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4
说一声再见，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
说一声再见，因为飞翔是我的梦想；
说一声再见，可能今夜我会感到难过；
说一声再见，即使我真的不愿说再见。
借个背包就出发
2001年6月中国，阳朔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阳朔西街的游记，其中这样写道：“在西街一个酒吧里，一个台湾来的胖哥，拉得一手美妙的小提琴。还有一个吹笛子的本地人，笛音空灵悦耳，当小提琴遇到笛子，那声音竟是不可思议的动听。音乐的确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从梁祝到邓丽君，从罗大佑到甲壳虫……每一首旋律开始，大家都跟着唱起来，不会唱的跟着打起节拍，早就忘了自己的国籍、年龄、身份。一曲唱罢，纷纷举杯，高呼Cheers！”
正是这段描述，让我对西街心生向往，并把这里当成毕业旅行的首选目的地。
在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之间正好有十几天空闲时间。答辩结束后回宿舍收拾好背包，当天就坐上南下的火车。从天津到桂林，24小时硬座，身体虽然辛苦，心中却已隐隐兴奋。下火车后没有在桂林停留，而是直接跳上开往阳朔的中巴车。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
在阳朔西街找到那家在网上十分著名的四海客栈，讨价还价后以15元钱入住。三楼的一间四人房，临街，便宜干净。
坐了一天一夜火车，胃开始抗议了，去了那家同样著名的“没有”餐厅。看到门口的广告牌上写着“没有不好喝的啤酒，没有不好吃的食物”，名字起得很聪明。点了一杯啤酒和一份牛排，面朝西街，一边吃一边看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
西街首先是背包老外发现的，某位仁兄在被背包旅行者奉为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Planet，下文简称L.P.）里介绍了阳朔西街和周边的田园风光，西街就成了许多背包客的集散地。有人说中国人开始背包旅行就是从阳朔西街开始的，这话有点儿道理。以前中国人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远行，简直是一种奢望。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唱出了这种无奈：“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等社会开放了，大家终于有钱有时间可以去旅游了，可跟着旅游团又不舒服，于是那些不想被束缚的旅行者成了背包客：拿起背包就走，喜欢哪里就待在哪里。
其实到了西街，哪儿都可以不用去了，坐在街心的露天酒吧里，一杯咖啡、一本书、一盘CD。要我做神仙，我就会反问，那我现在是什么？
阳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很容易让人放下戒备去结识陌生的朋友。抛下烦恼，让自己放纵于酒吧音乐中，午后阳光下，寂静老街里。很多游客经过时，经不起这份诱惑，留下来，数月数年，成了这儿的隐士。大隐隐于市，他们中很多人在西街有一家店，但他们又和普通生意人不同，他们坐在一起谈论的是丽江、香格里拉、喀纳斯与西藏。或者消失一段时间，再回来，又带回一段美丽传说。
2001年上半年，大四的第二个学期，我在天津一家知名外企实习。同去实习的许多同学毕业后都留在那家公司工作，而我却在实习三个月后给老板和同事发了一封辞职信。在信的最后我写道：
Justsaygoodbye,tomorrowIwillleave.
Justsaygoodbye,mydreamistofly.
Justsaygoodbye,maybeIwillfeelbadlytonight.
Justsaygoodbye,evenifIreallydon’twanttosaygoodbye.
（说一声再见，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说一声再见，因为飞翔是我的梦想。说一声再见，可能今夜我会感到难过；说一声再见，即使我真的不愿说再见。）
随后我就用自己赚到的第一份工资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背包旅行。记得那个硕大的背包是找韩国同学萨姆借的，还借了一把瑞士军刀，除了增加一点儿心中的安全感，并没有太大用处。
现在看当时写的文章，背包走天下的思想已经在心中安家落户了。就是一个人，一个背包，四海为家。
速辞两份工作赴欧洲
2002年9月荷兰，格罗宁根
粗大的缆绳被缓缓解开。虽然缆绳表面已被磨得绽裂，却丝毫不妨碍它的结实。生了锈的铁锚被同时拉起，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这是一艘大号帆船，除了船身覆盖了一层铁皮，其余用料都是结实耐用的棕褐色木头。帆船驶出码头，把岸上的风景抛在身后。
船上载着船长夫妇，两条黑白纹路相间的大狗，一条叫Hello，一条叫Goodbye，还有十来个和我一样临时客串海员角色的游客。我们要和船长夫妇生活两天，一起扬帆出海，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感受海洋的浩瀚。
帆船一路向西驶去，目的地是荷兰与英国之间的一片广阔海域，今晚要在那里过夜。天气晴朗，只是风向不定。每个海员都有自己的分工，谁负责解帆布，谁负责拽桅杆，大家按照船长的指令在顺风时扯起风帆，逆风时又赶紧拉下。来来回回七八次，人人头上都浸着汗水。
