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六四「國殤之柱」創作者高志活(上):丹麥雕塑家,半輩子投身中港民主運動

现年70岁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纪念六四为题,创作雕塑作品「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 摄影/习淇奥

编按:2024年6月4日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35周年。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纪念六四为题,创作雕塑作品「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并且摆放在香港展示。然而随着2019反送中运动后香港局势的紧缩、国安法的施行,不仅国殇之柱被迫撤除,高志活也面临遭香港国安处拘捕的风险。本文是曾在香港担任新闻工作者的习淇奥(笔名),于丹麦进行的高志活专访。

六四屠杀三十五年之际,与台湾一海之隔的香港再无公开悼念可能,剩下只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敏感日子,沉默终于取代每年维多利亚公园内点点烛光。在地球村另一端,却有人在三十五年间与天安门前一代人的命运继续交缠。丹麦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创作国殇之柱(Pillar of Shame)雕塑,在九七后香港成为一道悼念六四风景。即使作品未能避过消失于公众眼前命运,但高志活对香港关注丝毫未减,并将国殇之柱转化成民主运动符号,继续与港人同行发声。

国殇之柱在1997年政权移交前竖立于香港,巡回各大专院校展览逾年,最终定于香港大学,成为香港六四悼念的重要象征,直至2021年底校方以国家安全为由,连夜移除于校园为止。在中共以国安之名噤声,加上铲除《苹果日报》等自由派媒体后,华文网络世界现存关于雕塑及高志活的资料,绝大部份仅环绕他与港大及港府官员隔空交锋,至于高志活创作理念以及投身香港民主运动的契机,却少有提及。一段三十五年的历史,仿佛被简化成「高志活」三个字前的称谓,令人好奇到底这位生于北欧的艺术家,最初是如何跟中国拉上关系。

高志活的故事回到1989年,随北京局势在5月底急剧升温并拦截外来资讯,《纽约时报》呼吁全球各地民众,透过传真机向中国境内发送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新闻,突破官方新闻封锁。高志活当时正好在欧洲有相关网络,于是协助发送数以千份传真传递到长城内。

「国殇之柱」在香港社会具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与其团队耗时三年时间,在1997年完成。创作团队在柱子表面刻上64个身躯扭曲、面容痛苦、拥有强烈情绪的人像,以纪念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死难者。 图/美联社

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里近25年、高约8公尺的「国殇之柱」。2021年12月22日遭到无预警拆除,港大校方后来也证实雕像已经拆除,声称是在「考量大学整体利益后」而做出拆除决定。 图/美联社

三十五年前春夏之际,望见天安门广场内大批学生,期盼透过群众压力促成民主变革,高志活形容,一代年轻人同样带着抱负、信念,就如回到自己熟悉的1968年欧洲学运浪潮,岂料民运以血腥屠城落幕,中国亦从此走上截然不同道路。

出乎意料,相比多年来积极参与、声援中港两地民主运动的形象,今年70岁的高志活其实从未踏足中国土地。国殇之柱落户香港后,高志活成为北京眼中钉,未赶及亲眼目睹八九民运后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此后再未能申请入境。

对于国殇之柱被视为针对中国政权的政治符号,高志活认为生活即政治,国殇之柱成为政治符号无可厚非。不过,他在访问中重申,雕塑本身和长久以来参与社会运动,并非一心作政治表态。除香港外,国殇之柱系列现时另有两座同一尺寸雕塑立于墨西哥及巴西,纪念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Zapatistas)及亚马逊原住民受迫害。

巧合的是,高志活的生日就是6月4日。高志活半辈子置身民主运动,回首发现命运与中港不可分割。图为高志活工作室的书柜一景。 摄影/习淇奥

生于6月4日,高志活半辈子置身民主运动,回首发现命运与中港不可分割。问到参与中国、香港民主运动对他的影响,高志活笑言改变之大是翻天覆地,难以想像当初若作不同决定的光景。

同样经历巨大转变的,是高志活充满回忆、过去十分喜爱的香港。对于当日选择将国殇之柱带到香港,除了督促北京面对历史,也相信在香港吹起自由之风,可对中国政治社会带来变革。高志活说,97回归后十多年,中国确实有逐渐变好的势头,直至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全面掌控,近年变化尤为令人痛心,也印证香港一旦失去其独特性,便沦为中国普通境内城市,丧失原先法治、廉洁等优势,逐渐被排除在世界外。

2019年反修例示威开启抗争「国际线」,各地海外港人组织涌现,结合官方、非官方形式双管齐下声援香港。高志活目前与捷克港人组织「我地NGO DEI」(现于荷兰运作)有紧密合作,今年2024年3月在欧洲议会外的「The Forbidden Art」展览便属一例。

谈到与这些海外港人组织合作经验,跟过去在香港比较有何差异,他不讳言,自己与老一辈民主派较为熟络,形容近年在欧洲的行动犹如真空一样,与香港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存在落差,情况跟所有难民离乡别井后相似。期间,高志活忆起昔日与李卓人、「长毛」梁国雄等「老民主派」同辈合作、讨论的经历,如今同伴身陷囹圄,未知何时可相见,尤其忧心患癌后仍被羁押的何俊仁,为整场访问中罕有地表达出悲伤时刻。

高志活以3D列印机制作的国殇之柱模型。 摄影/习淇奥

港版国安法影响牵涉范围,已远超一般大众认知,碍于司法程序及人身安全,高志活未能公开交代案件详情,仅确认其中涉及其法律权利。至于跟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数次书信交手,高志活及其工作室成员均苦笑,以「有趣」(interesting)来形容过程,并慨叹香港近年被中国急剧同化,如今已非他昔日所认知,充满各样可能的自由之都。

面对「勾结外国势力」罪名威胁,高志活几年来与认识的支联会成员未有任何接触,担心自己会令仍身在香港的朋友惹上麻烦。至于未来会否来港接回国殇之柱,或受相关案件出庭作证时,他表明未得到丹麦政府或欧洲议会全力支持保证人身安全前,绝不踏足香港。问到丹麦政府有否为讨回国殇之柱作支援,高志活称丹麦官方及相熟国会议员在个人层面已提供一切可行协助,包括帮忙安排船运公司等,惟面对庞大商业、政治压力下,即使当局行动有限亦未作苛责。

古今中外,艺术家关心社会、介入社会俯拾皆是,惟独将作品提升至批判权力的层次,特别针对「泱泱大国」,并非人人可以坚持初衷。对高志活而言,不论是创作国殇之柱,关怀弱势社群,抑或针对跨国企业剥削童工的作品,背后一切原点均来自「人」。不同雕塑作品上均有表情狰狞、大声呐喊的面孔,刻画弱势者遭受压榨欺凌的无力,反映高志活创作时内心一份痛苦。

他认为,艺术本来就是一件相当个人的事,自己以人权角度出发创作,生活富足平安但对地球另一端苦难的无力,这份落差是他一路以来创作力量来源。大众可从艺术品作者当时思绪以及渴望表达事物,但归根究柢,艺术创作最终仍是艺术家对自己负责。面对以往「逞英雄」质疑,高志活说自己并无拯救世界的崇高理念,只是希望拯救自己的脑袋。

对高志活而言,不论是创作国殇之柱,关怀弱势社群,抑或针对跨国企业剥削童工的作品,背后一切原点均来自「人」。不同雕塑作品上均有表情狰狞、大声呐喊的面孔,刻画弱势者遭受压榨欺凌的无力,反映高志活创作时内心一份痛苦。 摄影/习淇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