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英国纪录片导演菲尔·阿格兰德
文/荀新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只身一人来到一片非洲的热带雨林，从这里开始了他创立热带雨林公园的梦想。然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途径竟是六年对雨林的拍摄。最终，他凭借着一部名为《克洛普：非洲雨林》的纪录片，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雨林运动，并促使喀麦隆在1986年成立了非洲第一个国家雨林公园。
这个年轻人就是纪录片导演菲尔·阿格兰德。完成第一部纪录片之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了拍摄的道路。他的第二部关于喀麦隆巴卡矮人的纪录片《脆弱的地球》获得两项英国电影学会奖。让中国观众认识他的则是20年前在云南拍摄的《云之南》(China-Beyond the clouds)，这部纪录片让他获得了当年的三项艾美奖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奖项。
这些照片是1986年前后阿格兰德在克洛普雨林拍摄时留下的
5月9日下午，在CCTV9频道主办的“2013-2014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年会”上，我见到了菲尔·阿格兰德先生。他是本次年会的重要嘉宾，就在他发言前我对他进行了一段采访。
采访前，他提议将采访地点从原本准备好的酒店小会议室挪到咖啡厅的座椅上，可能这样显得更加自如。入座后，我递给他一本杂志——《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10月的新疆专辑。听到地理一词，阿格兰德先生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初次见面，这位导演竟然让我想到了《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讨人喜欢的会计。阿格兰德先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不时地开一两个小玩笑，像个天真的孩子，当发现好像说得不太恰当时又打趣地把话圆回去；而当讨论到一些关于环境、关于纪录片的深层话题时，他都会变得很认真，那些理性的思考和一些忧虑会让他用很舒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的气质，也同样隐含在他的纪录片里。从他的言谈和神情中，我分明还看得到当初那个年轻人如何远离故乡，执着地去完成那样一个伟大的举措。
第一部作品大获成功，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恐高和大象出没！
我们的采访是从他大学时的专业开始的。因为当我知道他大学专业是地理学，并没有接受过电影拍摄方面的训练的时候，就很好奇他如何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他的回答很直接：“那个时候我想在非洲做一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对热带雨林尤其是那里的生态充满了兴趣。但是那需要很多的钱，于是我选择了拍摄纪录片，以此获得更多的资助，尤其是来自政府的支持。后来这个雨林国家公园真的建立了，并且成为非洲第一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从建立到现在已经快三十年了，它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建立这个国家公园所做的努力，也成就了我的第一部作品《克洛普：非洲雨林》，它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部作品获得肯定之后，我也决定尝试做更多的纪录片，于是就这样做下去了。”
这一部纪录片的经费完全是阿格兰德一人承担的。在断断续续六年的拍摄过程中，他每到夏季就会回去工作赚钱，而到了冬季正是雨林雨水较少的季节，他就会在这里拍摄几个月，每年都是这样。他还坦言家对于他很重要，他很爱自己的家，但还是常常在外面跑。
“那么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让你觉得恐惧的东西吗？”我追问到。
“哦，那可能是爬树吧，因为在太高的地方我会感到恐惧。为了拍摄雨林的全貌，或者获得更好的视角，我常常需要带着摄像机爬到四五十米高的树上，用绳索来完成，如果不小心掉下去就可能送命。丛林里还常有个体很大的毒蛇出没，所以需要提防。当你休息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被大象吓到。”
“那里的大象有攻击性吗？”
“没有，但是它们的确很安静，走路很轻，常常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就已经到你身边，所以经常会被吓一跳！”他还做出被惊吓到的样子，但是也看得出除去那些真正的危险他觉得这样很有趣。
那时的阿格兰德也还是个充满稚气的小伙子
在中国，没有学会中文也可以很好地交流
很快我们就谈到了他在中国的经典之作《云之南》，说到这部片子的拍摄，我问到他是如何消除与被拍摄者之间的隔阂，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的。也打趣地问了下他有没有学中文。
他一边回忆一边耐心地讲述：“在上海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最好能学中文，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工作’。但是我发现，我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或者眼神来沟通、传达感情，而不需要太多的语言。而且，有时候语言不通反而可能是一种便利，比如，他们可以把我当隐形人，不必去顾虑地交谈，让谈话氛围变得更加轻松，因为他们知道我什么也听不懂，哈哈。在拍《云之南》前的几个月，我只是在丽江‘生活’，很少拿起摄像机，我想先去融入他们，观察和体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去慢慢地建立信任。当然，有的时候我是需要有人在语言上给我提供帮助的，包括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贯穿中国的纪录片正在拍摄中
