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后也搜查了苏松的房间，但没有发现，我想这也正常。大约一点四十分，我跟阿七离开寓所。他沿着春园街往告士打道的方向走，我不敢过问，只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而他竟然带我到湾仔警署。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虽然“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是过时的说法，但我还是对平白无端走进“衙门”有点抗拒。
“我打算开车到中环嘛。”阿七回头道。“如果你不想进来，在对面街口等我吧。”
他似乎了解我的想法。
为了防止暴徒冲击警署，警署周边守卫森严，架设了钢铁造的拒马，拉起带刺的铁丝，入口还堆叠著沙包。看来在警署附近更容易感到山雨欲来之势，我站在街角一间冰室门前，不知道居民每天看着这种充满压迫感的景象，会有什么感受。
两分钟后，一辆白色的祸士甲虫车o驶到我面前。阿七仍是一身文员打扮，他在驾驶席对我招招手，示意我上车。
“你竟然有车!”我刚上车，便说，虽然说警员收入稳定，但要买私家车，还是相当困难吧?当然，如果靠包娼庇赌收取“外快”，别说大众，就连“捷豹”o跑车也买得起，只是我认为阿七不是这种人。
“这只是二手……不，三手的旧车。我很辛苦储了两年钱才勉强买得起，现在还要每月还款。”阿七苦笑道。“这车子更不时抛锚，有时要狠狠踢上两脚，引击才能发动……”
我不大懂得车子的款式，是新是旧、一手二手也不清楚。对我来说，私家车就是奢侈的玩意，搭电车只要一毫，便可以从湾仔到筲箕湾，开车的话，汽油钱都不知道要多少。
因为中环中网银行总行和木球场西附近交通挤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差不多雨点半才到达租庇利街。我猜，因为警方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附近戒备封路，经中环的汽车都要改道，导致大塞车。虽然阿七在车上一脸平静，但从他不断敲著方向盘的手指，我知道他其实很心急——毕竟犯人这刻可能已离开茶楼，将炸弹放置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场所。
阿七将车停好，便跟我匆匆横过马路，前往第一茶楼。茶楼二、三楼外墙有一个两层楼高、巨型的绿色招牌，顶部有一个竖拇指的图案，下面写着“第一大茶楼”，要不是旁边“中原电器行”的招牌比它更大，这个位于街角的牌子一定能抓住每个路人的目光。
茶楼一楼是卖外带糕饼的柜台，我们便沿楼梯走上二楼。
“先生几位?”一名提着茶壶、约有四、五十岁的企堂ⓧ向我们问道。
“我们找人。”阿七说。那企堂听罢便没理会我们，继续招呼其他客人。
虽然已是下午两点半，茶楼内的茶客仍很多，喧嚣的食客几乎坐满每一张桌子。点心女郎捧著附肩带的金属盘子，盛着一个个堆叠如小山、热气腾腾的蒸笼，在桌子之间游走叫卖，茶客们纷纷向她们招手。
“杜自强他们可能仍未离开。”因为环境嘈杂，阿七在我耳边嚷道：“他们如果准备动手‘干大事’，要冒被捕的风险，姓邹的可能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你找这一层，我找三楼，如果你发现他们，便到三楼通知我。我改变了装束，杜自强应该不会认出我，万一他发现你，你便说约了朋友饮茶，找借口离开。”
我点点头。我走在桌子之间狭窄的通路上，不断张望，找寻杜自强或苏松的脸孔。我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我仔细打量每一桌的食客，留意没有同伴的男人—也许，杜自强和苏松不在，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大众甲虫车：即德国生产的大众金龟车(Vokswagen Beetle/okswagn
Type l )。
ⓧ擒架：即英国汽车生产商撞豹(Jaguar )，犊架为粤语音译。
ⓧ即今天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九七五年之前，原址岛香港木球会的草地球场。
ⓧ企堂：即茶楼侍应。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著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是、是!”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分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说。
“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地图上的文字?”我们无奈地回到二楼，我问道，阿七正要开口，那个一脸阿谀奉承的企堂主动走过来，说：“两位长官，没找到人吗?”他把我当成员警了。
“没有。”阿七答道。
“你们有没有问过楼下卖糕饼的好姐?她在门口工作，或者会见过你们想找的人。”企堂以讨好的语气说。
阿七想了想，说：“你可以带我们问问她吗?”
