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科普 教化思维

最近不管是气象预报、美国牛肉、疫苗施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水库兴建争议，似乎都在说明：民众是否有好的科学素养，已然牵动着国家的食品卫生政策，甚至是对外贸易协商与社会安定的重要关键。这些纷纷扰扰的背后，也开始有舆论反省台湾的科学教育是否出了问题，所以导致社会的理盲与泛政治化，民众不愿用科学的证据去思考事情。

过去，在我们所熟悉的「科普」教育下，无疑是一种针对科学所进行的「大众化」及「普及化」的过程。但是在这个用词的背后，却也微妙地隐含了「科学」尊崇与居高临下的地位。因为在二十世纪前期，科学及科技急速发展所展现的惊人影响力，已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现代社会的样貌，任何想要富国强兵者，无不需要搭上科技发展的列车。因此将科学知识对于一般民众进行「推广」、「宣导」、「教化」，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过程。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在科学继续展现威力的同时，却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副作用、局限性，甚至是反作用与破坏性（例如大气污染、环境恶化、核能威胁、基因操控、新流行病、武器扩散…等）。尤其是在西方科学发源的欧美国家中，因为跟科学打的交道日久，民众明显地开始在信任及支持上产生了动摇。例如，英国皇家科学会在八零年代，就曾透过大规模「公众科学理解」的调查，试图从中找到挽回民众对于科学信心及信任的方法。此外，在美国国家科学会或是英国皇家科学会等，均鼓励科学家需要主动地对民众进行相关科学计划的说明及沟通。

许多现象均显示，在欧美国家里，「科学」与「民众」间的关系已经逐渐地从单向的传输，转变为双向的沟通。尤其是当权威观点与生活经验无法接轨时，以及专家宣称的偶而失效时，这就不再是简单的一句「尊重」科学证据或科学原理就能轻易地搪塞。更何况我们正面临的，是气象专家、食品专家、疫苗专家，对于相同议题都有着正、反不同意见及主张的状况，我们又如何要求民众放心地把自己的身家交给「科学数据」呢？

相较于欧美公众科学教育发展，主流论述却还在缅怀这种「科普教化」功能，在呼吁民众该拥有那些「不知多少才够」的科学素养的同时，一方面再次强化科学不容挑战的权威，另方面也为公众再次竖立起层层难以跨越的参与门槛。因此最终所凸显的，仍是不脱以文化菁英之姿，来数落常民对于相关科学知识认识的不足，而未能窥见这道越来越难以跨越的对话鸿沟。当专家与菁英把科学独大化，而不把「沟通」与「协商」当作同等重要任务时，不仅傲慢的姿态会引起更大后座力，实则更背离了目前科技发展的核心本质。

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科技问题何其复杂，在「科学」、「公众」与「社会」之间进行沟通与协调，是件极为专业的工作，它需要被深入探讨、论述与累积。而不是一位科学家，只要同时文笔好、口条好、面貌佳就可胜任这工作。因在恒常冲突的科技社会中，台湾需要的不再只是对科学的神奇与无所不能所进行的广告及行销，而是需要与民众好好沟通及参详科学的过程、限制、影响、价值及可能的代价。

日前《科学月刊》创办四十周年，当时这份刊物的催生象征着台湾科普工作的萌芽及扎根，具有相当的时代意义。而当年的这群「热血青年」，如今已不少是大学校长、院长、行政院长等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如果连他们都还感叹科月四十年的这场纪念，只是一种「向失败者致敬」的仪式。那么在物换星移的今天，是否也到了我们该重新反省「科普」精神的时候了？（作者为南华大学通识教学中心／教育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