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功主持了象山盐场项目的策划、建设、投产全过程之后，杨运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他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信任，目前石迪文已将整个舟山殖民区的商贸事务都交给了他来负责。
对于上司亲自从平户带回来的这批外国商人，杨运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不清楚这些人里面是否有一些身份背景特殊的人士，但既然是石迪文亲自带回来，并且还要求他尽快给这些商人安排优惠力度较大的招商措施，那就足以说明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了。
杨运为了了解这批人的情况，接到指令之后还专门跑了一趟东海舰队司令部，找熟识的军官打听消息，这才知道这些外国商人是“被迫”来到舟山暂时落脚，而石迪文则希望通过优惠措施来补偿他们在平户的经济损失，以求能让这些商人都留在舟山发展。
招商中的优惠措施大多是减税降费之类，杨运在澎湖和舟山已经负责了好几年的招商工作，对此倒是掌握得非常熟练了。不过考虑到这些商人的特殊背景，如何拿捏优惠措施的尺度是杨运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如果给这批人的优惠力度过大，那么消息传开也容易引发其他商人的不满，而且这口子放开了后面再想收紧就很会麻烦，下一次公开的招商活动就不太好制定标准了。杨运斟酌一番，才决定将这些商人先召集起来开一个小会，看看他们对现行招商措施的态度，再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为了让在场的西方商人也能听懂，杨运还专门准备了翻译人员。随着舟山岛上的外国商人越来越多，如今吃翻译这碗饭的专业人员也是随之增多了不少，而且这些翻译并不全是汉人，也有一些是久居东方，学会了汉语的外国人。毕竟在贸易港当翻译，工作轻松收入也高，可要比一出海就是一年半载的海员生活强多了。
杨运与众人见礼之后，便迅速切入了正题：“在座各位都是由我国海军从平户接回来的，军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安排，相信在平户的时候就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我国是一个负责的国家，虽然引发战争是日本平户藩的责任，但我国还是愿意主动担负起在战后安置广大无辜民众的任务。不管是平户当地的日本民众，还是在平户从事贸易活动的各国商人，我们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尽量减轻大家的损失。”
这些商人一听，便知道这位杨大人可不是善茬，短短几句话便将开战的原因全都推给了无法自辩的日本人。这样一来，造成他们被卷入战火的责任就全都算到了日本人头上，而他们因为战争所蒙受的损失，自然也理应由平户藩官方来赔偿，现在海汉官方愿意收容他们，纯粹就是在义务做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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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意味着海汉将要给予他们的优惠措施其实是属于救助性质，而绝非战争赔偿。
海汉官员几句话便将事情定了性，但这对商人们来说可能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了。如果是战争赔偿，那商人们作为直接受害者，当然可以跟海汉官方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补偿。但如果是救助，那就变成了慈善性质，海汉没有义务一定要帮助商人们重起炉灶，或是给予他们某种城都的施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谈条件的余地了。
这无疑立刻大大降低了商人们的期望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海汉军在平户所给出的承诺是战争赔偿，所以才会安安心心地跟着海汉军来了舟山，但现在这海汉官员几句话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中间显然就会有落差了。
杨运说完之后停了下来，环视众人道：“如果各位对此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出来，我会立刻给予解答。”
当下便有人问道：“杨大人，当初贵国的军官告诉我们，只要来了舟山，我们在平户的损失就能得到弥补，这好像与你的说法有些不太一样？”
杨运面不改色地应道：“那应该是和你们沟通的军官用词不当，‘弥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没有替平户藩承担责任的义务，各位在平户的损失也不应由我国承担。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优秀的贸易环境，帮助各位在这里东山再起。如果大家能在这里重新开始经营自己熟悉的生意，相信很快就能把以前的损失赚回来。”
杨运的底线很清楚，那就是绝不承认海汉要对这些商人在平户的损失负责，先占据道德高点，这样后续才好掌控给予商人们优惠措施的力度。
“各位也不必着急，不妨先了解一下我们会提供的一些条件，如果还是觉得不妥，那各位也有权自行离开舟山另谋出路。”杨运察言观色，也注意到这些商人们的情绪有些低落，当下便先主动把话题引回到正事上。
不管对杨运的说法是不是满意，商人们当然不可能就此起身离开。既然来都来了，那当然要听一听杨运能拿出什么样的优惠措施了。
杨运给出的优惠条件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传统的减税降费，二是向商人们提供低息贷款，都是非常实际的措施。
所谓减税降费，顾名思义便是在商业税赋和各种杂费上给予减免优惠。舟山殖民区每年都要在春秋两季举办招商活动，因此对这些优惠措施也都制定有统一的标准，相较于大明的贸易环境，的确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落户舟山的第一年交易税可照现行标准减半收取，可以在指定区域以低价购置地产，同期可获得一处限定面积但免费使用的仓库，无需抵押便可获得由海汉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经营海汉指定的一些特殊产业还可享受更大的优惠力度……诸如此类的优惠措施，杨运一口气便列出了十来条。
