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虽是绿林出身，但眼光确实厉害，他猜得不错，袁世凯果然反了。
就在列强外交使团向清廷递交联合照会，要挟清廷任命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出面主持政治刷新的次日，驻扎在长春的北洋新军第三镇哗变，扣押钦差铁良，随即拥戴曹锟重掌兵权，哗变当晚，曹锟即以全镇官兵名义发出通电，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全权主持国政，督促清廷实现立宪，并组建以汉人立宪派为主的责任内阁。
此电一出，天下震动，比起共和军总司令赵北前些日子发出的那封“合电”来，曹锟的这则通电无疑对清廷的打击更为致命，连北洋军都反了，清廷还靠什么去剿灭南方革命军？
众人还没从曹锟的通电中回过神来，不过两天时间，又有几则通电从大江南北接踵而来：
良弼统率的以北洋新军第四、第五两镇为主力的第一军在进抵湖北黄州城后即停止西进，随即第四镇统制官吴凤岭与第五镇统制官张永成联名发出通电，宣布与共和军脱离接触，单方面停火，同时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全权主持立宪事宜，两镇全体军官均在通电上列名。
投桃报李，共和军总司令赵北也于次日在武汉发出通电，宣布共和军前线部队与清军第一军脱离接触，稍后于汉口誓师，分兵两路北伐中原，一路由汉江北上，一路由京汉路北上，收服沿途已光复和未光复的州县，统一全省政令。
北洋新军第二镇原已奉命南下增援，加入“讨贼第二军”，由陕甘总督升允约束，但该镇乘火车抵达河南郑州后即顿兵不进，并占领黄河铁桥，截断京汉铁路交通，由于第二镇原任统制官王英楷因为王占元和卢永祥通电的事已被清廷罢斥，现任署理统制官、天津镇总兵官张怀芝在郑州发出通电，响应第二军，敦促清廷早日立宪，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主持一切政务，随后亲率步兵一标乘车北上，“哭谏”袁世凯出山视事。
奉命南下山东的北洋第六镇走到直鲁交界处的德州后即顿兵不进，全军鼓噪，赶走了统制官、广东潮州镇总兵赵国贤，稍后，福建汀州总兵、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祺瑞单骑入营，不费吹灰之力接管该镇，随即指挥部队占领城郊的北洋机器制造局，次日即率军调头北返，在天津非武装区附近停止前进，向天津各国领事递交照会，宣布对清廷实施“兵谏”，随后于天津英租界拍发通电，敦促清廷实现君主立宪，拥戴袁世凯为“摄政大臣”，并立即派人前往租界，护送袁世凯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视事。
袁世凯一身缟素，在幕僚的簇拥下步入总督衙门，在痛斥了段祺瑞等人的狂悖举动之后，又跪在光绪皇帝的神位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无可奈何”的被众人裹挟上位，南面而坐，随即向清廷拍发了一封敦促君主立宪、实现责任内阁的电报，正式开始了他“摄政大臣”的生涯。
次日，“摄政大臣公署”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设立，随后，袁世凯以“一介布衣”的名义拍发通电，号召南北弥兵，共建宪政，由于这一天正好是公元1909年1月1日，因此，该通电被西方人称为“新年通电”。
至此，北洋新军六镇中，只有第一镇还在清廷掌握之中，但该镇中夹杂着一个标的汉人步兵，军心不稳，再加上列强驻扎京津沿线的部队封锁道路，大沽也被宣布为“中立区”，停泊在大沽的清军军舰被列强舰队监视停泊，使得清军无法南下进攻天津，只能龟缩在京城内外，拱卫国都。
眼花缭乱的通电中，全国一时鸦雀无声，惊愕中的臣民这才意识到，改朝换代似乎就在眼前了。
公元1909年1月2日，东南数省的立宪派代表齐集上海公共租界，在“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绅商促宪大会”，当天即拍发通电，敦促清廷立即实现宪政，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立宪会”也在这一天正式成立，张謇被推举为会长，远在湖北的黎元洪则被推举为副会长，各地立宪分会纷纷开始筹备，立宪派头面人物也开始拍发通电赞同君宪。
看到缙绅们抢在了自己前头，大清国的封疆大吏们也急忙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曹锟领兵“拜访”之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联合曹锟于1月2日拍发通电，宣布“保境安民”，从当天起，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不再直接接受京城朝令，唯天津“摄政大臣公署”马首是瞻，所有朝令未经袁世凯副署一律视为无效，在清廷实现立宪之前，三省的税款一律截留。
