛地完成任务后，把卵埋在沙坑里，疲惫地爬向大海，这时，他们便会追捕海龟，再扒开沙坑，取走龟蛋。回家后，食龟肉、吃龟蛋。
义工们在每年九月到次年三月的海龟产卵期，会排好时间表，轮番在沙滩上巡逻，一看到雌性海龟蹒跚地爬上岸来，他们便彻夜守护。
海龟通常会在沙滩上用前肢挖出一个深度与体积相当的大坑，伏在坑内产卵。产毕，以沙覆盖，再爬向大海。当海龟安全回返海中后，义工便快手快脚地把龟蛋转移到一个特定的沙坑里，确保蛋的安全。
蛋孵化成小龟后，义工用小鱼饲养它们一两个星期，然后，再把它们放归大海，让它们培养自行觅食的能力。然而，好些海龟却因为吞入人类抛进海里的塑料袋而死。
从去年开始，“海龟爱心站”定期邀请学生前来了解海龟生态，有义工语重心长地说：“环保意识，应该自小灌输。”
· 不知不觉 ·
叶圣陶、巴金的一生友谊
文/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收获》杂志2024年第五期，以《叶圣陶巴金书简》来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
这个纪念专辑收录了他们的往来书简22封，同时刊发了信件的手迹及照片，许多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第一封是叶圣陶1947年2月2日致巴金的信，市立剧专在戏剧节要举办展览，他向巴金借取曹禺的原稿。
巴金先生曾经深情讲述他与叶圣陶先生一生的友情和信任，他写道：“这样的老师我也有不只一位，而叶圣老还是我的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我还说过他是我的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
辗转了多本杂志，叶圣陶先生都是巴金先生的责任编辑，1949年解放，叶圣老他们从香港到了北方，当时有人传说巴金去了台湾，他很着急，写信向黄裳打听。几个月后巴金先生去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两人紧紧握手。
他们的友谊穿越了漫长的岁月，在书信中，他们交谈阅读彼此文集和新作的感受，文坛老友的情况，关切询问对方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在隔绝音讯的一段时期之后，思念之情尤为深刻。
1974年1月11日的信中，叶圣陶遗憾地写道：“七一年及去年，我皆尝到沪小住，思欲访晤，终成虚愿。”原来，1973年5月，叶圣陶跟统战部组织的民主人士到江南参观，到上海的那天晚上，听说周予同、丰子恺、巴金三位先生的问题已经弄清楚，提出想去看看他们，但一个星期后得到答复，说予同先生家可以去，其他就被拒绝了。
而巴金先生也曾撰文记录了这件事：“‘文革’期间叶圣老得到解放之后，到上海来要求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他仍然为我的安全担心。据说徐景贤说我是‘反革命’不给见，好像丰子恺先生也不能出来，他就只见到周予同教授，但已经双目失明，瘫痪在床……他的心情我很了解，他后来不曾对我讲过什么，他把一切都咽在肚里了。但是他在上海知道了一个事实：他要看望的人还活着。”（巴金《我的责任编辑》）
《叶圣陶巴金书简》最后收录的是1984年4月12日叶圣陶的诗。那时叶圣陶因为胆病住院开刀，巴金托友人送花慰问，叶圣陶以诗答谢。专辑还收录了1985年春天，两位老人在北京欢笑畅谈的照片，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责任编辑和写作者之间的温暖情谊和理解，会成为怎样的力量，他们两位先生做了很好的诠释。
· 随手拍 ·
三见蜻蜓
图/文 黄光月
8月19日，中元节前一天晚上，当我打开洗衣房灯的时候，看到玻璃墙外面盆栽的“龙吐珠”花枝上停着一只蜻蜓，我赶紧拿起手机走到室外把它拍了下来。
这是我第三次在中元节前后拍到蜻蜓了，前两次分别是在2021年和2022年中元节当天，而且两次都是在院子里的同一棵石榴树上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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