“当然可以!这边，请!”
我们跟着那企堂步下楼梯。在卖糕饼的柜台后，有一个上了年纪但打扮时髦的女性，正和一位顾客笑着谈话。
“咦，阿龙，你又关小差?老板知道一定炒你鱿鱼。”那位女性对那企堂道。
“好姐，这两位长官有点事情想问问你。”企堂阿龙堆著笑脸道。我想他平时一定不是这模样。
“啊?啊?”’好姐一脸错愕，就像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却被老师抓的学生的样子。
“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阿七将照片放在柜台上，“他可能在今天十一点后来过。”
好姐似乎松一口气，盯着照片看了几秒，说：“这个年轻人啊……有，有，今早十一点半左右，他跟另一个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一起来。因为他们在门口探头探脑，又是生面孔，所以我认得。”
“探头探脑?”我问。
“他们好像没来过，所以这副样子吧。”好姐说。“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同行还有一个四、五十岁、有点胖的大叔。离开时那大叔还买了几个老婆饼，我便想他们是不是吃不饱。”
“那两个年轻人来时，手上有没有拿着东西?”我再问。
“这个啊……好像有?其中一人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但我或者记错。”好姐皱着眉说。
“那么，他们离开时有没有仍带着那侗袋子?”阿七问。我猜，他想确认一下杜自强他们没有把炸弹放在茶楼内。虽说茶楼一向不是袭击目标，但万一他们在茶楼里放计时炸弹，一旦爆炸便死伤惨重。
“应该有吧……啊，对了，有，有。我记起来了，跟这个年轻人一起的青年，他来和离2e都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我卖老婆饼给那大叔时，还在想他会不会把饼放进手提袋里，回到家饼都可能给压扁了，因为我看那个袋子沉甸甸的……”
我心下一凛，我猜阿七跟我一样，今早九点我看见杜自强和苏松离家时两手空空，但他们十一点到茶楼时却提着手提袋。换言之，他们在这个两个钟头的空档里，拿到那个沉甸甸的袋子。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往哪个方向走?”阿七问。
“不知道啊，天晓得他们要开车到哪儿。”
“开车?”我问。
“他们离开俊，坐上对街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私家车……就在那辆白色车子现在的位置。”我从茶楼大门向外一看，好姐说的白色车子，竟然巧合地正是阿七的大众。
“你认得那是什么款式的车子吗?有没有看到车牌号码?”阿七紧张地问道，知道款式和车牌号码，员警便较容易找出他们。
“隔了一条马路那么远，孙悟空金睛火眼也看不到车牌号码啦!至于款式什么的，我对车子全无认识，总之是一辆不大不小，有四个轮子的黑色车子……”
虽然好姐的描述完全无法让我们了解那是什么车子，但这样说，杜自强他们开车到统一码头乘汽车渡轮到佐敦道码头便合理了。
“好，谢谢你。”阿七向好姐道谢后，转身对我说：“虽然现在追一定来不及，但我们可以去码头看看……你未吃午饭吗?”
冷不防地，阿七这样问我。我好像不由自主地注视著柜台的糕饼，也许我露出一副很饿的表情吧。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阿七回头向叫阿龙的企堂说：“你给我打包几笼点心，虾饺、烧卖之类的，最好有糯米鸡或叉侥包。”
“是，是!长官!”阿龙一溜烟地跑上楼梯，不到一分钟，捧著五、六个纸盒下来。
“这么多!我俩怎吃得下?”阿七失笑道。
“长官办案辛苦，自然要多吃一点。”阿龙仍在赔笑脸。
阿七打开其中一盒，我瞄到里面有十数件点心，挤得满满的。阿七说：“给我们三盒就够了。多少钱?”
