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不比南方。南方岛屿搭些草棚、竹棚就能住人，对建筑规格要求比较低，大部分沿海明军就是这样解决了住宿问题。北方就不成了，住所对御寒要求很高。
“中丞，我给你留1300人，只能辛苦你了，剩下的士兵必须出击。我们第一波进攻最有力，鞑子也最没防备，不能再拖。”
“这……好吧，你们计划打哪个县？”
张鹏飞冷笑一声，“打县城太便宜鞑子了，我直接打登州。”
“啊？”
“哦呵呵呵。”顾容笑得非常开心，一点也不意外。
北中国沿海，江淮之间海外有5条沙，海潮甚急，大船和尖底战船难以接近，过长江口就得向东开一天再北上，以避开水下沙坝。
天津口外也是沙线分歧，这些水下泥沙每年都在变动，只有最熟悉海径的水手才能引水，曲折入港。而且大沽口外20里有一道拦港沙，大船和尖底战船难以接近。
在这两处登陆要冒很大风险，没有蒸汽动力船，风帆船在这些曲折的航道中行驶很困难，一阵乱流风就可能把战船拍死在沙坝上。
鞑靼人的生命线是大运河，淮安清江埔和天津是运河最重要的节点。鞑靼人可以在闽浙地区攒出4，500艘战船，在关系帝都安危的渤海黄海却只留下20几艘船。就是因为江北和天津的水下沙坝是鞑靼人最好的海防设施。
北中国只有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无大河淤积的泥沙，海岸便于登陆，而攻击辽东半岛经济效益明显不如山东。
巴纳比很快就知道张鹏飞的决定，他有7艘船，船长会议也就是7名成员。
疤脸罗杰斯用匕首敲敲桌子，吸引船长们的注意力。
“中国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说登州是北中国最主要的要塞。”
巴纳比桀桀笑了几声，“疯子好，我喜欢疯子的计划。”
“首领你是认真的吗？”
“认真不认真不重要，亲爱的罗杰斯。我只知道登州是山东半岛北面最有钱的城市，而钱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首领。”
“罗杰斯，除非抢到西班牙宝船，不然我们海上抢船能搞几个钱？想想看，打下一座城市，会有多少钱在向你招收？”
“难道我们不应该先派人摸清楚那座要塞的兵力布防情况再攻击吗？”
“我亲爱的兄弟，张曾是那座城市的指挥官之一，他了解要塞的每一处设施。”
“可那已经是10年前的事，只有上帝才知道期间发生了多少变化。”
“恩，我承认你说的没错。不过我还是决定与他们一起出击。”
“为什么？”
“因为我是比你更成功的船长，直觉告诉我，我们一定能赢。”
“****”
巴纳比看着其他的船长，“我话讲完，谁赞成，谁反对？”
“赞成”“赞成”
……
船长会议通过。
巴纳比咧嘴一笑，扭头对罗杰斯说道，“亲爱的罗杰斯船长，你的船留守营地，我们得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得把家给安顿好。”
“******”
抗议是没用的，罗杰斯的双桅船和各船留守人员共140人看家，巴纳比率580人加入张鹏飞出征的船队。
为简化指挥结构，张鹏飞留下全部朝鲜兵和900明军，再给守军留下17条战船。
其余3600官兵乘坐50艘战船驶出海洋岛。
张鹏飞敢打登州坚城，当然有他的理由。
鞑靼人建威消防，选取天下要害城市部署绿营兵。
登莱3营陆师由鞑靼人在1644年设立，编制很大，三营相加兵额近万。这是继承了明朝登莱镇、登莱巡抚的历史传统。
山东绿营兵在鞑靼人南下中立下汗马功劳，临清、沂州两镇绿营死死压住了当时驻守在淮西的南明刘泽清镇，直到最后收降数万明军。柯永盛率领的绿营临清镇甚至向南一直打到赣州，夺下了对后来局势发展影响深远的要塞。
绿营分散驻扎在各个汛地，弹压地方。绿营不仅是野战部队，那只是绿营诸多属性中的一个小方面。更多时候，绿营兵是维持治安的警察、整修河道的杂役、做点小生意的商人。
每逢战事，皇帝老儿发下出征行装银，从各个汛地抽兵，这里抽4，5个兵，那里抽7，8条枪，凑个2，3千兵，这就是大军了。
