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6年，8月20日，东海市，崂山学宫。
“以道先生，此乃国家大事，非得您出山不可了。”
“呵，老夫好不容易从忽必烈手上脱身，你却又要我去给他侄子卖命？莫不是嫌老夫在这里碍眼了？”
崂山学宫第二平台的一处清凉亭中，高川正与王文统两人围着一张摆着棋盘的石桌相对而坐，前者在对后者劝说着什么。
这两人一人是东海国海军大佬，另一人是蒙古国的重臣，能齐聚一堂，显然是有渊源的。
四年前山东战事胶着，王文统被忽必烈重新启用，梳理财政。一开始，他干得还不错，整顿了中统钞的发行事务。但形势毕竟与历史上不同了，蒙古在汉地根基受损，财政形势更严峻。一方面，他手头硬通货严重不足，没法保证各钞所足额兑换；另一方面，当地市场又受到外来的东海假钞和新式货币的冲击；最严峻的是，朝野大员目光短浅、饮鸩止渴，比如一个叫阿里海牙的大将，逼迫他在他的领地超发纸币购买民间财物，还洋洋自得。这一切最终导致了钞法败坏，中统钞几乎成了废纸，他的地位也再次岌岌可危。
去年以来，蒙古朝廷把对日事务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抓，而今年日本人的战败再次在朝堂上掀起了风波。这个风波本来跟王文统没什么关系，但事情一闹大也波及到了他，有大员试图把名声本就不好的他当作替罪羊。
王文统得到消息，知道不妙，干脆用多年暗中经营的渠道逃了出来，叛逃到了东海国来。他给管委会提供了大量珍贵情报，也换得了他们的庇护，在东海安顿下来。不过此后他心灰意冷，也不问世事了，而是在崂山学宫找了个差事开山授课，讲述多年来他对财政和经济方面的一些心得。
呃，还别说，他在这行做得相当成功。当初他的一些粗浅见解，在与股东们先进的经济理论结合后变得相当成熟，他所撰写的《钱钞论》也因此得到了升华，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一部巨著，任何对此有兴趣的人都会拜读。在他的经营下，崂山学宫的经济系风生水起，他本人也颇有成为一代大儒的势头。
而高川嘛，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崇明岛掌舵，与三教九流打交道颇有心得，手段灵活而不失威望，所组织的“冒险者协会”在两次战争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会中评价颇高。因此，大会便决定了，就由他来担任新近成立的西洋公司的总经理一职，全权负责在西洋（印度洋）周边区域的开拓。
得到这个位置后，高川也是雄心勃发，决定大干一场。在钻研了之前的航行记录和近期的周边情报后，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突破点——伊尔汗国。
伊尔汗国是由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所建立的国家，疆域大致囊括后世的伊朗、伊拉克和南高加索地区。这一汗国在蒙古帝国体系中实际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但在名义上仍然承认忽必烈的宗主地位。
去年，旭烈兀去世，由其子阿八哈接任汗位。阿八哈此人相当矜持，没有立刻即位，而是遣使东归向忽必烈报信，并且请求忽必烈册封，拿到了文书和大印之后才正式即位。忽必烈将此事视作自己权威隆重的证明，大肆宣扬，东海人随便就打听到了，后来王文统到来后更是带来了第一手消息。
高川就从这件事中发现了商机。新君登基，最喜欢的不就是能增加自己威望的事？这时候我们派个使团过去送礼祝贺，那阿八哈见了是远道而来的黑发黑眼的老乡，不得大受感动，以好礼回赠？要是能搞到些贸易特权之类的东西，可就赚大了。
呃，虽说理论上我们跟大蒙古帝国是敌国，但是你我隔这么老远，又打不起来，何必要为了忽必烈和老赵家的事闹什么不愉快呢？说不定因为送礼的是“敌国”，阿八哈反而更高兴呢，哪个统治者不喜欢这四夷咸服万国来朝的调调？
他甚至都想好了进一步的动作。历史上忽必烈不是喜欢以少制多、重用色目人么，那么把同样的法子介绍给他侄子，为伊尔汗国引入一堆“黑目”大臣，帮着他治理当地人，以后西洋公司在那边做事不就方便多了？
不过想得虽美，但他毕竟没跟蒙古人真正打过交道，没法保证事情就真的照着他的剧本演。但是不要紧，他没经验，别人有啊！于是，他就来崂山学宫请王文统出山了。
而王文统不管有心无心，上来总得先拿捏一下。
“不不，只是这事只能请托您啊。”高川见王文统态度不善，连忙补救道：“若是论起运筹帷幄、挥斥方遒、见人下……的本事，谁能比得上您呢？我们到了伊尔汗的宫廷，恐怕过不了三个月就得被轰出去了，而以道先生必能让彼上下信服，收拾好波斯和大食的局面。百年后，先生定是见诸中西青史的一代名相啊！”
王文统犹豫了一下，其实他是有所意动的。这阵子他在崂山学宫做得还不错，收获了不少学生的景仰和社会声誉，但是，他毕竟是曾经登上过历史舞台的人，掌握过权力的滋味，又怎么会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学术生活呢？
“既然如此，以道先生多考虑一下，我改日再来。”
见他似乎心动，高川知道事情有戏，便没继续在这里磨，决定先晾上他几天。反正这只是一顾茅庐呢，不急。
于是他就这么告辞离开了，留下王文统在亭子里露出了一脸失望的表情。
……
“徐进，吴三枪，林升，莫明船，孙黑肚，苟阿大。他们六人的奉献，不但为人类医学的前进照亮了道路，也完成了他们灵魂的升华，他们将在天国之……”
当高川从第二平台下到第四平台的时候，文化部的杜松林正带着一帮和尚道士、医学院的学生、几名逝者的家属和大量的围观群众在主持一场“英魂大祭”。
高台之上，一横排摆着六个牌位，前面还供奉了香炉。左边站着一排逝者的家属，人人臂上裹着白纱，却未像传统葬礼那般嚎啕大哭，而只是肃穆的站着，只间或有几个女性家属听见杜松林说到激昂处，忍不住抽泣起来。右边站着一排医学院的学生，他们有的不过二十多岁，有的却明显已经年纪不小了，有的是短发，有的头上仍然留着传统的发髻，但无一例外地都穿着白大褂，严肃而尊敬地看着那些牌位。在台下，围观群众或是本地的摊贩，或是外来的游客，但都一反常态地没有叽叽喳喳，而是很安静地看着上面的仪式。
东海商社登陆后，以官方身份举行的葬礼仪式很是不少，大多数是为牺牲的战士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举行的，不过，今天这个“英魂大祭”，却和以往的葬礼都不相同。牌位上的这六位主角，既不是英勇牺牲，也不是身份尊贵，而是因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而被祭奠的——他们在生前签署了协议，在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供崂山学宫医学院的学生们解剖、研究人体的构造。