“现在云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是否希望再去那里拍一次，或者是否有在中国继续拍纪录片的计划？”我问道。
阿格兰德先生告诉我，他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由CCTV9频道投资的纪录片《云与梦之间》，这部纪录片从去年开机，将于2015年九月份在纪录频道播出。这是一部覆盖地域更加广阔的以中国环境为背景的纪录片，通过讲述普通中国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揭示人与环境之间的更深的主题。
“比起二十年前的《云之南》，这一次的拍摄会跨越中国东西，从西部的青海到东部的江苏、湖南。这一次会更强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以往以观察的角度去拍摄。我希望把个人的心路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贯穿到影片当中，并且这五部之间的人物和故事是有关联的，通过这些故事去让人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
“比如，在一个村庄，我们跟踪拍摄了四个孩子保护海鸟的故事，如果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作为独立的拍摄对象，都可能显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但是当这几个在一起，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保护海鸟的故事就变得生动有趣，而这四个孩子也成为了这段影片当中的小记者。既是故事的主人公，同时又是观察者。”
“我们也会把镜头对准中国西部高原上的一个牧人，他有着坚韧的性格，以及对自由的热爱，这也是环境造就的；在湖南，一个以打鱼为生的年轻人会讲述他保护江豚的故事…这些故事会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希望观看影片的观众能够深入其中，能够嗅到空气的芬芳，听到雨滴的声响。”在后来阿格兰德先生的演讲过程中，他也播放了这部纪录片的一些片段，落日余晖中，江面上两支渔船缓缓进入画面并相互交错，这样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
2012年，他再次来到非洲大陆，来探望这些昔日的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们
为什么在中国很难看到优秀的自然纪录片
当我在采访阿格兰德先生的时候，旁边的中国纪录片制作联盟年会论坛也在进行着，这次年会由陈晓卿导演主持，他正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这部纪录片已经家喻户晓，而我的疑惑是:为什么我们做出了很多关于历史、文化的优秀纪录片，却很难见到关于自然、地理题材的影片?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阿格兰德先生。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也耸耸肩表达了同样的困惑。但接着他说：“你知道，在英国，孩子们从小就会去接触自然，去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有很长的保护环境的历史，大概有一百多年吧，比如孩子们会出去喂飞到院子里的小鸟。另外在拍摄自然方面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可能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吧。所以才会有一个年轻人抱着摄像机去非洲拍大象吧，因为有过那样的亲身体会。在中国，可能缺少一点这方面的传统吧，拍摄自然的传统，当然，中国有很多其他的了不起的传统。但是，不能因为这样我们立刻鼓励人们去拍，因为拍一部纪录片需要很长时间，需要一些耐心，而我们恰恰生活在一个容易让人急躁的社会，每个人都想立刻做出成绩。”
最后，我告诉阿格兰德先生，有很多年轻人在尝试做各种各样的电影或者纪录片，希望他能给出一些建议。
他说：“一个好的电影需要一个好的故事，纪录片也一样，你要用好故事去抓住观众的心。所以想一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核心。你还要带着激情去拍，就像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我努力去寻找和讲述丛林中那些故事，并把我对它的兴趣和热爱传达给观众。而且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念，这很重要，你要坚定地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时间过得很快，随着阿格兰德先生演讲的临近，我们的采访也告一段落。他对自己时间的紧迫表达了歉意，并留下了自己的邮箱以便以后进一步的沟通。
与阿格兰德先生的交谈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卓越与平实，更感受到了他对中国的情愫。我也非常期待明年新影片的播出，期待它能像BBC《美丽中国》(Wild China)那样令人称赞。我不知道在中国，纪录片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话题被大家讨论，但是正如阿格兰德先生拍第一部纪录片时候拥有的信念一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纪录片拍摄一定能迎来灿烂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