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乐声中，一列客车缓缓驶进火车站，并在站台上停了下来，此时，火车站外的礼炮声也响了起来。
这里是北京大前门火车站，军乐队和礼炮都是中枢政府和外务部特意布置下来的，与此同时，在火车站迎接贵宾的还有社会各界人士，至于中枢政府和外务部的官员，也都穿戴整齐、精神抖擞的站在站台上，等待那列客车打开车厢的车门。
这列客车上的乘客都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来自遥远的南洋，而且身份都很特殊，既不是商人，也不是普通的华侨，而是苏门达腊和爪哇等地区的华人代表，此次赶到这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来与中枢政府和外务部协商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未来政治地位问题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未来的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政权实体的政府代表。
自从南洋战争结束之后，苏门达腊和爪哇就在实际上取得了完全的自治权力，虽然目前从法律意义上讲，这些地区暂时归远东和平委员会“托管”，但是不久之后，这些地区将完全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实现真正的独立。
由于英国、美国、法国、荷兰都坚决反对由中国托管或者吞并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因此，经过一番国际政治与军事角力，各国之间最终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不对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实行托管或者吞并，不将其变为南洋殖民地，但是同时，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国也一致同意在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实现主权独立，成立一个由华人主导的自治国家，同样原因，日本军队控制下的新几内亚西部、马鲁古等地区也将实现主权独立，成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自治国家。
作为南洋战争的直接政治产物，在不久的将来，南洋地区将出现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一旦实现独立，这两个南洋国家也将被“远东和平委员会”接受，成为这个远东地区国际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到了那时候，不仅亚洲地区的政治版图将进行修改，而且连各国的地图册也必须作出相应的修改，标明这两个南洋独立国家的位置与领土范围。
既然是新诞生的主权国家，那么就有一系列的任务必须完成，而这些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作为由中国主导的南洋国家，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也必须将与中国的关系作为该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来看待，也正因此，在南洋局势稳定之后，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的华人自治机关立刻决定派出政治代表，前往中国，拜会中国总统，并就一些双方都很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与看法。
就这样，这支南洋华人代表团就赶到了北京，率领这支南洋华人代表团的两位主要首领分别来自南洋华人同乡会和南洋同盟会，一位是在爪哇之战中屡立战功的民团总司令兼总教习龚春台，他是南洋同乡会推选出来的代表，另一位则是胡汉民，他是南洋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本来，南洋同盟会是打算请熊成基走一趟的，但是最后启程的时候，熊成基突然改变了主意，于是，胡汉民替补了熊成基的位子，跟着龚春台一起到了北京。
现在的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南洋同乡会的势力最大，南洋同盟会的势力其次，这两支政治力量手里都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也正因此，双方决定首先解决这个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而此次赴京会谈，这会谈内容之一也正是这个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问题，究竟是归未来的苏门达腊和爪哇政府指挥，还是依旧分别归两个政治集团指挥，这是根本问题，立国之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取得中国中枢政府的认可，否则的话，苏门达腊和爪哇的局势不会保持平稳。
除了武装部队的指挥权问题之外，此次会谈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比如国名的问题，政府政治架构的问题，政治利益的分配问题，中国在当地的租借地的划分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与南洋土著之间的关系问题……这诸多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此次协商解决，而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是绝对离不开中国中枢政府的。
