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農心聲：給養豬產業一個能相信的未來

此次因非洲猪瘟，禁止饲料喂猪、禁宰禁运，让全台猪农都受到影响，但他们的日常工作仍照常进行。 图片提供╱陈柏吟

【撰文／丰年编辑部】

厨余未妥善处理乱丢恐成防疫问题

新北市养猪协会理事长黄靖文

撰文／洪与成　摄影／马雨辰

新北市养猪协会理事长黄靖文在淡水养猪，家族经营黑猪场近50年，现饲养约1,000头猪，并在辅导转型下升级成高床水帘式猪舍。多年来，黄靖文的猪场以厨余喂猪为主要方式，他说：「吃厨余是习惯，吃饲料营养不够！」非洲猪瘟爆发后，政府禁止厨余养猪，黄靖文说，「改喂饲料后成本大幅增加，一天的饲料费约2～3万元，若使用厨余仅需支付蒸煮费5,000元，约是饲料费的五分之一。黑猪每日食量约25～30公斤，考量成本，目前饲料喂养难以像过去那样让猪只吃到饱，猪只出现营养不足的状况。」

黄靖文的厨余来源多来自学校、军营、餐厅，对他而言，喂猪不只是成本问题，也是一种互助互惠：「想想看，如果我一天没去载中小学的厨余，中小学会怎样？学生家长看到，后果的严重性会多大。」除猪农外，对餐厅业者也是冲击，他如果没帮忙收厨余，估计餐厅每个月要花6万元请清洁公司回收。他坦言，猪农协助处理厨余的角色消失，对人口基数大、厨余量多的双北地区而言，将面临更大的去化压力，若缺乏配套措施直接禁止，导致厨余被乱丢，老鼠、野鸟可能带着病毒四处传播，这是他最担心的防疫问题。

黄靖文强调，厨余养猪本身并非疫情破口，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加热，「以科学根据来讲，90℃高温加热1个小时，非洲猪瘟病毒就会被杀死，为什么不能喂厨余？」这次确诊案例的猪场因为没有蒸煮而染病，但同批厨余送到另一场有蒸煮的猪场后，猪只则安然无恙。对于私自违规喂厨余的业者，他直言是投机取巧，应依规加重处置，「防疫是全国的，不是个人的事情！」

黄靖文认为，环境部先前提出加装温度监控设备、落实厨余蒸煮，可作为恢复使用厨余的配套措施，并要求猪农遵守相关条件以确保安全。目前农业部规画实施全面禁喂厨余，他认为应提供猪农转型辅导，包括黑猪农改养白猪，或使用成本与营养相近的替代饲料，以降低政策带来的冲击。

水帘式猪舍的基本设施是在畜舍一端设置帘幕，让水均匀扩散并引入新鲜空气。

政府应该扛起厨余源头管理责任

养猪协会副理事长李当期

撰文／洪与成　图片提供／李当期

曾获得百大青农肯定、饲养黑猪的养猪协会副理事长李当期表示，在疫情升温后，厨余喂猪喊停，但许多猪农仍然要像从前一样载送厨余，只是目的地从自家猪舍变成焚化炉。

李当期饲养的黑猪，比白猪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上市，却未必能卖到更高的价格。因此，长年以厨余作为黑猪主要饲料，成了许多黑猪农维持生计的方式。「黑猪养到上市约比白猪多1倍时间，如果厨余禁掉，黑猪产业一定会变得非常稀少。」传出非洲猪瘟病例、全面停喂厨余之后，新北、桃园、屏东这些黑猪重镇的猪农，都在等政策明朗，目前虽然已朝着禁用厨余养猪的方向前进，但对于原本使用厨余养猪的猪农而言，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李当期认为，就算禁止厨余喂猪，厨余处理的问题仍无法解决。他分享禁喂厨余后，他协助清运厨余的实况：厨余内大量汤汁含盐量高、油水分离困难，直接焚烧会伤害设备、增加维修频率，甚至产生戴奥辛等毒素，焚化厂常因此拒收，也都会要求猪农先把汤水沥干再送来处理。「但要去哪里沥干？谁来处理那堆汤汁？学校或团膳没办法自行处理。」如此一来，厨余只能请对方委请清洁业者协助处理。

禁喂厨余后，黑猪若改吃饲料，也不是换饲料这么简单，由于液态食物和固态食物的设备不同，连猪舍内部的设施都需要更改。李当期说明，过去为符合蒸煮规定，有些猪农投入百万元以上兴建蒸煮设备，「一个蒸煮锅大概要160万元，但一禁厨余，锅子就变废铁。现在废铁1公斤才7元。这些损失算谁的？」因此，若政策最终确定全面禁喂厨余，政府也必须规画补助；若是未来要重新开放厨余养猪，也应协助提供设备改善补助，减轻产业冲击。「厨余是全体社会共同产生的，怎么会叫猪农自己承担所有风险？政府必须出来负起责任为民把关！」

改用饲料后成本大增4成

宜兰县「广福田牧场」场主谢志明

撰文／吴櫂暄　图片提供／谢志明

广福田牧场负责人谢志明说，他的牧场现饲养约1,700头白猪，过去采用厨余与饲料兼养的方式。禁令实施后，只能改用全饲料饲养，导致成本大幅上升。他计算：「以前1个月成本约70～80万，现在增加到110万左右，多了大约4成。」场内原本设有蒸煮设备，可自行蒸煮厨余，但随着禁令实施，设备也无法挪作它用，只能闲置。

禁运期结束后，牧场仍在消化先前禁运期间未能出场的猪只，正在缓慢减少饲养空间的压力。地方政府派员稽查、宣导消毒，地方公所也发放消毒水给猪农使用，协助防止疫情扩散。对于厨余猪与饲料猪的肉质差异，谢志明认为，关键在于饲养时间与熟成度，而非喂养来源。「猪养得久，风味会更明显，皮下脂肪与肌间脂肪也会随着饲养天数增加，但不一定与厨余或饲料直接相关。」

谢志明从2012年承接别人的猪场后开始养猪，这次非洲猪瘟禁用厨余，少了蒸煮和厨余处理的时间，工作量降低不少。但因为厨余禁令，地方环保局也委托他协助载运厨余至焚化炉，焚烧未另行收费。「政策怎么规定就怎么处理，厨余在全台各县市都需要妥善去化，确保环境安全。」谢志明认为厨余处理的制度仍需妥善设计，就算要设立堆肥、黑水虻、生质能、焚化或掩埋厂，也有一定的难度，选定地点就是个问题，「设置这些设施虽较为困难，但政府在统一处理及监管上会比较容易，不过在找地点时须兼顾居民的接受度，因为它们算是嫌恶设施。」

目前，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小规模养猪户面临选择，有些因饲料成本增加而考虑退场，尤其原本靠厨余获利较高的业者，改为饲料养猪后利润下降。「现在非常时期，中央和地方稽查力度都加强了，养猪户必须配合法规，也得自己承担转型成本。」谢志明说，尽管挑战不少，但他仍坚持保持牧场运作，希望未来能在制度支持下安全、永续地经营养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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