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疑古 找回文化自信

（图／本报系资料照）

「大禹」与「夏」又被搬上了台面，疑古派再次发挥巨大的煽动力，仿佛见到民初学者诋毁传统的模样，「大禹是条虫」的谬论霎时浮现眼前。我曾以为自我解构是「衰世」或「边陲」的标配，想想也对，在这数典忘祖的环境里，身为新课纲第二届学子，早已不足为奇。

近来重读历史博物馆《王朝秘宝—古中原考古文物展 》，是20年前与河南博物院合作的大展。短短十余年，两岸文化交流只剩寂寥，竟有人心不古之感。

时任河南博物院张院长文军曾在书中简洁地总结近年中原考古的成就，后来的考古研究亦指出，华夏文明的源头确在中原，在黄河流域，不在「某类学者」主张的内亚或长江流域。石峁古国、良渚古国皆曾强大，一度胜过中原，但它们的政权走向崩溃，不像仰韶、龙山一脉相承。更别说深受二里头文化影响、受人炒作的古蜀三星堆。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致力寻找更早的夏代都城，而今硕果累累，已非二里头遗址的「孤证」，只是台湾当局刻意掩盖。后羿篡位后，夏代文化发生巨大的转变，最终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广域王权国家。

国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首先便是政治的缘故，受到民初以来「疑古」乃至当代「解构」的影响，忘却「中学为体」的原则；其次便是当代专业领域的分割，经学、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神话学，甚至非文史专业者，皆能论述、批判国史，却不知整合不同观点，其实「整合」之道正在「溯源」，也就是回到沉沉的经书里。中国一切思想出自王官，一切书籍源于六艺，史料亦在其中，如《尚书》，如《逸周书》，如《春秋》，如归入「六艺略」的《史记》。所谓「经」，便是治世之「常」与「法」，千年来的政治与学术皆不违此理想，并在其原则下因时制宜。

想起那风雨飘摇的年岁，衰弱的不只是国力，更是精神思想，倾毁的经书体系，让学人陷入「疑古」的疯狂与自囚。好在中国史书具有严谨的精神，比其他文明更早褪去神话的幽冥，因而禁得起当代考古检验，带领国人重回「寻古」与「信古」。原因除了学人锲而不舍，最重要的是国力复兴带来的文化自信。

我并不否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误差，将夏代年分推断得太早。也不否认大禹形象的层累，历代君王追崇大禹等上古英雄，描绘自己的理想，许诺万民长治久安，因而为其增添几笔「圣人」事迹，这困扰了后世学者，却无法抹灭英雄曾经存在的事实。

无论如何，大禹已成民族集体记忆，是历代政教的重要楷模。2007年，大陆恢复公祭大禹，台湾却在遗忘、贬低，两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言而喻。所谓「天命靡常」，台湾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而今已成蛮夷，拱手让出仅存的道统，让天命落在大陆，是学术之外值得省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