在过去，这样的亵渎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如果是在一个极端保守的社会中，可想而知，无论是逝者家属还是经手实验的医学生，都会遭受到疾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哦不对，是口诛刀伐。
但是现在，借助一点适应时代的宣传手段，崂山学宫成功地将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升级为“崇高的奉献”。
对于逝者来说，他们并非是“死无全尸”，恰恰相反，而是通过自己的奉献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将来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他们身后也会享有更好的生活。对于逝者的家属来说，他们并非是坐视亲人的遗体遭到亵渎的冷血之人，反而因为逝者的升华而与有荣焉，享受到了类似烈属的地位。对于医学院的学生们来说，他们也放下了亵渎尸体的负罪感，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份宝贵的机会去认识人体，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而对于围观群众来说，他们也不好再对此产生什么风言风语，相反出于从众心理，还得对此赞许有加才行，不然就显得自己愚昧了。更进一步的，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人受此激励，愿意做出类似的奉献——也不需要太多，只要有就够了。
“……魂归故里。”
杜松林念完冗长的悼词，停顿了长长的一下，将手上的经书合上，左手按在这本黑皮厚书上，右手划了一个一圆一竖的两仪手势。呃，还别说，经过了几年的历练，他这一套做派还真带上了不少庄严神圣的感觉，不知情的看了还真能被唬住。
堂下的群众们也跟着他划起了手势，默念祷辞。就在同时，台子后方的一个乐队也开始演奏了起来。他们用的是黄铜打制的新型乐器，节奏先是缓缓地响起，然后很快高亢起来，高分贝的旋律直达心扉，瞬间洗刷了观众们的心灵。
趁气氛达到高潮之时，杜松林趁机宣布：“起灵，送入素问堂！”
素问堂是卫生部在第四平台山脚下开设的一处纪念堂，用于纪念为医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历代英杰。里面陈列有历代先贤和当代名医的牌位、画像和生平事迹，同时也收藏着各类医学著作。
除此之外，素问堂的管理机构还运营着一本名为《素问》的期刊，便于医学界人士发表和交流自己的成果。类似的期刊还有很多，学宫各系、工业部各组甚至海洋部、金融系统都有一些，或大或小。正是这些期刊，撑起了一个幼稚的学术交流网络。
因此，能够供奉在素问堂，无疑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荣誉。
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是“生不如死”。一般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三十多岁，高生育率下有着对等的高死亡率，病死、老死、意外而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他记忆中已经去世的熟人可能比活着的还多。在这种背景下，“重视身后事”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活坏活好都是几十年的事，但是死坏死好可就是影响几百年的大事了。从士大夫到小民，对于“身后名”的追求，是后世人难以想象的。
当然，一般人是根本没有资格去追求这个的。自古留名的就只有帝王将相，他们脚下的层层枯骨有谁知呢？
可是，现在就有了一个机会，让平凡人也能把自己的名字牢牢刻在石头上，与历代贤人同处一室供奉入殿堂内，写入书本之中让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也为之念诵。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吗？
家属们在医学生的指引下，抱起家人的牌位，脸上露出了自豪的表情，在音乐声中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平台东北角的素问堂。
素问堂是一系列建筑群，其中主殿是一个高达十米的砖石大殿，有着高高的尖顶，阳光透过顶上的玻璃天井直射入大殿之中，在因厚重的墙壁而略显阴沉的殿内投射下一道光柱，也因此更增添了一份神圣感。
大殿两侧，两排从阔马小学临时请来的小学生用稚嫩的声音齐声吟唱出了一首声调高亢的赞颂曲。在他们身后的偏殿中，还有几名画师和记者正奋笔记录下这珍贵的场面。
家属们排成一行纵队，先后进入了大殿之中。卫生部长黄瀚带着五名高层等在里面，先是对着他们鞠了一躬，然后上去接过了牌位，走到了偏殿之中。这里有一面巨大的照壁，用大理石砌成，表面铺设了一层白色木格栅，左上角已经嵌了几个木牌进去。他们走到照壁前，先是对先前的木牌一鞠躬，然后便把今天的六个新牌位紧随其后放了上去。
“为人类和医学进步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人永垂不朽。”黄瀚总结道。
一个记者最后在他的报道中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残酷，到处都充斥着死亡，生命廉价而又珍贵……在我的小时候，死亡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件随时可能降临的事物。而幸运地活到了今天之后，活在这个时代，死亡似乎离我们远一些了。之前我并未意识到这有多么珍贵，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能够自由地选择一种荣耀的死亡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这并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能做到的，只有在这个庇护了人类与文明的国度才有可能发生，而这足以令我们愿意为之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