諮商的療效：心理師與患者共同為「個人痛苦」構建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
示意图／ingimage
寻找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在痛苦中找到意义比让痛苦折磨自己的生活要好，但要如何找到这种意义，答案并非总是显而易见。一种方法是寻找或构建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来解释当下的情境。我说「寻找或构建」，是因为有些人认为情境的意义是固有的，就好像意义是由背后的灵性历程所赋予，只能「寻找」。另一些人则认为意义是在人的内心创造的，因为我们通常是透过令人欣慰的故事，来读懂情境的意义，或将意义投射到情境之中。面对这种明显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不能过于僵化，考虑极端情况，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意义存在于人之外，由神灵所赋予，那么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意义，这会导致人们无法灵活地看待意义，或是无法确信自己是否真的找到了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意义只存在于人的身上，那么不同的人就会为同一事件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都在创造自己的现实，没有绝对的标准，道德也就变成相对的；而道德立场会出现争议，部分原因就是它无法在很多冲突的观点之间做出决定。
患者的故事是否可信、历史是否真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记忆可能是不可靠的，混合了患者的希望、恐惧、幻想等渲染之后建构出来的，但这些故事为心理治疗工作提供了即时的材料，可能发生变化。
如果人们认为意义是由某个在背景中运作的灵性智慧客观赋予的，如超个人自性（the transpersonal Self），那么意义可能隐含在痛苦的情境之中，必须透过辨别的过程来发现意义。不少荣格学派的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这意味着人格有特定的使命或终极目的，而痛苦就指向这个目的（第十一章会讨论宿命和命运的问题），因此痛苦的意义和痛苦对未来的目的有关。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帮助患者找到痛苦所指向的意义—我们要思考的是，痛苦会将他／她带往何处？也许是一个他／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往的地方。如果心理治疗师对目的论持怀疑态度，他会把这样的过程看作是尝试清楚随机性，或者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掌控感。至于这种解释是否对临床实务有帮助，端看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没有必要牵扯出痛苦的超个人层面，在他们看来，就只是巧合或者运气比较差而已。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无神论的立场出发，许多心理治疗师认为，我们（心理治疗师和患者）最多只能共同为个人的痛苦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治疗师和患者一起选定一个贴进患者独特人格动力的叙述方式，建构一个使患者的人生变得完整的故事（Shafer，1982）。许多当代心理治疗师认为，我们对一个人童年的理解从来都只是一种叙事的创造，也是治疗关系的部分功能。我们从这个叙事中得到的任何意义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真相—这与经典精神分析所宣称可以找到「真相」形成对比。故事的真相必须保持暂时性，并且可以接受修改。
不过，我们发展的故事也许只是为了抹平生活中的模棱两可，实现其连贯性，既便如此，它所赋予的意义可能是有用的。如超个人自性（the transpersonal Self），那么意义可能隐含在痛苦的情境之中，必须透过辨别的过程来发现意义。不少荣格学派的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这意味着人格有特定的使命或终极目的，而痛苦就指向这个目的（第十一章会讨论宿命和命运的问题），因此痛苦的意义和痛苦对未来的目的有关。心理治疗师的作用就是帮助患者找到痛苦所指向的意义—我们要思考的是，痛苦会将他／她带往何处？也许是一个他／她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往的地方。如果心理治疗师对目的论持怀疑态度，他会把这样的过程看作是尝试清楚随机性，或者是为了增加个人的掌控感。至于这种解释是否对临床实务有帮助，端看每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没有必要牵扯出痛苦的超个人层面，在他们看来，就只是巧合或者运气比较差而已。
