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學者熊倉潤：「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與新疆民族的改造悲劇
左为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国际政治学科副教授熊仓润，右为新疆伊宁街头壁画。 图／八旗文化提供、法新社
编按：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国际政治学科副教授熊仓润著作《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中文版即将于2月1日在台湾出版，熊仓润专精中国、苏联民族政策及中亚地域研究，而新疆在地理上位处中亚、却又被视为中国边陲，「少数民族」的身分更使当地人陷于矛盾之间——自中国共产党1949年「解放」新疆以来，新疆出现大量民族干部，然而当地民族地位却不断下坠，终至落入如今国际社会所谴责的高压统治和「文化的种族灭绝」。
本文作者Kita专访熊仓润副教授，探讨并爬梳新疆在中共治下，当地民族何以失去政治权力、而新疆民族政策又是如何得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支持，以及如何破解中国政府对「种族灭绝」指控的反驳说法？
问：这是熊仓老师第一本在台湾出版的专书，读者可能对您的背景较为陌生，是否请老师简短介绍您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撰写这本书？
熊仓润：在简单介绍自己时，我都会提及我住过四个国家：先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待过十多个月，在莫斯科待过一年，接者在中国北京大学待了一年半，后来搬到台北，在台湾待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所以我不算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的研究者，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移动，慢慢完成博士论文。
最有兴趣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史，特别是苏联统治下的中亚，以及中国统治的新疆两者的比较研究。第一本学术专书是《民族自决与民族团结：苏联与中国的民族菁英》，聚焦苏联如何统治其下作为社会主义加盟国的哈萨克、中国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统治，以及两个区域的综合比较研究。
2016 年自东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就打算继续做新疆研究，这个选择跟当前新疆的种族灭绝议题与并没有太大关系，我关注的是1949年起，中共在新疆培育出大量的少数民族干部，经过各种事件、文化大革命、1989年政治风波，尽管政治局势有所变动，但依旧有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党员参与在其中，我认为新疆有这么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从政治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探究的题目。
至于这本《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则是2021年受日本中央公论新社邀请，撰写这本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代史的大众读物，在写书的时候就很希望它能在台湾出版，因此非常荣幸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早期社会问题浮现时，中国政府没有对应，只有单方面镇压，以至于新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口只能诉诸暴力。那么这样看来，是谁制造出了恐怖主义呢？图为2009年7月9日，一名维吾尔族女孩在乌鲁木齐街头被一排防暴警察阻挡去路。 图／美联社
新疆在地理上位处中亚、却又被视为中国边陲，「少数民族」的身分更使当地人陷于矛盾之间。 图／法新社
问：本书前半回顾二十世纪中共治疆历史，其中是否有格外重要的事件，是熊仓老师认为影响当代新疆政策至今，以至于值得读者特意留心的？
熊仓润：1950年代是个特别的时期，当时本地民族干部希望新疆能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如「五十一人座谈会」这个在伊宁开办的政治会议（1951），参加会议的本地民族干部提出，新疆应该依循类似于苏联其下联邦共和国的路线，成立维吾尔斯坦共和国，并且反对中共的民族区域自治方案，也反对「新疆」作为区域称号，因那是汉族中心主义的表现。
不过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中共高层认为少数民族干部对新疆的政治体制想像，以及对党的批评，皆是所谓的「右派」、「地方民族主义」，这类来自少数民族干部的声音与政治活动，基本上在1958年反右派运动后都消失了。后续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大型政治运动，都是从「内地」来的，而不是由新疆本地脉络发起的政治运动。
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复杂的局势中，民族干部对于自治区政治一度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但最终他们的希望与理想仍是被中共给打压下去了，这部分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本书的第三章。
虽然政治体制的变革不被允许，但就整体来说，80年代的新疆汉族干部势力确实不如今日强势，加上新疆与苏联接壤，许多维吾尔、哈萨克知识份子与苏联中亚地区有历史渊源，因此在中苏交恶的脉络下，基于战略性的考量，中共希望拉拢少数民族干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仍是重要的政治口号，汉族干部对少数民族干部还是相对地客气，目的是建造包容团结的气氛以稳定统治。