山东绿营在鞑靼人进攻南方的战事中经常被抽，尤其以运河沿线战斗力略强的部队为主。这样在军饷分配、战后补充上，山东巡抚、总兵们肯定优先考虑西面的野战部队。
登莱三营长期拿不到足额军饷，生活很苦，病亡逃亡也得不到补充。登莱巡抚被裁撤后，沿海绿营兵没了帮他们说话的人，生活就更苦了。
绿营战兵足额拿饷，一年也只有24两银粮的收入，这只能勉强维持全家人温饱，他还要从这些收入里面拿钱出来购买军服、火药应付日常训练，完全不够花。
登莱这3个营剩下的兵力不足1644年设定兵额的一半，只剩下3，4000人。就是这点兵，还要分散驻扎在大半个胶东半岛的汛地上，这个烟墩两三个兵，那个所城二三十个兵。
这肯定不够，所以山东维持面上的海防依然要靠卫所。
明朝后期有2大毒瘤，宗室和卫所，所谓文官士绅与这俩世袭贵族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明朝在卫所世袭军官身上消耗了无数社会资源。
卫所世袭军官家族既有人继承军职，也有人考科举做文官，同时掌握地方文武大权，形成一个可怕的卫所士绅体系，这些卫所军官家族优免徭役不纳田赋，山东更是全免徭役。
如山东成山卫，这个最小的卫竟然有高达17个世袭指挥。
朱元璋设立卫所时说的养兵百万，不耗百姓一文那是彻头彻尾的扯淡。
边疆地区有分地的空间，但内地、沿海卫所只有很少的地能用于耕作，卫所从一开始就依靠地方截留银粮养兵。
百姓何辜？哪里养得起那么多贵族。
朱元璋、朱棣留给后人的卫所军户既是明朝的统治基础，也是灭亡明朝的根本原因。
明朝后期既要维持镇戍制下的野战部队，也要维持卫所世袭军户，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崇祯帝大约是看明白了这个问题，历代明皇，也只有崇祯有胆子对卫所特权开刀，某期进士，他未录一个军户，但他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鞑靼人入关，他们不用背负明朝的包袱。但卫所积重难返，改起来很复杂。
鞑靼人整理全国卫所大体原则为取消卫所军事功能，军户改屯丁，世官改流官，军户小兵成为佃农，不再是世袭军官的农奴，如民户一般纳粮征税。原本供养卫所的地方截留银粮上缴中央，只此一项，就给鞑靼朝廷带去1000万两的中央财政收入。
鞑靼人考虑到实际困难，所以在顺治初年整理改革全国大部分卫所后，依然保留了山东海防卫所部分军事功能。威海、成山、大嵩、靖海、灵山、鳌山六卫仍然像在明朝一般享有特权，不纳税不服徭役，录取生员、举人名额比民户更多。
鞑靼人后来也想把卫所全撤空，但阻力太大，撤不动。
山东文武，半个省的士绅全反对撤卫所。
军户考科举有优待，卫所士绅自然在地方有很强的话语权。（最后终结卫所的是雍正那个愣头青，他下决心用杀头相威胁，才把山东沿海六卫撤干净，军户改平民，照常纳税。）
当年明军水师黄蜚率领登州数万军民泛海南下，撤空了登州城，但他不可能撤空胶东地区所有军户。这些剩下的军户成为鞑靼人在山东海防重要组成部分。
用鞑靼军官的话说，边海屯民与州县相隔较远，与卫官亲近，偶有汛防不及之处，卫官传呼，屯民立应，大有益于海疆。以绿营汛兵为核心，有事命卫所守备千总召集屯丁民壮上城固守或是协助缉捕，这确实是不错的做法，但这只能应付小规模的海盗侵袭。
鞑靼人此时尚未在全国修建澳门式海防炮台，海防设施依然是明军遗留下来的那些工事。鞑靼人在登莱二府沿海6卫一共有100座炮台，这些炮台全是在卫所烟墩基础上略加改建而成，并非永久式的炮台工事。
所谓炮台不过一个三层高的夯土堆，墩台下有3间营房，顶上有间挡雨的木制茅草亭。
按编制，每座烟墩炮台需要5名绿营兵驻守。这种海防设施就是做样子给不懂行的上官看的，因为军饷不足，墩台平时只有1，2个兵看门，营房是空的，无人驻守。如果有上官来巡查，才会派人去做做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