对于这一点，胡汉民非常清楚，实际上，对于此次北京会谈，南洋同盟会内部分歧重重，有人反对，有人赞成，为了这个问题的争执，双方几乎反目，如果不是最后同盟会领袖孙先生出面表明立场的话，或许南洋同盟会又将面临一次分裂。
胡汉民很清楚，如果不能取得中国中枢政府的承认，南洋同盟会就根本无法在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立足，即使掌握武装部队，也很难与得到中国中枢政府支持的南洋华人同乡会对抗，所以，在胡汉民看来，与其等将来被人赶出苏门达腊和爪哇地区，还不如现在主动做出姿态，寻求中国中枢政府的谅解，并与之达成某些秘密交易，以放弃从事反对赵北的活动来换取赵北对南洋同盟会实际存在的默认。
胡汉民是赞成此次会谈的，而且他也坚持认为，就目前形势而言，南洋同盟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南洋同乡会平起平坐，南洋同盟会需要收敛锋芒，也需要休养生息，等到机会合适，或许才是南洋同盟会一展身手的时候。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胡汉民在车厢的车门打开之后，一再谦让，请南洋同乡会的代表龚春台先行下车，而他，则很有礼貌也很明智的率领南洋同盟会的代表们走在后头，低调得不能再低调。
对于胡汉民的谦让举动，龚春台心里非常清楚他的目的，这是主动示好，以表示同盟会对同乡会的“臣服”，说句实话，对于同盟会的这种低姿态，龚春台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只要中枢政府决心解决同盟会，那么同盟会就不是问题，关键就看中枢政府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只要中枢政府下令，他龚某人可以立即采取措施，毕竟，他也是军情局的情报员呢。
既然胡汉民这么谦虚，龚春台也就没有多客气，谦让一番之后，先行下车，赶去站台，与那些前来欢迎他们的社会各界人士握手言欢，并对记者和代表们发表演说。
龚春台会党出身，文化不高，这演讲稿当然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旁人捉刀代笔，这路上已是背得熟练，此时站在站台之上，一番慷慨陈辞，倒也似模似样。
“……此次来京会谈，鄙人诚意十足，南洋华人与华侨也是诚意十足，身为炎黄传人，南洋华人与华侨虽然身在异国他乡，然则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的乡亲，南洋之战，中华健儿浴血奋战，换来苏门达腊和爪哇之主权独立，这是华人之骄傲，祖国之骄傲，本来，南洋华人是想叶落归根的，然则欧美各国均不同意，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海外立邦，不过这颗海外赤子之心却是不变的，祖国虽远，但心中却时刻不忘祖国。
此次会谈，鄙人受苏门达腊和爪哇华人自治会之全权委托，主持会谈代表团之所有事务，深感肩上担子之沉，虽才疏学浅，但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唯以将勤补拙，为南洋华人之福祉殚精竭虑，为南洋之长久和平贡献微薄之力。”
见龚春台站在站台上慷慨陈辞，胡汉民心中多少有些无奈，确实，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如果同盟会不选择妥协的话，只怕连南洋的根据地也会丢掉，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些年的颠沛流离中，同盟会的许多干部学会了隐忍，也正是这些学会了隐忍的干部才最终推动了这次会谈，不然的话，现在的苏门达腊和爪哇恐怕已经陷入内战之中了，而且最后的结局肯定是以同盟会败北告终。
其实，除了内战和妥协之外，同盟会也曾提出过另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将苏门达腊和爪哇分别对待，南洋同乡会主政苏门达腊，南洋同盟会主政爪哇，双方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实行“自治”，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同盟会的这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一度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但是却遭到了中国中枢政府的坚决反对，甚至以退出远东和平委员会相威胁，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了这个分而治之的方案，同盟会孤掌难鸣，只好选择妥协，跟着龚春台来到北京，举行会谈。
不过另一方面，同盟会也在南洋造势，希望中枢政府能够将苏门达腊和爪哇当作是一块“宪政试验田”，让同盟会和同乡会在那里摸索宪政治国道路，这个想法就是胡汉民提出来的，而且事实证明，这一手非常高明，国内的许多宪政派人士都对此非常关注。
胡汉民在一边琢磨，龚春台那边的演说已经结束了，然后，中国外务总长唐绍仪亲自陪同龚春台和胡汉民坐上那辆总统府派过来的总统专车，在护卫队的前呼后拥下，车队径直驶向总统府。
“总统对于同盟会和同乡会在南洋搞‘宪政试验田’一事持何种意见？”
坐在车上，胡汉民忍不住问了唐绍仪一句，在来之前，同盟会就通过熊成基拍发电报，询问过唐绍仪，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唐绍仪淡淡一笑，说道：“展堂，就快到总统府了，你何必这么着急呢？等到了总统跟前，你亲自问他不就行了？”
胡汉民无奈，只好闭上了嘴，好在总统府已是不远，或许很快，他就可以再见到那位“狂人总统”了，说起来，当年他还是总统督政处的秘书呢，而且也深受总统器重，只是道不同，却只能不相为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