问：那么对于1980年代后中共在新疆的统治，维吾尔人有越来越多的不满浮上台面，请问熊仓老师如何看待其中的潜因？
熊仓润：从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参与来说，民族干部的数量没有变化，但是在质量上有所变化，民族干部越来越变成傀儡，无法掌握关键的决策位置，实权皆掌握在来自外地的汉族干部手上，民族干部往往不能参与决策，只能被告知政策决议，长期累积下来，当地干部对于不能自主决定的政治现实深感不满。
「西部大开发」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外地势力主导的发展主义加深了民族之间的误会：汉族干部认为西部大开发对当地经济贡献甚多，少数民族应该感谢党的「恩惠」，但从当地民族的角度来看，整个开发政策均由外地人主导，不可能对此有好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恶性循环。
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其后来自少数民族干部的声音与政治活动，基本上在1958年反右派运动后都消失了。 图／新华社
新疆少数民族干部人数维持，却逐渐变成傀儡，实权皆掌握在来自外地的汉族干部手上，民族干部往往不能参与决策，只能被告知政策决议。图为2009年在乌鲁木齐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新疆和平解放60周年集会的各族干部。 图／新华社
问：书中您提及2000年后中共对「恐怖份子」的定义扩张，您会怎么看待中共对于「恐怖主义」此一概念的使用？倘若我们不赞同中共的定义，又该如何看待新疆各类的抵抗事件呢？
熊仓润：「恐怖主义」是中共的说辞，但我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抗争事件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层面，然而中国政府对于他们所指称的「恐怖活动」的根源却鲜少深入探讨。
2002年中国国务院发表了政策文件〈「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该文以「恐怖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过去新疆的冲突事件，对于所谓「恐怖事件」的恐怖性质、海外极端组织的勾结等等多有着墨，却未曾解释为什么新疆会有这么多的冲突事件。这和书中第三、四章所提及的历史脉络有关，1980年代起新疆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抗议事件，但中共始终没有处理或回应，只有单方面的镇压。
如果80年代时中共能对社会矛盾、对少数民族的诉求有所回应的话，事情可能会有所转圜。单方面的镇压是暴力的一种，就少数民族的感受而言，也是国家恐怖统治的一环啊。例如1997年的「伊宁二五事件」，军警在寒冬中以高压水柱冲击群众，导致示威者失温冻死在街上，从当地少数民族的观感出发，这样的镇压模式才是所谓的恐怖主义不是吗？所以造成了长期的恶性循环：早期社会问题浮现时，政府没有对应，只有单方面镇压，以至于新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的出口只能诉诸暴力。
那么这样看来，是谁制造出了恐怖主义呢？
1997年的「伊宁二五事件」，军警在寒冬中以高压水柱冲击群众，导致示威者失温冻死在街上。 图／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1980年代起新疆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抗议事件，但中共始终没有处理或回应，只有单方面的镇压。 图／法新社
问：对于中共自2017年起一系列针对维吾尔的极端政策（结对认亲、职业培训、一体化作战平台、清查两面人、强制劳动等），可否请熊仓老师简要说明您对此的分析与解读？
熊仓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他们所定义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治理新疆所遭遇的重大问题，需要对付甚或是处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的主流意见是支持政府强力镇压，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当时很少能看到同情维吾尔人的说法。这样的社会舆论也对政府造成压力，打压不完，于是政府的政策就被导向了一个逻辑：
全面改造新疆的少数民族，特别是针对维吾尔族。
那要怎么知道谁可能是「恐怖份子」？要如何着手改造呢？因此「结对认亲」是众多手段中重要的一环，让干部、公务员到维吾尔人家中当「亲戚」，实际做调查与纪录，指出每一户中哪些人可能是「恐怖份子」、具影响力的人物，进行分类，其中被视为有问题的人，也就是所谓的「不放心人员」，就送进集中营。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改造土壤」的意思。换言之，这种我们外界视为极端政治的统治手段，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务实手法。
其实民众如何看待「恐怖活动」对共产党而言非常重要，特别是习近平，只要大多数老百姓讨厌维吾尔族，讨厌维吾尔族的抗议事件，那么习近平绝对会下重手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认为维吾尔族是不幸的，由于被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所排斥，中共在新疆一系列极端的政策才会获得全中国人的支持。
中国政府意欲全面改造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图为新疆喀什老城一处餐馆。 图／路透社
新疆阿图什昆山工业园区内的「再教育营」。 图／美联社
问：2021年年底自治区书记换人，由政治辞令较为软性的马兴瑞接任，在本书第六章有简短谈到您对马兴瑞的看法，想请教老师对于马兴瑞至今的作风，以及新疆的前景看法如何？