船行三个小时，已是黄昏时分，前后左右再也看不到一块陆地。西边的天空像一块烧红的炭，灿烂的火苗要将世界吞没一般。
船长说，已经抵达今晚过夜的地方，大家可以休息了。一些人到船舱做饭，剩下的擦干额头上的汗水，裹紧衣服，坐在甲板上看日落。我也挤在他们中间，虽然可以相互取暖，可傍晚的海风仍让人瑟瑟发抖。
一直忙碌，还没看清船长的模样。他坐在船头，40岁上下年纪，灰白的头发和胡子，红褐色面庞。他仍穿着短袖，露在外面的胳膊上随处可见疤痕和刺青。船长老婆站在他旁边，脸上的皱纹竟然多过她的丈夫，也把短袖衬衣扎进牛仔裤，显得十分干练。
船长和船长老婆并不互相对视，都把目光投射进幽深的海洋。他们的神态让我想起海盗，那豪气冲天的北欧海盗。
拜伦有一篇著名的诗体游记，叫做“海盗生涯”，诗篇的开头这样写道：
暗蓝色的海上，海水在欢快泼溅。我们的心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无边。
量一量我们的版图，看一看我们的家乡。这全是我们的帝国，它的权力到处通行。
我们过着粗犷的生活，在风暴动荡里。从劳作到休息，什么样的日子都有乐趣。
船长夫妇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吧。日日辛苦劳作，与海浪搏斗，与海鸥嬉戏，有时也会像现在这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把笃定的目光投向深海，就像骄傲的君主，无边的大海就是他们的疆域版图。
莫非他们就是海盗的后裔，遗传或者宿命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我崇拜这样的人，向往这样的生活。
大学时代结束了，那人生最华彩的篇章。为了把四年中最宝贵的记忆定格，我用2001年暑假的两个月时间做了一个个人网站。网站内容分成三个部分：大学、家人、天下。其中大学板块分量最重，记录了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天下部分只有大学时代的几次旅行和沿途所拍的一些风光照片。没想到正是这个网站，成了我职业旅行生涯的起点。感谢那个暑假，那个天天宅在家中学习Flash，Photoshop，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软件的暑假，那个把我的想法画成草图，然后在电脑屏幕上实现的暑假。
暑假结束后我没有马上找工作，而是先用之前打工剩下的钱去了趟五台山。记得在庙宇中吃素斋，吃坏了肚子找不到厕所，就在五台山山顶拉了一泡，正所谓来于此地还于此地。还记得在网吧上网，看到一条新闻占据了所有网站头条，它的视频如同恐怖大片：纽约世贸大厦正轰然倒塌。
回到天津后，我找了一份与海运相关的工作，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工作内容就是每天给客户打电话询问舱位情况，再制作成Excel表格交给网管更新。两个月后辞职，不是不能胜任，只是觉得无聊。
2002年的春天我一个人来到北京，找了第三份工作，在一个咨询公司做物流分析师。每天从网上搜集各种与物流相关的信息，从网站配送流程到仓库分布是否合理，然后制作成简报，公司再通过销售忽悠给客户。
当时租住在北京工业大学附近的一个高层地下室里，每月房租150元，公用浴室每次五元。后来发现，那个浴室几乎只有我在使用。三个月后，我再次辞职，背起行囊去了南中国的广州和深圳旅行。记得交接工作的那一个星期，想着马上就可以重获自由，我的心已经提前飞了起来。
2002年的那个暑假我又宅在家中，把网站升级到2.0版本。增加了“电影”板块，又在“旅行”板块增添了许多页面。旅行和电影，一直是我仅有的两个爱好。旅行，让我可以真切地感受世界；电影，告诉我世界有无限可能。
暑假过后，我来到荷兰攻读研究生。上面那篇文章就是和同学们一起出游时发生的故事。
一定要去巴黎
2003年1月法国，巴黎
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夜车。夜行巴士前一天晚上10点出发，八个小时，经过鹿特丹、海牙、根特、布鲁塞尔。每一站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上车，共同的目的地是巴黎。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个黑人，高且壮，目测约有150公斤。他死死地嵌在座位里，像一块完整的炭，而我则像一颗脆弱的蛋，对比分外鲜明。
车里的大灯一直黑着。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盏读书灯，发出微弱的黄色光线。隐约看到坐在周围的人，有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一个人占了两个座位，脸朝下趴着，一动不动，不知是醉了还是死了。最后一排是两个朋克打扮的年轻人，皮衣皮裤，头发像孔雀开屏，浓重的彩妆搭配鼻环、唇环，不是人就是鬼。 щшш ¤Tтkд n ¤￠o
我的读书灯一直开着，看L.P.中关于巴黎的章节，到哪里找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哪里有最好的爵士乐酒吧，去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交通路线等，然后再把巴黎的诸多景点在地图上连成一条可以不走回头路的路线图。