“这是我们茶楼一点心意，钱便不用付了。”阿龙笑着说。
“多少钱?别要我再问一次。”阿七板起脸孔，狠狠地瞪着阿龙，我想，阿龙应该没料到会遇上这种牛脾气长官吧。
“嗯……嗯……四元二毫。”阿龙战战兢兢地说。
阿七付过钱，接过三盒点心，走出茶楼。我赶紧跟着他。
“我没钱付我的一份……”刚上车，我使对他说。
“我硬要你来帮我，如果连午饭也没得吃，未免说不过去吧。”阿七除下眼镜，解开领带，笑道，“我们当员警的，有时要挨饿工作，为了追捕犯人可能连半滴水都没得下肚，但你是市民，没道理要你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没吃午饭，如果我一个人追查，我便会跳过不吃，这顿饭算是你带挈我的。”
我本来想说句谢谢，平时我一餐顶多花一元，今天简直是豪华大餐;但一想到明明是他办案，却拉我下水，我便觉得我应该吃得心安理得。反正我一介平民，抓到苏松他们，领功的只有阿七，这四块钱实在太便宜了。
“我开车到码头，你先吃吧。”阿七扭动车匙三次，车子引擎才传来运作的声音。
从德辅道中驶往统一码头不过是一个街口的距离，我只吃了两只虾饺，车子便到了。第一茶楼的点心意外地好吃，看来这个“第一”之名不是盖的。
车子来到码头外，通往汽车渡轮上车处的入口排了长长的车队。也许因为周末的关系，不少上半天班的人要回海港对面的家，所以如此挤迫。看样子，光是排队等候上船也要等三十至四十分钟，不过，阿七没有把车子开到伫列中，反而停在路边。
“你继续吃，我去码头问问职员，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如果犯人在码头放炸弹，这儿会很危险，你在这里等我。”阿七说罢便往码头走过去。
我一边用牙签吃着美味的点心，一边打量著阿七的车子。车子内部颇为朴素，没有什么装饰，在我面前的挡风玻璃上贴著一张纸，上面有香港员警的徽章，我猜那可能是方便进出警署的通行证。我把目光移到仪表板，再往下看，看到收音机的按钮。我打开收音机，调节频道，喇叭传出英文歌。
就在我把一整盒点心吃光时，阿七回到车里，“似乎没有任何异样，职员也说中午后没有任何特别事情发生。”
我把一盒点心递给阿七，一边扭动收音机的旋钮降低音量，一边说：“即是说，他们应该开车上渡轮，到九龙去了?”现在时间是下午三点半，距离杜自强他们离开茶楼已有两个半钟头，搞不好已经如姓邹说过的情况，“完成任务”，解散了。
阿七捡起一个叉烧包，两下便把它全塞进嘴巴里，含糊地说：“很、很可能是。但我们能做的，只有继续沿途收、收集情报，我将杜自强的照片给、给职员看，他们都说没见过他。”
“我其实有好好想过……”我打开另一盒点心，也抓起一个叉烧包，说：“我想，码头应该不是目标。”
“为什么?”
“你记得地图上的那个‘X’吗?”
“你说铜锣湾裁判司署那个?”
“那是其一，另一个在统一至佐敦道的直线上。”我边吃又烧包边说：“我想，那个”X“会不会代表了真正的炸弹?”
“真正的炸弹?你指连同美利楼和沙田火车站的那两个预告?”
“不，不，那两个我说过，可能是幌子。名单是用来误导员警的，地图上才是他们真正的计画内容。昨天铜锣湾裁判司署发现真炸弹，地图上便有一个‘X’，那么，海面上的那个，X”也应该是真炸弹。”
“所以你认为他们目标是要炸渡轮?”阿七问。
“总不会是把炸弹丢进海里，炸‘白炸’@吧。”我说了一个很无聊的双关语。
“但炸沉一艘渡轮有什么意义?”