河南巡抚吴重熹在北洋军第二镇的炮口下宣布河南“自治”，成立“自治会”，奉袁世凯为会长。
安徽巡抚朱家保在“收复”省垣安庆后便一直坐镇于此，指挥部队围攻熊成基占据的庐州，此时也宣布单方面停火，虽未撤围，但也没有继续进攻，并劝说毅军统领姜桂题一同停火，两人联名拍发通电，宣布服从“摄政大臣公署”发出的一切政令，敦促清廷立宪，并恳请清廷废除旗人特权。
本已被关在牢里的原直隶总督杨士骧被北洋军从牢里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后被军人拥入直隶总督衙门，站在袁世凯的身边宣布直隶“自治”，成立“自治会”，拥戴袁世凯为会长。
至于清廷任命的直隶总督岑春煊，则在段祺瑞率兵挺进天津的时候便已化装逃跑，躲入天津英国租界，但随即便被租界当局驱逐，只好再躲到德国、法国租界，最后以“国事犯”的名义在日本租界安顿下来，一路抱头鼠窜，好不狼狈。
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义的乱臣，就在各省汉官纷纷宣布“自治”的同时，旗人官员则高举“勤王”大旗，开始了反击：
“讨贼第二军”统帅、“钦命提督军务大臣”、陕甘总督升允本已在信阳发布讨贼檄文，但尚未来得及部署进攻武汉战略，猝闻袁世凯造反，当天即于信阳发布讨逆檄文，誓师勤王，试图回援直隶，但由于京汉铁路被北洋第二镇截断，清军顿兵于信阳，进退失倨，北有北洋强兵，南有共和军北伐先遣队，粮道被断，军心动摇，数日后河南新军暂编第二十九混成协发生哗变，杀协统刘承恩，联合毅军赵倜所部围攻第二军司令部，钦差大臣升允见势不妙，单人匹马逃往潼关，清军第二军失去统一指挥，就此解体，变兵将信阳军储洗劫一空之后，一部分旧军北上投奔了北洋军，新军则大多向南开拔，与共和军北伐先遣游击队取得联系，随即宣布加入革命军，响应起义。
闽浙总督松寿于福州拍发“讨逆通电”，历数袁世凯“弑君”、“谋逆”等种种大逆不道之罪行，誓言用袁世凯人头祭奠大行皇帝，随即募集壮丁，号“勤王军”，举兵于福建，同时联络各国领事，寻求列强支持，但均遭拒绝。
数日后，福建新军暂编陆军第十镇一部于福州城北莲花山驻地起义，在同盟会员、福建武备学堂总教习许崇智的率领下聚攻北门，与此同时，以闽籍会员为骨干的同盟会敢死队在福州城内发动进攻，围攻设于花巷的第十镇司令处，激战不久，福宁镇总兵、第十镇统制官孙道仁在镇司令处宣布反正，随后在敢死队员的“保护”下走出司令处，调集城内新军聚攻总督衙门，闽浙总督松寿走投无路，焚毁总督衙门，举家投火，在熊熊烈火中，福建宣布脱离清廷统治，同盟会推举孙道仁为福建都督，许崇智为闽军总司令，随即闽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伐浙江，另一路则向闽南漳州挺进，与早已攻占漳州的广东起义新军残部会师，以便合兵南征广东。
正在川北督促各团防局抽丁编练“讨贼军”的四川总督、汉军正蓝旗旗人赵尔巽闻知北洋军变，匆匆返回成都坐镇，将四川新军暂编第三十三混成协解除武装，全部调往城外，另换巡防营入城拱卫，布置妥当之后，即率大军赶往广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扑灭了由同盟会干部熊克武、黄树中等人领导的袍哥起义，随即在川南、川中大开杀戒，一时之间人头滚滚，腥膻满川，人送绰号“赵屠”。
当赵尔巽在四川挥舞屠刀的时候，云贵总督锡良也没闲着，除了像赵尔巽一样将新军调出省垣之外，锡良还大肆招安绿林武装，号称“勤王讨逆军”，声称择日北伐中原。
署理两江总督长庚也拍发通电，宣布响应锡良，组织勤王军，占领江阴要塞，封锁长江，禁止华商轮船通过，同时派兵一部南下浙江，绞杀当地会党起义。
除了这些旗帜鲜明的官员之外，尚有一些封疆大吏持谨慎观望态度：
两广总督张人骏宣布“局外中立，保境安民”；广西巡抚张鸣歧通电支持张人骏；山西巡抚宝棻虽是蒙旗旗人，但迫于形势，在山西立宪派的策动下也宣布“中立”，一边通电谴责袁世凯，一边电告清廷，敦促其顺应民心，早立宪政，但同时也派人前往蒙古草原，召集兵马，准备勤王；新疆巡抚联魁鞭长莫及，本欲派兵借道西伯利亚赴援东北，但被俄国拒绝，无奈之下也只好跟着附和立宪；湖南巡抚岑春蓂虽也宣布“中立”，但通电拍发次日，省垣长沙即被共和军吴振汉部联合共进会部队攻破，岑春蓂被俘，在砍头和“反正”之间他理智的选择了反正，也投身革命阵营，做了湖南议院的议长……
与此同时，世居东北的旗人宗室贵胄推举代表，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宣布袁世凯为“国贼”，号召天下旗人共讨之，并召集勤王军，号“关外八旗”，叫嚣择日南下，讨灭叛军。
似乎是嫌局面还不够混乱，旅居海外的保皇名士康有为也来凑热闹，在东京拍发通电，声讨袁世凯，组建“保皇党”，号召天下士民“共击叛臣”，保扶大清。
在一片纷纷扰扰中，坐镇武汉的共和军总司令赵北于1月5日再次拍发通电，附和袁世凯的“南北议和”之举，并重申共和军的主张，那就是“共和”：“帝制终结之时，便是袁公世凯就任共和中华大统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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