对巴黎的好感很小就已萌发，记得初中毕业时班里流行写同学录，我在每本同学录“你的梦想”一栏里都写下“我要去巴黎！”。由于马上就要中考，班主任查抄了所有同学录。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她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说，“知不知道快中考了?!知不知道快中考了?!去巴黎?!能耐大了?!去巴黎?!好啊，有本事现在就去啊?!明天叫你父亲来一趟。”
可以分明感到空气中由六个反问感叹句发散出的一股酸臭气在我的脸上液化，普通的孩子会被腐蚀，天生反骨的孩子会分泌出一层保护膜。本来写那留言时我甚至不知道巴黎在哪儿，可年幼的我却横下一条心。我一定要去巴黎！一定要！
就这样看一会儿L.P.，再回忆一段年少时光。看书，回忆。看书，让我一想到巴黎马上就会活生生出现在眼前就兴奋。回忆，又把我的兴奋催眠。
半梦半醒之间，眼皮像扇没有关严的门，一束明亮光线像强盗一样登堂入室——车内大灯突然亮起来——于是我彻底醒了。时间是早晨六点。司机通过麦克风刺激着我的耳膜，巴士已经抵达巴黎汽车西站，请不要离开座位，法国警察要进行抽检。
车门打开，一条警犬一蹿而入，后面跟着两个法国警察。警犬直接扑向那两个朋克打扮的青年。警犬显然训练有素，就像某些人打架，只是一个劲儿狂吠，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法国警察说，请跟我们走一趟。朋克青年也听话得很，说走就走，远不如外表桀骜。
这时身边的黑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俩抽大麻。在荷兰软毒品合法，而在法国是被禁止的。
收拾好背包下车，巴士站和地铁三号线是一体化封闭设计。黑大个儿带我找到地铁站入口。转乘时和他告别，我用刚跟他学会的法语说袄呵袜呵（Aurevoir，法语“再见”的意思），他则张开大嘴露出雪白牙齿龇牙咧嘴地说，栽尖（中文“再见”）。
出站口的台阶仿佛通往梦想的道路，就在看到巴黎的第一缕曙光时，我知道，梦想成真了。
那一年的留学时光，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欧洲各地旅行，用游学来形容可能更加恰当。但由于囊中羞涩，我只能以各种省钱的方式旅行。比如坐一宿夜车就可以节省一天的住宿费用；比如能走路抵达的地方就不会乘坐公交；比如在巴黎的前两天我只吃了从荷兰带过去的一斤鸡翅和几片面包。当时还是冬天，矿泉水一直暴露在冷风中，竟然被冻成了冰块。但是心中是快乐的，巴黎就在我的脚下，梦想其实并不遥远。现在想来，那些小小的艰苦与磨难已经变成了宝贵的人生财富。
活着的废墟
2003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
在从巴黎开往巴塞罗那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六个多小时写完关于巴黎的游记。时间化成文字，文字铺展成厚厚一沓儿稿纸。坐在旁边的西班牙老头不时冲我点头微笑，虽然他完全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但是却一定看得出我在写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他看我写着写着就会自顾自笑起来。后来我主动找老头儿学西班牙语，也不贪多，学会四句话就已足够：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
当我用生涩的西班牙语跟老头说再见的时候，刚早晨六点多。巴塞罗那还没睡醒，懒洋洋，黑糊糊，冷飕飕，接待着我这个异乡来客。
我要找的青年旅馆在市中心，得坐几站地铁。巴塞罗那地铁站给我的感觉并不好，没有人气，偌大的地铁站连一张广告海报都没有。眼前几个人影晃过，长相雷同，似曾相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时又有一个所谓长相雷同的人钻进地铁，此人矮矮胖胖，软软的头发趴在头皮上，腮帮上的胡楂儿泛着青光，与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一拍脑门，桑丘是也。出了地铁，晨光中的巴塞罗那让我方向感顿失，在三个当地人肯定的指引下，我拖着大包小包绕了半个小时又回到了刚刚上来的地铁口，再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地铁站牌，饥寒交迫的我几乎晕倒。
找到青年旅馆，却被告知已经客满，需要等有人退房后才能安排房间。好在我在等待名单中排第一个。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看电视，一个日本女孩主动跟我打招呼。问一些从哪儿来、哪儿人、去哪儿之类的问题。疲惫的我不走大脑地应付着，答案也是简约得不能再简约：巴黎、中国、米兰。她又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巴塞罗那，我说是。于是她递给我一本装帧精美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巴塞罗那——高迪的城市”。
在巴塞罗那的随后几天几乎成了寻访高迪的旅行。贴着“MadebyGaudi”标签的建筑物像一块块骨骼，支撑起整个巴塞罗那。
比如米拉公寓，外形像一个巨大蜂巢；奎尔公园，在雕塑中可以看到山川的起伏变化；当然还有圣家堂，高迪把对宗教的信仰化为对自然的皈依。
究竟是怎样一个高迪，有着怎样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建筑界顶礼膜拜的“上帝”？