我耸耸肩，摊摊手，表示不清楚。
“嗯，我们先排队上船，期间再慢慢想吧。”阿七边说边开车，驶往车队后方。
在轮候上船的三十分钟期间，我们不断讨论地图上每个符号的意思。我认为尖沙咀员警宿舍等四个地点上只有编号而没有时间便是作为陷阱的佐证，苏松他们是在研究如何最有效地浪费警力，以及掩饰真正的目标。
“所以，统一码头可以剔除。因为如果他们在统一码头放炸弹，在美利楼和中央裁判司署的警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赶到。”我提出这点时，阿七点头表示同意。
可是，我们之后便无法推论犯人的下一步。我只能猜测，他们口中的“执行细节”很可能在船上进行，实行某种诡计，姓邹的要杜自强他们做诱饵，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渡轮上的水手可能会留意到什么。可是刚才阿七已问过码头的职员，他们都说没有任何不寻常事件发生，我们的结论便是，要上船亲自问问水手。
大约四点，我们等了两班船后，终于能开车上渡轮，这艘拥有两层甲板的汽车渡轮叫“民定号”，我约略估计，大概每层可以容纳二、三十辆汽车。我虽然不时搭渡轮过海，但坐私家车上汽车渡轮还是头一遭。在船上，有些司机和乘客留在车厢中打瞌睡、读报、听电台或闲聊，但更多人离开车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
我跟随阿七向水手们问话。
“员警。”阿七出示证件。“我想问问你们，你们今天十二点四十分后，有没有见过这个青年?”
几名在甲板工作的水手聚集过来，仔细看杜自强的照片后，纷纷摇头。
“那有没有遇上什么奇怪的事情?”阿七再问。
“没有啦，长官。今天只是一样人多车多，没有什么特别事。”一名长胡子的水手说。
“我们这艘是没有事，但我刚才换班，听到民邦号那边好像发生了小纠纷。”旁边一名年约四十岁的水手说。
“小纠纷?”阿七问。
“好像说，一个半小时前从中环开往油麻地的航班上，有两个年轻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小事而开骂，水手们都怕他们大打出手，可是闹了一阵子，他们却和好了。真是不能理解这些小伙子在想什么。”
“我有没有办法问问民邦号的船员详细情形?”阿七问。
“当然可以，不过我们刚离开中环，民邦号应该刚离开油麻地。你们在佐敦道下船后，要多等半个钟头才等到他们泊岸，到时你们便可以上船查问了。”
我们应该会在四点半下船，换言之，民邦号大约在五点正靠岸。
“我说，杜自强他们的目标，会不会是民邦号?”回到车上，我对阿七说。
ⓧ白炸：粤语，即水母。
“又回到炸沉渡轮的假设了?”阿七反问。
“炸沉渡轮的确没有意义，但别忘了渡轮是运载车子的啊。或者他们要对付的，是某个开车搭渡轮的人，他们想制造海难。”我皱起眉头，说：“这么说来，杜自强他们的对话便容易理解了。杜自强和苏松在船上假装发生纠纷，邹师傅趁船员们不注意时，在机房或渡轮上某特别脆弱的位置装设炸弹。杜自强说过目标不易对付，大概是指船上耳目众多，而邹师傅说目标比想像中脆弱，是因为船上各人都没料到会有炸弹。在闹市中想暗杀一个人，未必能成功之余，逃走亦很麻烦，但渡轮在三十分钟的航程内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水警轮和消防船要救援有点困难，而船上的救生用具也不见得齐全。最重要的是，犯人一早已逃走了。”
“糟糕了。”阿七立刻跑出车厢，我紧随其后，他跑到刚才问话的胡子水手跟前，说：“我要用无线电联络民邦号。”
“长官，这我可没权处理，你得亲自跟船长说。不过你要问民邦号的船员有没有见过你要抓的人，还是等泊岸吧，照片又不能经无线电传过去……”
“不，我只要通知民邦号一句话。”阿七抓住胡子水手的手臂，“告诉他们搜索可疑物品，我怕有人在船上放了炸弹。”
一众水手同时露出错愕的表情，互望数眼后，胡子男问：“长官，真的?”