无论是从宗教还是无神论的立场出发，许多心理治疗师认为，我们（心理治疗师和患者）最多只能共同为个人的痛苦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治疗师和患者一起选定一个贴进患者独特人格动力的叙述方式，建构一个使患者的人生变得完整的故事（Shafer, 1982）。许多当代心理治疗师认为，我们对一个人童年的理解从来都只是一种叙事的创造，也是治疗关系的部分功能。我们从这个叙事中得到的任何意义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真相—这与经典精神分析所宣称可以找到「真相」形成对比。故事的真相必须保持暂时性，并且可以接受修改。
不过，我们发展的故事也许只是为了抹平生活中的模棱两可，实现其连贯性，既便如此，它所赋予的意义可能是有用的。是会选择自己的病，「因为我真的相信，因为疾病，我感受到了更多的东西，感受也更加深刻；有了更多的体验，体验更加强烈；爱得更多，也被爱得更多⋯⋯我意识到自己发现了思想和内心深处的新角落。」（pp. 218-219），她似乎在说疾病是她自我感发展的关键。
对寻找意义的忠告
通常我们要经历一段长时间或强烈的自我怀疑，才能发现痛苦的意义。自我怀疑的结果是，痛苦以一种其他过程无法实现的方式，让我们认识自己。这对老年人来说可能特别困难，因为意味着他们必须审视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实际发展方式之间的差异。毫无疑问，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表示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幻想，也要直面那些需要哀悼的失望和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另一方面，有时候某件事发生时造成痛苦，但是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能理解其意义和重要性，或者为什么在当时是必要的。在这样的寻找过程中，没什么特别的治疗技巧是有用的。也许一些开放式的提问，如他从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目前为止他是如何应对等等，是最有帮助的。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是关于心理治疗对意义的探寻。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心理治疗师试图将某个认知框架强行套在严重的痛苦或困扰之上，从而防御性地回避受苦者所处的残酷现实。有些形式的痛苦，例如集中营的监禁，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即便是尝试合理化这些痛苦，也没有任何辩解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情况，心理治疗师还在他人强烈的痛苦中寻找意义，就会显得非常冒昧。这样的尝试会让受苦者觉得心理治疗师并没有真正理解他或她所承受的痛苦有多强烈，或者只是简化问题，又或者心理治疗师自以为高人一等，或者心理治疗师试图回避真正的问题。就算讨论意义问题的时机是适当的，治疗师也只能透过开放和接纳的方式，为寻找意义创造条件，而不是以一种事先知道会浮现什么意义的态度、也不是借由一些技巧，这些方法往往是受自我驱动（ego-driven），并且要求患者服从治疗师对治疗过程演进的安排。手册化的指南特别容易抑制治疗的创造性，并阻断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治疗中出现。对治疗师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痛苦情境的意义自动浮现。
在心理治疗中，与患者开启关于意义的对话之前，治疗师可能会问：是什么支撑你走过最困难的时期？是什么给了你希望和安慰？也可以问问患者：让你心存感激的是什么？你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你感到生活拥有明确的目的吗？或者你觉得生活是为了什么？对于追求灵性成长体验的人来说，痛苦可以是来自超个人维度的邀请，邀请他们开启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对于无神论者，特别是那些存在主义取向的人来说，虽然没有任何超个人背景，痛苦仍然可以激发他们对个人意义的探索。
图为《受苦的灵魂：从深度心理学看痛苦的经验与转化》书封。心灵工坊提供
通常，意义的发现需要的是想像力，而不是逻辑思维。经验的意义可能不会在认知层面、透过语言浮现。相反地，它可能以幻想的意象出现，改变我们的观点。想像力是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使我们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释处境，从而使我们免于受困。例如，在西方思想中，忧郁症（melancholia）、灵感和想像力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虽然忧郁症可能使人麻痹，但也可能带来独特的创造性见解。仿佛人们需要忧郁症带来的强迫性内省，来接近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深刻真理。正如忧郁症可能是对想像力的刺激，想像力也可能是处理忧郁症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创造力是忧郁症艺术家和作家的宝贵资源，以及为什么荣格敦促我们将我们的情绪铸成意象并与之对话。
※本文为心灵工坊出版的《受苦的灵魂：从深度心理学看痛苦的经验与转化》，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