高迪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铜匠。追溯更古远的祖先，甚至还能找到铁匠、木匠。遗传基因让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间结构能力和雕塑感觉。我甚至相信高迪作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为建筑师存在的，因为那些铁片、马赛克、毛石、镜面、甚至碎瓦残陶在高迪看来都可雕可塑。我还相信高迪同样是一个出色的音乐家，因为我听到那一块块砖瓦是凝固的音乐，那波浪的建筑曲线是流动的音乐，那绚烂的色彩是绽放的音乐，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圣家堂是高迪最伟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后46年都奉献在这里。1926年6月7日的黄昏，像往常一样，高迪完成当天的工作从圣家堂到市中心的圣菲利普教堂做礼拜。他漠然于繁华的街道，脑海中仍在构建圣家堂的壮丽——这里应该用到什么结构，那里该用什么颜色，尖顶的线条是否太突兀……就在一刹那，一辆电车驶过，所有结构、颜色、线条都被封印在他的头脑中。
五天后，西班牙举行国葬，72年后，高迪被宗教界追封为圣人。巴塞罗那成为这起交通意外的最大受益者，高迪的若干建筑作品每年为这座城市带来超过五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是悲剧毕竟是悲剧，他死了，圣家堂也死了——人们相信真正的圣家堂只存在于高迪的头脑中。虽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续建，每天还有大量游客在这里穿梭往来。但这只是一座活着的废墟，没有人可以将封印重启。
1926年，就在高迪去世后不久，一个日本年轻建筑师到巴塞罗那考查地铁项目。当看到没有完工的圣家堂时，他惊呆了，我看到东北正面与西北面的半圆形墙面已经建好，但圆顶还没有完成，抬头可见灰蒙蒙的天空。鹰架被搭到了钟楼顶端，巨大石块上的浮雕环绕着钟楼。雨中，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圣家堂。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名叫今井建治，回到日本后仍久久无法忘记圣家堂带给他的巨大震撼，从此放弃了对地铁设计的研究，成了高迪的狂热追随者。
后来年轻人变成了老教授。老教授走上讲台，讲的仍是高迪，讲着讲着，老教授竟盈着泪，说不出话来。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学生们听不下去了，对教授由尊敬变成不屑，一辈子跟在别人后边，能有什么出息？有个学生偷偷溜出教室，买了张机票，来到巴塞罗那，要看看高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学生叫石山修武，当他看到未完工的圣家堂时，感受到的震惊并不比老师少多少。他把圣家堂阐释为被现代主义封印了的神话世界，神话世界通过废墟与现代连接，而圣家堂就是这样一座活着的废墟。日本人讲话总是这么悬乎。
时间一晃到了21世纪。当我站到圣家堂前，生不出只有建筑师才有的心灵感应。但是，80多年前的今井健治先生，40多年前的石山修武先生，和今天的我看到的竟是同样的景象——巨大的鹰驾，吊臂。这种相同空间不同时间的巧合却让我无法不感到迷失，前世，今生，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这是只有废墟才具有的伟力。这让我相信说话悬乎的日本人有一点说对了，即圣家堂是一座活着的废墟。
既然活着，那就总有完工的一天。我甚至可以想象，这座规模上仅次于意大利圣保罗大教堂的世界第二大教堂一旦完工，它将会凌驾于世间一切。第一场礼拜仪式定将响彻云霄，还有那可容纳2200人的唱诗席，1500个成人，700个小孩，还有七架管风琴伴奏……我甚至已经等不及，只不过前路漫漫，这一切还都遥不可期。
我觉得游记的写法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写自己的故事，就像本文前半段，交代时间、地点、人物，吃了什么，干了什么。这种游记应该在旅途中完成，除非你有超强的记忆力，否则许多细节很快就会模糊。另一种游记是写别人的故事，就像本文的后半段，当然别人的故事还可以演变成艺术的故事，文化的故事，历史的故事。
对于自己的故事，我通常会在从A城到B城的交通工具上把在A城发生的故事写出来。对于别人的故事，则需要旅行回来翻阅大量资料后才能写出来，其实这也延伸了我的旅行。而且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这种查资料写游记再反复修改的过程，我在每篇游记中投入的热情要远远大于写任何一篇经济学论文。有时为了查找一个典故的出处会耗费掉一下午时间。
但无论在车上写还是回来写，其实都是在事后去写。我从来不会在旅行过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旅行者的认真不在于记录枯燥无聊的数字和年代，而在于相识相知的那份感动。
在这本书中我会写到许多人的故事。他们或者是伟大的艺术家，或者只是心怀梦想的小人物。我写他们的探索、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一辈子可能只做了一件事情，但是做得轰轰烈烈。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理想主义者散发出的耀眼光芒，那光芒也将我前方的路途照亮。
在这里还想说一下如何打通自助旅行的语言关，对此我有三点经验：