“我不知道，但有这个可能。请民邦号的船员在不惊动乘客之下搜索。”
“明白了，你们请在这里等一下。”胡子水手点点头，往驾驶室走过去。船长在胡子男陪同下来到我们跟前，阿七向他说明情况，船长便说回去驾驶室联络民邦号。我和阿七坐在船头一个给船员们休息的角落等待回复，虽然海港的景色很漂亮，迎面吹拂的海风很凉爽，但我们现在没心情享受。
“那便是民邦号。”一名水手指著海上另一艘迎面而来的渡轮，对我们说。看着那艘船，我不由得幻想它突然在我眼前爆炸沉没，乘客和水手掉进海里的地狱情景，心底冒起一份寒意。
不过民邦号没有爆炸，它只是悄悄地在我们不远处驶过。
我跟阿七在船头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渡轮快到佐敦道码头，胡子水手匆忙地跑回来，对我们说：“长官，民邦号的船员说没有发现。”
“没有?”
“他们已搜了两次，但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物件。长官，你的情报可靠吗?对方的船长说，可以在中环泊岸后停航，但如果只是误报，他会惹上大麻烦，这责任他担当不起。”
阿七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似乎无法下决定。
“不用停航，请通知民邦号如常行驶。”我插嘴装出权威的语气道：“民邦号应该在四点半到统一码头，再出发至佐敦道码头，约五点正靠岸吧?我们在佐敦道码头等候，到时我们亲自上船调查。不过请船员们保持警惕，炸弹狂徒可能会在下一班船才放置炸弹。”
“明白了，长官。”胡子水手再次跑回驾驶室。
“我们在车子里等，有任何消息请通知我们。”我向着其余的水手说，他们点点头。
回到车上，阿七以不快的表情对我说：“你为什么让民邦号继续航行?万一水手们看走眼，待会在海上发生意外，怎办?”
“但我们没有实证，确认船上真的有炸弹啊!”我不客气地嚷道。我发觉我已习惯跟阿七相处，甚至自觉跟对方平起平坐了。“贸然停航，后果可能很严重，可不是你丢掉差事便能了结，而且我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所以才想，也许我们真的弄错了。”
“奇怪的地方?”
“刚才水手说，民邦号上的纠纷，是一个半小时从中环开往油麻地的航班上发生吧。”
“对。”
“那即是两点半的航班。中环至油麻地航程约半个钟头，来回要一个钟头，根据刚才我们轮候上船时我看到的班次，这航线该有四艘汽车渡轮服务，每十五分钟一班。第一茶楼的好姐说杜自强他们大约十二点四十分离开，轮候上船需时约半小时的话，他们本该乘一点十五分的班次，但他们没有，他们一直等到两点半才上船。这不是很可疑吗?”
“他们可能要针对民邦号啊?”阿七反问。
“如果要针对民邦号，他们也可以上一点半的航班。”
“或者，他们真的上了一点十五分或一点半的班次，只是在佐敦道码头下船后再上船，然后在中环再乘两点半的班次呢?”
“不可能，因为下船后要重新轮候，时间上来不及啊。如果没下船，沿线折返，刚才你问有没有不寻常的事情时，水手们一定会提起这件怪事，更何况船员们应该不允许乘客这样做吧，轮候上船的车子那么多。”
阿七没回答，似在思考当中的过程。
“而且，现在想起来，刚才的假设有一点问题。”我继续说：“虽然制造海难，掩饰杀害某人的假设满合理的，但实际上难以操作啊!因为犯人无法确保目标上哪一班船嘛。所以我有新想法了。”
“新想法?”
“汽车炸弹。”
陶七果然瞧着我。
“如此说来，这一切便说得通了。”我指了指我们身旁的其他车辆，“犯人的目标是某位元英国人，他们在码头附近等待，对方的车子现身，他们使开车跟踪，上同一班渡轮。在船上杜自强和苏松假装吵架，引哄目标人物视线，邹师傅便在对方的车上装设计时炸弹。”
“为什么是英国人?”
“姓邹的说过，白皮猪不会料到我们走这一步棋”，所以很可能是英国人。”阿七跟我再次找胡子水手，要他向民邦号的船员查问一下。
“长官，船要靠岸了，我们的工作很忙啊!”
