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传真－绿色增长论述 促进能源转型

绿色增长发生在经济和环境效率同时达成的情况下，为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投资和创新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图／美联社

近年来的「气候政策典范」（Climate Policy Paradigm），已经从以往悲观消极地认为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转变成为经济增长和环境永续可以共存的建设性模式。正因为如此，气候政策的重点也从原本只关注能源转型成本，扩展到如今亦包括创新和增长的机会。然而贸易摩擦、预算限制和分配问题，却也为降低依赖化石燃料行业碳排放与扩大可再生能源装置容量带来新的挑战。

「典范」为公共讨论和政策制订设定了基调，并借由提供一套具有主导性的概念、理论和政策工具，来对政策制定者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产生影响。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虽然罕见，然而一旦发生，却往往能为国家以及社会思考和因应挑战的方式带来重大变革。

■气候政策典范移转，从消极因应到追求永续与成长

这样的典范转移过去几年就在气候经济学的领域中发生。绿色增长（Green Growth）不再被视为遥不可及，或是认为环境永续即等同于放弃财富与增长。这种看法与早期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气候变化缓解最初被视为一种成本，因为学者们认为导致环境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过度消费，抑或认为政策制订（如碳定价）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消费。随着经济架构和理论扩展了各个领域对于绿色转型相关动态的认知，以及政策制定者成功实践了这些想法并得到证据上的支持，加上民众和企业对于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绿色政策的被接受度逐渐提高，这些都是成就典范转移的主要原因。

绿色增长发生在经济和环境效率同时达成的情况下。此时，为减缓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投资和创新即有利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提高从而节约资源便是其中一例。激进式创新即使在短期内的回报可能并不确定，长期而言势必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与标普全球评级的资料，目前以国外的案例来看，太阳能光电和在岸风电这两类可再生电力的均化发电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 LCOE）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就是一个激进式创新可以产生长期效益的具体例子。

绿色创新愈能建立在现有知识和资源之上，就愈容易能将资源重新分配至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技术随时间进步及达到规模经济的情况下，环保产品可能变得更为便宜，最终达到促进消费者需求与增加企业和投资者利润的效益。一旦民间参与度提高，对公共补贴的需求即会相应减少，此时碳税便能发挥更大作用，以确保绿色增长实现减排并取代非绿色技术。此外，随着消费者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认识增加，民众对于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扩张支持度也会降低。

如今一些已开发经济体，无论是在生产抑或消费的基础上，都已经做到了将经济增长与排放脱钩，代表这些经济体并未借由将碳足迹外包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显示目前推动中的绿色增长观念是有效的，并有助于新的典范扎根。与此同时，实体气候风险造成的损失增加，也为加快缓解努力提供新的动力。

■经济民族主义崛起，成全球迈向净零碳排的新挑战

然而，扩大可再生能源的规模除需要时间及更多资金投入外，还同时面临其它困难。对于制订政策的政府而言，单靠提供大量绿色补助金很难达成同时减排和取得增长的目标，因为在债台高筑、低增长和高利率的经济背景下，增加转型支出意味着政府必须做出更多取舍。民众或许会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支出，却未必愿意放弃其它方面的需求，而政府的预算限制实际上已经成为开发中国家落实能源转型的阻碍。

在当前更为分裂的全球格局下，经济民族主义的崛起、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以及贸易的武器化都对实现能源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可能拖慢迈向净零的进展。笔者认为，若要树立永续的绿色增长典范，就必须做到让所有国家都能跟上脚步。换言之，尽可能地公平分享绿色转型带来的成果实为加速迈向净零的关键，但这终将会是一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