首先英语一定要好，因为这是唯一通行世界的语言。许多国家在机场、车站、酒店等外国游客云集的地方除了标明本国语言之外，还会用英语作出注释。另外还要有变通能力，就是通过肢体语言来猜测各种夹杂着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不过一般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无非就是问路、住宿，只要能把事情办妥，能不能每句都听懂倒也问题不大。另外许多人觉得法国人傲慢，不喜欢讲英语，无法沟通。我有个窍门，就是你先用几句最简单的法语和他搭上话，然后再用英语继续交流，那他就会很乐意帮你忙了，反正我百试不爽。
不过英语纯熟只是基本条件，要想玩得更好，更舒服，最好再浅尝辄止地学几句当地语言。那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每种语言只要能听明白说出口四句话就足够。这四句话是：你好，谢谢，对不起，再见。可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四句话，它们占了我们日常生活对话量的一半。
当你问路时，如果首先用对方的语言说一句你好，人家就会觉得亲切，愿意停下来耐心指引；当别人帮你的时候，说一句谢谢，人家就会很高兴；当你不小心妨碍了别人时，说一句对不起，误会就会迎刃而解。当你办完事跟人家道别时，如果大声地说声再见，也一定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怎么学，去哪里学呢？其实根本不用提前很久学习，只要在去那个国家的交通工具上，比如火车、汽车、飞机。脸皮厚一点儿，主动向坐在你身边的人请教，他们多半会乐意帮助你。因为对于你来说，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可以学到比较纯正的语言；对于人家来说，也可以通过帮助一个外国人了解本国语言来打发无聊的乘车时间。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如果把英语比做基本武器，把浅尝辄止地突击学习其他语言比做秘密武器，那自助旅行者的终极武器就是微笑了。千万别小看一张笑脸，它可以让人们从陌生到熟悉，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两个人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但只要看到对方的笑脸，两个人就会同时想，嗯，他应该能帮上我。好，我乐意帮助他。所以出门在外，如果你的脸上一直挂着真诚的微笑，旅行一定会畅通无阻。后来我在希腊认识了一个韩国朋友，这哥们儿已经一个人走遍了整个欧洲。但让我吃惊的是他竟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当然更不用说其他语言了。我想他已经掌握了我所谓的终极武器，因为我看到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融入当地才是真正的旅行
2003年2月安道尔
在比利牛斯山顶的露天酒吧中，我遇到一位阿根廷青年。他身材挺拔，相貌俊朗，正懒洋洋地晒太阳。我以为他也是游客，闲聊后才得知原来他不是游客，就在安道尔工作。他的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当厨师，现在是午后休息时间。
他说要在这里工作三个月，然后换另一个地方，再工作三个月。他已经换过五份工作，算来已经在外面一年多了。他知道中国有一个大沙漠叫塔克拉玛干，他说总有一天要去徒步穿越。
我问他下一站去哪儿？他说还不知道，可能是比尔堡，可能是瓦伦西亚，但绝不是巴黎或者巴塞罗那，他说他不喜欢大城市。
我说给他拍张照片，他同意了。姿势很帅，像他的人一样，逆光但是坚定。
这个偶遇的年轻人让我对旅行有了新的看法。之前，我认为旅行只是吃喝玩乐，之后，我认为旅行是一种融入当地人的常态过程。只是当时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像他一样慢慢享受融合的过程。但是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那样做。
旅行总有奇遇
2003年2月意大利，米兰
清晨的米兰火车站显得异常空旷，几只鸽子无精打采地站着，不飞也不动，如同无人围观的街头艺人，丧失了表演的激情。
火车一路向北开，驶出米兰市区不久，城市的繁华和紧张就被意大利北部森林的寂静和辽阔迅速吞没。窗外持续着自我复制的单调风景，赶火车时的剧烈心跳慢慢恢复到了平稳的节奏。
坐在对面的是一对母子，男孩拿着画笔在空白本子上画画，母亲在旁边微笑看着。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苹果当早餐，小男孩看了一眼苹果，看了一眼我，又看了一眼他妈妈。小孩子是极聪明的，几个简单的眼神，就把他的需求交代得清清楚楚。
我只有一个苹果，显然把吃剩下的苹果给他是不合适的，只能尴尬地一笑。好在他的妈妈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化解了我的尴尬，小男孩立刻乐不可支。
和男孩的母亲聊起来。知道她的丈夫在日内瓦工作，这次是带孩子去瑞士度假。又问瑞士人说什么语言，她说瑞士分德语区、法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日内瓦是法语区，又说瑞士人都能讲流利的英语，让我不必担心。
此时火车已经进入阿尔卑斯山南麓腹地，远方的峰峦轮廓清晰可见，都戴着一顶白色的雪冠。
男孩突然兴奋起来。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看到山脚下出现一片镜面似的湖泊。湖中有几个小岛，岛上的房子像城堡一样，灰白色墙壁，暗红色屋檐，还有高耸的尖塔。飞升的炊烟与四周隆起的烟雾混在一起，氤氲不散，应该有人在岛上居住。
