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学校那天刚好是六一儿童节，操场上扎起了大舞台，四周扎了大红花。还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歌声激越嘹亮，令人荡气回肠，多么扣人心弦啊！一班一班的节目轮流，轮到我们班上了。舞台上鼓在响，锣在敲：“咚，咚，咚，锵！锵！锵！”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人们一齐起哄：“柏花，柏花，加油，加油。”我走上台，走到小箱前鞠了一躬，心里敲起了鼓。暗暗想：老天爷，保佑千万不要让我演砸了。此时，台下好多公社干部，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我拿着话筒有点发抖，我自报节目。“夸公社。”
台下立即静极了，只有我的歌声在飞扬：“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缠着瓜。藤而越壮，瓜越大……公社的阳光照万家，千家万户志气大。手种庄稼好，齐心力量大。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啊！啊……”
台下的人们屏住气，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看，待我表演完毕，场中是那么肃静。几秒钟过后，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我站在舞台上，想起了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真心地想此时能看到自己的妈妈：我哭了……
公社领导人上台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柏花小朋友，你妈妈会很快好的。”
校长也站在讲台上说：“五年级柏花同学，她的妈妈是位好党员，是一位优秀的公社妇女主任。今天因病没有来，我们学校给柏花小朋友发优秀节目奖，还有优秀红小兵奖。”我拿着奖状，激动地又哭了。
空气顿时凝结，只有那跳动的音符，起落的双手，陶醉的眼神，梦幻般的音乐与凝结的空气融为一体。
这天下午我们休息，一回到家我就赤着脚，穿着短裤衩，破短袖，拿着锄头挑着土箕，嘴里哼着小曲，来到荒山上挖丝茅根。挖好之后挑回生产队的晒谷场上晒，晒干后用木棍敲打，抖掉外面那层壳，然后用手一根一根弄齐。捆成一把，挑上小街药材铺收购站卖掉。每斤两毛钱，半天有十来斤，那次我的收获可不小。给家里买盐，买煤油，等小商品。外婆常夸我，是治家能手。我跑外，姐姐举内，我一有空就采草药卖，认识的草药多达几十种。假期我就能挣好多钱，自己的生活用品和穿衣、鞋袜，都不用妈妈操心了。
母亲生病期间，我更是努力。我努力挣钱，也希望母亲早点好起来，十一二岁的时候，都是让外婆给我剪光头，省时方便。每天早上挖草药也弄得我天天上学迟到，老师了解情况之后，也总是对我一笑了之，原谅了我。但我每次迟到，自己会感到脸红，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那年代，非大病不住院，一般情况都是自己挖草药对付一下就算了。可是我母亲一个这样坚强的女性，突然一病不起，还真是令人担心。我们兄妹三个都可怜，哥哥嫂嫂要上班，但也轮流看护。还有母亲收下的那个乞丐女，如今还亲如姐妹。危险时她还哭着喊着很是感动，洗洗刷刷，全靠她。她也跟着轮流守在病床前，不嫌脏、不怕累。她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病危时，她哭着、喊着：“姐姐，你是一个大善人。千万不能有事，能替换的话，我情愿替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夏香秀的今天。你一定要好起来，要好好活下去。”她每天替我母亲擦身体，又一边对着昏睡的她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母亲生病住院，住了很久，半年后，才开始慢慢好转。这半年来，我似乎长大了。承担了家里很多内外事物，尽管外婆帮助指导我，毕竟那时候我才十二岁。可见我还是过早成熟，母亲出院康复后，外婆说什么也不准母亲再去公社当妇女主任了。尽管公社书记和社长再三恳求，都一一被外婆拒之门外。领导劝说：“社会在发展，耕田不用牛，办公室电灯电话，上班可以车上车下，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实现它。”