“一句就好，拜托了。”阿七说。
胡子男似乎没想到员警也会低声下气求市民协助，他一脸不情愿，但还是朝驾驶室的方向走过去。“只是问一句两点半从中环往油麻地的航班上有没有老外吧?这是最后一次帮你们喔。”
一分钟后他便回来。
“没有啦，他们说一个都没有。”他以不信任的眼神瞧着我们。
“没有?”
“没有，全船都是华人。”胡子水手叹一口气，说：“长官大人，请你们干脆在码头等等吧，五点民邦号便靠岸了，你们亲自问，要问多久也可以啊。”
我跟阿七只好答允，然后看着水手们做泊船准备。四点半，我们离开民定号，来到佐敦道码头。阿七跟码头人员打招呼，表明员警身分，说要上五点到达的民邦号调查。我们便在码头上船通路旁等候。
“其实，这年头没有几个英国人会搭汽车渡轮吧?”在等候期间，阿七说。
“但英国人一样会从港岛到九龙，或是从九龙到港岛啊?”我说。
“如果是高级官员，都会坐公务船。一般的英国人会因为最近的时局，减少外出，有些更回英国老家避难了，我知道好些洋警官的家人近期都不外出，只留在家中，顶多在家附近活动，他们一样怕遇上示威民众，会把怨气发泄在他们身上。”
阿七的说法也有道理。可是，我觉得我的推理应该没错。
这半个钟头我和阿七都如坐针毡，坐立不安。阿七将收音机音量调大，他说想知道四点有没有在美和楼发现真炸弹。
如果美利楼真的有炸弹，我们之前的推论很可能做骨牌一样，一口气全倒下。
五点正，民邦号靠近岸边之际，收音机传出新板报导。
“英国皇家空军副参谋符利将军于今午到皇家空军基地慰劳驻港英军，赞扬英军在协助港府处理暴动时的英勇表现。今晚符利将军将出席于基地设置的晚宴，驻港英军司令华智礼、警务处处长伊达善及辅政司固祈济时都会出席……”
“所以美利楼没有炸弹啊，有的话一定会先报导。”阿七说。
“啊!”我惊呼一声。
“怎么了?”
“啊……不过好像不对……”我再说。
“你在说什么?”阿七奇怪地问。
“我们似乎误会了一个关键字，不过，我又觉得不大可能。”我搔搔头发，说。
“什么关键字?”
“我一直以为杜自强他们有，‘一号目标’，‘二号目标’，但其实‘一号’便是目标名字——他们要对付的是挂一号车牌的警务处处长专车，不过，这想法太无稽吧?堂堂警务处处长，又怎会开车搭汽车渡轮呢?而且警务处处长出巡，一定有大大小小警车护送……”
我话没说完，阿七跳出车子，我儿状连忙跟着他，他抓住码头一位职员，大嚷道：“说!一号车今天有没有经过?警务处处长的一号车有没有经过?”
被阿七揪住领口的职员一脸慌张，结结巴巴地说：“有、有。一号车月中搭几次渡轮，不过很平常……”
阿七放开职员，冲回车子，我也立即上车，“怎么了?一号车不可能被人放炸弹吧?”我紧张地问。
“有!有可能!”阿七脸容紧绷，一边扭动车匙，一边说：“处长出席公职宴会，都要坐一号车，这是官方礼节!但如果场地在九龙，一号车便会先过海等待，处长会乘其他公务车到港岛皇后码头，转乘水警轮，在九龙的码头才上一号车，因为处长和警车队搭一般汽车渡轮会引起混乱!副官和随扈跟随的是处长，而不是一号车，事前渡海的一号车不会有护卫的!”
我愕然地瞪着阿七。
“他们很可能已经在处长的座驾上放了计时炸弹。”阿七踏下油门，车子往前冲，“他们要暗杀警务处处长!”
ⓧ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香港殖民地时代，职级仅次于总督的官员，一九七六年改名为布政司(Cheif Secretary)，一九九七年主摧移交后，改称政务司司长(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