我想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幸福也应该是简单而纯粹的吧，世间再大纷争，心中再多不快也一定会随着那缕炊烟灰飞烟灭。可这想法刚一成形，车窗外的湖泊和小岛就已经消失不见，如同旅途中的一场奇遇。
旅行中总会有许多不期而遇，或者是人，或者是事。那种对未知的向往和期待让我在旅行生涯里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而活
2003年5月荷兰，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永远充斥着各种噪音。有从其他城市赶到这里上班或上学的人，他们已经完全丧失对性都的任何好奇，只是麻木赶路。他们就像洄游产卵的鱼群，只凭本能，而不需要意识指引。也有自助旅行的人，摊开地图或者L.P.，仔细搜寻探索这座城市的路途。
清晨的阳光明媚耀眼，我不得不腾出一只手遮挡阳光，手的轮廓在L.P.的书页上留下阴影。
L.P.上说红灯区是性都标志。紧挨着红灯区介绍的就是梵高美术馆。初中时就已知道梵高，美术课上老师提到他和他的《向日葵》。后来在伦敦的大英美术馆里看到《向日葵》的真迹。朋友说，这幅画价值连城，在索斯比拍卖行，曾经被拍到4000万美元。于是当时简单地想，梵高一定是个有钱人。
从中央车站步行大约20分钟可以走到梵高美术馆。那是一座白色建筑，有透明玻璃幕墙，馆藏梵高250多幅油画作品和400多幅素描作品。
在介绍梵高生平的展室里我读到：
梵高1853年生于荷兰；
梵高年轻时从事多种职业，如画店店员、教师、传教士等，均被解职；
梵高在生命中最后10年开始美术创作，大部分作品完成于最后五年；
梵高与法国画家高更曾是好友，后因艺术见解分歧不欢而散；
梵高曾用剃刀割下自己的一只耳朵送给一个妓女；
梵高生前只卖出过一幅油画，还是他弟弟买的；
梵高在麦田中开枪自杀，死时年仅37岁。
展室内柔和的光线安静地照耀着梵高悲剧性的一生。先前对梵高是个有钱人的判断被彻底推翻。他竟然穷困潦倒，似乎还有轻微精神病。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梵高在死后成了大师？
我在展室间穿行，这简直是一次畅快的郊游体验。我看到鸢尾花、橄榄树、向日葵、葡萄园、老磨房、麦田、星空……我看到大块大块色彩的自由涂抹，辉煌的、未经调和的色彩，没人相信这是一个悲伤的人在创作。画画时的梵高应该是快乐的。
他说，一个农夫的形象，一片寂静的大海，一块耕地上的犁沟，都是不容易画的，都是活的，都是美的。他看到了隐藏在平庸下的诗意。他只是要画！要画！要画！于是他画，画布上全是生命的颜色。
梵高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训练，他也得益于此，就像中文系无法培养出伟大的作家，而艺术家的营养来源只能凭借对生命的深刻体验。他的画风漠视正统、常识或者规范。他只在乎自由意志的表达，表达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他认为夜空比白天明亮，他认为红色与绿色的冲突可以表现可怕的激情。然后在画布上把这些想法呈现，仅此而已。
我甚至以为，梵高成为画家纯属偶然。只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他碰巧拿起画笔。他完全有可能成为文学家、雕塑家、音乐家，如果是在今天，他甚至能成为出色的摄影师、设计师或者电影导演。所有艺术门类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最终殊途同归，百川入海。对生命的透彻感知让他得以自在游弋。
只是，梵高的快乐只在作画瞬间才短暂拥有，所以他甘愿沉迷，物我两忘。一旦回到生之现实，一事无成的他又会被嘲笑、被歧视、被排挤，生命充满矛盾与绝望。
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彻底摆脱——疯狂或者死亡。前者无法自我控制，虽然他曾试图逼近。
终于，上帝从天堂看到一颗飞驰而过的子弹，同时，他也看到那块金色的麦田成了画布，一个正在倒下的人成了风景。
几年后我去了法国的圣雷米和阿尔勒。圣雷米有一条以梵高名字命名的小路。小路通往一间教堂医院，梵高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在这里度过。这也是梵高创作力最饱满丰盛的一年，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橄榄树、教堂、医院都成了他的创作主题和背景。
而在去圣雷米之前，梵高一直居住在阿尔勒。现在的阿尔勒，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梵高的足迹和色彩。比如那间黄色咖啡馆，现在已经改名为梵高咖啡馆。正是在这里，他涂抹下《星夜》；比如那间他曾入住的军队医院，现在已经完全按照梵高在这里居住时的样子重建；还有那一座座他作画时眺望风景的石桥，还依稀可以辨别他绘画时的前景和远景。
我一直追随着梵高的脚步，因为我把他看成自己的一位隔代老师。他告诉我世俗的眼光不重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重要。他教会我要去细致观察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视角。
谢谢你，文森特·梵高。
生在养鸭场也没有关系
2003年6月丹麦，奥登赛
世界，从不同角度望去，会有远近高低的不同。在他眼中，世界的主角是为爱牺牲的人鱼公主，是不穿衣服到处溜达的国王，是圣诞夜晚划亮火柴等待奇迹发生的女孩……