熊仓润：马兴瑞这个人过去跟新疆没有任何瓜葛，不像陈全国过去是西藏自治区书记，因此一方面来说，民族政治并不算是马兴瑞的专业，看似比较开明，甚至有点像之前张春贤的作风，可能未来不会像陈全国时期那样，不会再频频端出极端政策，可是你仔细观察马兴瑞的政治动向，你会看到陈全国的反恐会议与政策，马兴瑞还是持续执行，没有通盘改变。
另外在教育文化层面上，亦即外界所认为的同化政策，我认为马兴瑞会更积极地执行，因为在中国没有人会对汉化政策有所异议，所有人都视其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说，在中国脉络下，习近平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句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人会反对。
马兴瑞这个人完全不认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套用在维吾尔族上有什么问题，他会满怀善意地推动同化政策。「善意」是我在日本学界讨论新疆问题的一个关键字，汉族干部在落实新疆政策时，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没有恶意，倒是满怀「善意」地要帮助维吾尔人，问题在于这种「善意」始终是自我中心、汉族中心的。
于是出手暴力的陈全国走了，换来满怀「善意」的马兴瑞，我认为在文化意义上，这样的统治并没有比较不可怖。马兴瑞百分之百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好的，是对的，认为维吾尔人就该热爱祖国，尽管对于维吾尔族人而言，这样的善意是灾难性的，是另一种软型态的同化暴力，但马兴瑞会毫无反省地执行下去，毕竟所有的阻碍与异音都被陈全国给铲平了。
在中国脉络下，习近平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句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人会反对。图为2022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新疆乌鲁木齐。 图／美联社
新疆政府组织外媒记者参访「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内部。 图／路透社
问：本书终章，熊仓老师对于「种族灭绝」此一概念与维吾尔处境有非常精彩的思考，是否可简要向读者说明您的观点？
熊仓润：种族灭绝是国际法的用词，具有明确的定义条款，其中一项是要件是「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之生育」，这点是符合维吾尔族的处境，因此确实可由此说中共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这个我不反对。
不过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种族灭绝的定义是源自西方对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罪行的反省，70多年前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与当前维吾尔族所遭遇的种族灭绝，两者还是有距离，还是有些不一样。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纳粹德国声称要与犹太人「结对认亲」、没听过要让犹太人成为「日耳曼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犹太人是被排除于德国社会之外的，相较之下，维吾尔族则是被要求一定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中共声称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共来说，维吾尔族是一定需要活下去、存在的。
中共需要维吾尔人的劳动力，要让他们融入中国社会，这点跟希特勒有根本上的不同，希特勒并不希望犹太人融入日耳曼社会，中共则是要求维吾尔「一定要融入」，不可拒绝，这点是一百八十度不同。当然这只是在比较概念上的厘清，对于受害者而言，这绝对是很痛苦的。
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人采取的灭绝作法与日耳曼人不同，现在维吾尔族所遭遇的是2.0版本的种族灭绝，相比70年前希特勒的手法，甚至有进化的感觉，再加上中共重于同化政策的关系，我才在书中称维吾尔所遭遇的是文化的种族灭绝，也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种族灭绝」。而我认为这样看法的厘清可能是会对中共最大的攻击。
近年中共完全不在乎西方的抗议，因为中共清楚知道他们的治疆手法与希特勒的灭绝政策有着形态上不同，他们利用了西方种族灭绝的定义，不断强调国家对维吾尔族的善意与恩惠，转移焦点，跟西方在种族灭绝议题上打转，却刻意淡化了其中国家暴力与文化灭绝的政策性质，以及维吾尔族所承受的痛苦。
维吾尔族被要求一定要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面，中共声称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图／路透社
《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作者： 熊仓润
译者： 钟宁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3/02/01
内容简介：本书爬梳中共在新疆的统治历程，可谓是新疆从「解放」至今在中共治下的一部通史；在梳理历史脉络时，也侧重新疆当地的民族干部地位如何衰退、以及来自内地的汉人干部的权力上升的过程。更能使读者明白，自新疆「解放」至今的七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曾经自诩为少数民族的「解放者」，如今却成为拘禁并改造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