海汉在商贸领域的经营和管理手段几乎都是由施耐德牵头制定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措施被证明过于先进，并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情况，但经过数年的实践后，海汉还是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能够让其他国家的商人也遵从海汉所倡导的商业制度，融入到这个领先时代的贸易体系当中来。
当然了，光是列举出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考虑到这些商人们大多是第一次接触到海汉的商业制度，杨运还得逐条解读这些措施将会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并解答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俞成礼对杨运所列举的这些措施很感兴趣，尽管对其中一些细节的理解还不是太透彻，但他敏锐地感到这些措施的确能够大大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而且从长期来看，舟山的贸易环境应该是要比平户更胜一筹，不管是硬件设施还是安全保障，平户港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但对俞成礼来说，这些措施虽然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但却并非他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
真正让俞成礼在意的，是舟山的贸易环境是否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他所从事的纺织品行业，对于经营地点其实是有一定的讲究。在平户经营大明产高级纺织品的商人并不多，而俞成礼在其中是属于经营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在成本方面能有一定的优势，加之他在平户藩走上层路线的策略很成功，因此竞争压力并不大。
但俞成礼可不是那种毫无危机感的人，他知道换了一个新环境之后，有很多东西可能就不会再遵循以前的规律了。比如要在舟山继续经营纺织品，那他就必须要考虑到来自本地同行的竞争压力。
江浙地区是高级纺织品的主要产地，在苏杭有不少经营规模比他大得多的商人，不管是货源、人脉、销售渠道，都要远胜他这个“外来户”。就算海汉提供了这些优惠措施可以降低一段时期内的经营成本，他也不敢确定这样就足以让自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俞成礼当下所要做的，并不是计算能从海汉的优惠措施中获得多大好处，而是要先了解舟山本地有多少竞争对手，本地的纺织品贸易规模有多大，然后再审视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实力从中占据一定的份额。
如果俞成礼自忖在这个行业里难以立足，那他就得考虑是转行经营别的买卖，还是干脆就早点离开舟山，另行寻找一处合适的地方继续经营老本行。
俞成礼的处境并不是单一特例，事实上从平户撤到舟山的大部分商人都得面对类似的处境。由于地理原因，能够在大明与日本之间从事跨国贸易的商人只是极少数人，因此在平户经营的竞争压力并不算太大，但回到大明周边可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舟山这种自由港，汇集了各个国家的商人和货源，如果没有独有的经营优势，很可能就难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也正因为如此，杨运花了半天时间，口水都说干了几次，也还是没有赢得这些商人的认可。商人们虽然对优惠措施很感兴趣，但似乎仍然有一些顾虑，让他们无法拍板作出决定。
杨运也意识到了这应该不是优惠措施力度的问题，但他却没有能够意识到商人们真正所担心的竞争问题。这倒不是他专业度不够，而是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理盲区。
在杨运看来，舟山定海港已经成为了大明东部沿海最主要的外贸港口之一，其影响力辐射了大明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现在进入舟山从事跨国贸易，很容易享受到本地的发展红利。他确实想不到商人们是在担心自己在舟山无法面对激烈的竞争，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市场正在不断变大，哪怕在具体的行业领域存在竞争，也仍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来容纳更多的经营者。
不过杨运好歹也在这职位上干了几年了，虽然事情进行得不太顺利，但他也没有因此着急上火。眼见已经到了午间饭点，杨运主动中断了会议，邀请商人们共进午餐。
这对于商人们来说倒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过去无论是在大明还是日本，只有他们腆着脸请官员吃饭拉关系，却从没有官员主动邀请他们吃饭的情况。虽然合作还暂时没有谈拢，但能够跟海汉官员共进午餐，想来也不是坏事，所以竟无一个人谢绝这个邀请。
按照杨运的经验，办公桌上谈不拢的事情，接下来就应该换个环境到饭桌上去谈，再加上一点酒精助力，往往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换个相对轻松的环境有助于让会谈各方放下心防，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消灭了几坛海汉特酿之后，饭桌上的气氛也热络起来，商人们开始打开话匣子，向杨运说明自己的顾虑。
杨运跟商人们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听了片刻便发现了问题所在，当下也是暗叹自己糊涂，竟然忘记了这些从平户来的商人除了不了解本地的商业制度之外，也缺乏对本地贸易环境的认识。他们要是丝毫不担心落脚舟山之后所要面对的竞争，那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
只要找到问题根源所在，杨运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了。以他的口才和能力，不难向商人们描述出舟山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只要让商人们相信，他们进驻舟山之后不但有利可图，而且还将会有极好的发展前景，剩下的事情就很简单了，以逐利为天性的商人们自然会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选择。
俞成礼返回住处的时候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他也不记得自己在席间究竟喝了多少酒，只记得自己似乎搂着那位杨大人的肩膀称兄道弟，还拍胸膛打包票，要尽快在舟山开一间商栈继续经营老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