因为没赶上从哥本哈根开往德国汉堡的直达特快，不得不在一个叫做奥登塞的小城中转。小城延续了哥本哈根的建筑风格，紫红外墙搭配绿色尖顶，就像童话发生的场景。教堂是老城里的最高建筑。街道干净宽阔，市民喜欢骑着自行车来来往往。
翻开L.P.，与这座小城相关的文字不足半页，仍毫不吝惜地用去半页的一半告诉旅行者这里是安徒生的故乡。
安徒生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鞋匠家庭。由于小城闭塞，安徒生的童年在神鬼传奇的故事中度过。这些故事会让普通人愚昧，可对安徒生来说，这正是栽培想象力的富饶土壤。
安徒生的才华很快得到戏剧评论家的欣赏，虽然他写的剧本韵律不齐，甚至还有语法错误，但闪现其中的情感冲突却让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会成为戏剧界的新曙光。安徒生在贵族资助下进入正规学校读书，但是因为地位、身份与那些上流子弟过分悬殊，让青年安徒生成为被他们戏谑的可怜虫。不过这却刺激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诗作率先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他写的游记被出版社多次印刷；他的剧本也终于在国家剧院首演，观众如潮的掌声告诉安徒生他已经获得成功。
正是这段青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成了那部著名童话《丑小鸭》的创作素材。养鸭场的一只鸭子因为生得大且难看而被其他鸭子咬、被鸡群啄、被女佣踢来踢去。丑小鸭决定到大世界去，在那里，它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只洁白的天鹅。
至今对《丑小鸭》中的一句话感触很深：只要你曾在天鹅蛋里待过，就算生在养鸭场也没有关系。
《丑小鸭》写的是安徒生的自传，说的却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金子早晚都会闪光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在某个领域是块真金。这是我们战胜生活磨难的底牌。
围墙内的世界太小了
2003年6月德国，柏林
萨碧娜蓝目深陷，金发高鼻，她的长相与她的名字都在告诉我，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德国人。
我在问路时认识了她。当时我正要从柏林墙去电视塔，她正巧同路，要去离柏林电视塔不远的洪堡大学。后来知道她是大学老师，在那所学校教英语。
她带我穿地道、过天桥、坐地铁。一边走一边聊，聊天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刚刚经过的柏林墙。
我：柏林墙就剩下这么一小段了吗？
她：保留下来的就这一段，因为那里有各国艺术家的喷画作品。其实柏林墙的水泥部分也不是很长，其他地方用铁丝网连在一起，那些铁丝网早就拆除了。
我：记得有一段柏林墙在博拉登堡门那边，可是这和我刚才看到的那段一个东、一个西，连在一起只能分开南北，怎么能成为东西柏林的分界呢？
她：其实柏林墙并不是一条隔开东西的直线，而是一个椭圆形的圈。
说着她要过地图，用手指轻画出一个窄窄的椭圆，然后说，这就是原来西柏林的统治区域。
后来翻阅资料，果然如萨碧娜所说，柏林墙最初是由12公里长的水泥墙和137公里的铁丝网围成的封闭圆环。边界上的河流、湖泊也被禁止通航，并加以监管。这样，西柏林就变成了一个孤岛，若想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通行，必须通过严格的边境检查。
我：柏林墙倒塌之前你住在哪边呢？
她：我和妈妈住在东柏林。
我：后来柏林墙倒了，东西柏林可以自由往来，你觉得哪个柏林更好呢？
她：要说繁华，西柏林那边更好一些吧，毕竟人家经济实力强。而东柏林这边还保留着民主德国的痕迹，能找到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雕塑。
我：柏林墙被推倒那天，你是不是很激动？
她：那当然了，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那天白天（1989年11月9日）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可是到了晚上八点，几乎所有东德电视台都在转播我们市委书记的电视讲话。他宣布，民主德国政府将废除对东德人旅行自由的限制，决定即时生效。我发现本来已经安静下来的街道突然热闹起来，不对不对，是沸腾起来，像开水汩汩地冒泡。我也坐不住了，跑到大街上，混进同样兴奋的人流。开始我还不知道去哪里，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朝柏林墙聚集。我们走到一个边检站，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千人。所有人都在高喊：自由！自由！自由！边检站的长官不敢放我们通过，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我们看他表情十分尴尬，一会儿打电话，估计是在跟上级请示，一会儿又过来安抚我们。后来，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柏林墙在那夜倒塌了，无数东柏林人拥入西柏林，去和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后来我和妈妈也去过西柏林，可是没有找到我父亲。