母亲年年为我过生日，我依旧在一群小朋友的簇拥下，开着一个简单而又奢侈的生日晚会。母亲特意把冬瓜切成丁，做红烧肉，还有一只硕大的乌黑碗，装着10个茶叶蛋。八个小脑袋，风卷残云般地把十几个鸡蛋一扫而光，而我被小朋友说成是小气鬼。我和母亲大耍脾气，母亲却一点没生气，还抱着我抚摸我的头：“丫头，等明年过生日妈妈有了钱，一定煮好多好多鸡蛋。还要炒一碗真正的红烧肉，让小朋友不再说你是小气鬼。”那声音充满歉疚，在我知道那十个蛋都是从邻居家借的后，我深深懊悔。我的任性，和那点丑陋的虚荣心，每当看到妈妈的生日总是静悄悄地过。没有蛋糕，没有烛光，只有儿女深深的内疚。十几年来，我才真真切切体会到母亲的伟大，大海般的爱。
当我读初中的时候，母亲为我缝了一双布鞋，我总是舍不得穿。下雨天依然赤着脚，把布鞋拿在手上。到学校，才从沟里用雨水洗脚，擦干后再穿。这时候脚早已冻木了。夏天从来没鞋穿。
我们进入高中时，学校基本建成。容纳两万人，学校有宽阔的操场，教学楼，教室明亮。每个教室有六个大玻璃窗，从窗口往内看，有雪白的四壁。站在讲台上望去，那50张课桌像待发的骏马，等待我们骑上它到知识的广场上奔驰。两壁挂着四幅画，爱因斯坦，在微笑；居里夫人，在沉思。□□的叮咛，敲打着我们的心扉；童茅周的语言回荡在学习的脑海。这是我们的学校，力量的源泉。
学校办起了图书馆，它把我们带入书的海洋，我们都领到了借书证，我们可以借各种书籍阅读。我的邻居胡朋，他特别爱书，而且看得非常快，几乎一个晚上能看完一本古典小说。那天我在他家，突然发现他家书房的书，架上有三百多本印有学校图书馆的印章。我觉得挺奇怪的，就问：“胡朋，你借这么多书为什么不还？一下能看这么多吗？”
他说：“这些书，不是借的，是偷来的。”我说：“那怎么行，你得赶紧还回去。”
他不听，我第二天告诉了他的班主任，他老师告诉学校，结果学校当天就派了几个人还带了一部板车，把书全部查走了。推在板车上，都有一板车那么多，全是厚厚的古典小说。不久学校也开除了他，我想想我是不是不好呢，他学习本来全班数一数二的，就因为这次手脚不干净，竟然废了前程。
为了此事，他和我翻了脸。我母亲栽种的绿油油的葫芦爬上架并且结满了果实，十几颗苗长势喜人。他用镰刀一边连根切断，一边叉腰谩骂：“叛徒，不知好歹的东西，以后不许来我家玩。”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不敢吭声，也不敢见他。母亲也是个最能宽容的，最能理解别人，息事宁人。不声不响又栽了一批菜苗，而且又长得绿油油的。各种柔嫩的菜花，吸引着蝴蝶纷飞，南瓜、冬瓜，挺直了，粗壮的身躯汲取着大地的养分，茁壮成长。
转眼高中毕业了，我考试成绩落榜了，我和村里的孩子上附近水泥厂采石矿场打零工。第一天上工前，石厂正吹响了哨子：“准备！爆破！”人们都躲进离石厂200米的屋里，有采石工人，有拉板车的苦力，男男女女有几十人。里面有个办公桌，桌旁坐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他戴着眼镜，手里拿了个本子。他老盯着我看，看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后来他说：“年轻人，这里的事不适合你。读书人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我说：“那不一定。”他说：“你不是吃苦的料，要么去厂里做宣传员。”外面的炮，“轰隆隆……”，大家蜂拥而出，眼镜先生说：“我带你去找厂长。”
一路上跟着眼镜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我叫李光明，我的侄子在水泥厂当一把手，我推荐你去给厂里画宣传栏。出黑板报，厂里有食堂可以包吃包住。”我听着，说着说着就到了办公室。李光明一进办公室就叫：“李亮，我给你找来一位秀才，河对岸的刚毕业的。”李亮经他叔叔一说，看看我，然后说：“喝水吗？”我说：“不用。”李亮有点信不过我，他伸手取来笔和砚台递给我：“给我写几个字看看。”
此时的我心里说，沉住气，一定要有信心。手拿笔放入砚台，将笔尖重新整形，提起，再按向纸张，努力专心地用指、腕、肘去调节笔法，凭一刹那的感觉，尽力让手听指挥，一笔一笔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出了工人们的心声。李亮拿起那纸张一看，口里念：“咱们工人有力量。好，不错，刚劲有力，不像娘们。”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接着李亮带我去厂里的广告栏参观，广告栏在球场旁边，只见那些矫健的身影，归箭似的穿过来，闪过去拦截对方队员。有人猛地起脚，劲射：“好球！进了。”
此时厂里几个年轻人，下班后也到这里踢球，广告栏下。李亮站在我身后，静静地看我画。栏目上画的是向日葵，右侧画了一只飞向蓝天的白天鹅，几位打球的队员怀着好奇心，悄悄地走过来：议论声、喝彩声，我就好像被各种声音淹没一样，但是我像没听见一样，写和画仍然聚精会神。
我手心里正冒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