说到这里时我看到她的神色暗了下去。这时我们乘坐的S线地铁已经到了亚历山大广场站，柏林电视塔就在广场中心，我们互道再见。虽然再次见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我倒是衷心希望萨碧娜可以再次见到她的父亲。
关于柏林墙的故事还有很多，萨碧娜的故事是我亲耳听到的，还有更多的故事被各国艺术家用灵感和创意涂抹在现存的墙上。故事的构成元素并不复杂，无非就是铁丝网、围墙，还有一群人，在试图翻越这些铁丝网和围墙。
一面墙上画着被放大的手和脚，手拽住脚，脚要努力往上爬，手在使劲向下拉。从静止的画面看不出谁的力道更强，可是暗灰的色调告诉我们，手胜利了。1961年，18岁的彼得试图翻越柏林墙。他已经爬到墙顶，只要再加一把劲儿，他就可以看到西柏林的土地。可就在这时，枪声响了，小彼得滑回东柏林一侧。悲剧并没有就此完结，身中数弹的小彼得倒在柏林墙下，竟没有一个人过来救他。小彼得终于流尽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呼吸，在他蓝色的眼睛里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的天空。
还有一面墙上画了一辆破墙而出的汽车，坚固的车身将柏林墙撞出一个大洞。开这辆车逃亡的是个大情圣。因为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东柏林的情圣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过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不易撞断，但却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于是计划诞生，他租来一辆很矮的汽车，捎上情人，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子就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除了各种写意的故事，柏林墙上还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警句，比如这句：围墙内的世界太小了（TheWorld’sTooSmallforWalls）！又比如这句：别再有战争，别再有围墙(NoMoreWars,NoMoreWalls)!正是这两句话让柏林墙的意义完整。
的确，目前我们生活的世界仍不太平，还有比冷战更残酷的战争，还有比柏林墙更加不可逾越的高墙。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不再有围墙，才算实现真正的和平。
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
2003年6月德国，柏林
我爬上柏林国会大厦的玻璃穹顶，仰望蔚蓝色苍穹，想起一部很久之前看过的德国电影《柏林苍穹下》。
影片讲述的是两个守护柏林的天使——丹尼尔和卡西尔，他们没有竖琴和翅膀，天天穿着大衣长袍穿行在这座城市里。他们默默观察人们的举动，研究人们的生活。在天使眼中，柏林是一座绚烂的黑白城市，线条流畅，美丽而不真实。后来丹尼尔来到一个马戏团，见到正在练习走钢丝的女演员玛瑞安，竟对她一见钟情。对马瑞安的爱怜让丹尼尔作出一个决定，他要变成一个凡人，永远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天使变成凡人，影片的画面突然变成彩色，而原本的精致却变得粗糙。
影片用色彩和线条把天使和凡人的世界分开，天使的世界黑白而精致，凡人的世界多彩而粗糙。
觉得这很像我以前和现在的生活。
我以前当过白领，每天出入城市里最好的写字楼，代步要搭的士，喝咖啡只去星巴克，上班要穿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衣。我知道领带的N种打法，还有西装扣子几个要开几个要系。我还知道西餐的规矩，中餐的菜系，韩国菜有多少花样，日本菜如何料理。我的生活精致到每分每秒，而每分每秒都是无聊。我得看上司的脸色，分析同事的喜好，掩饰自己的骄傲，见了客户还得点头哈腰。我的世界黑白而精致，天天只想和自然拥抱。
于是我选择流浪，拿起背包，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这时我发现衣食住行只是最低层次的需要，牛仔裤可以一个月不洗，粗茶淡饭只要能吃饱我也不会嫌弃。为了省下钱走更多的路，我也可以坐最便宜的夜间巴士，笑着对旁边的黑人说，对不起，挤一挤。
虽然生活变得粗糙，不再有以往流畅的线条。但我也同时发现，世界不再是黑与白，我看到比钢筋水泥多得多的色彩。
我看到白墙，灰瓦，殷红的吊廊；
我看到蓝天，绿树，淡黄的草房；
我坐在湖边，晒着温暖的阳光；
我钻进雪山，看山泉自在流淌；
我喜欢随意翻开一本闲书消磨时光；
我喜欢观察屋檐上的蛛网慢慢成长。
流浪的时候，我脱掉伪装，在街头放声歌唱；走得累了，就把双脚放在地狱，把眼睛搁在天堂。
我选择流浪，就像堕入凡间的天使，彩色的世界让我感受到更多光芒。
现在看当时写的文字，充满了理想化的字眼。有人说，如果30岁之后还读格瓦拉，那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现在已过而立，枕边放着的仍旧是一本《切·格瓦拉》。
旅行就是我的信仰
2003年6月梵蒂冈
曾经在火车上遇到过一位意大利青年，他说他的职业是画广告画，在罗马。他说喜欢梵高和毕加索。他还说米开朗琪罗也是画广告画的，只不过工作地点在梵蒂冈，而雇主是教皇。
日影西斜，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古埃及方尖碑投下利剑一样的阴影，那剑尖指向罗马老城。铺在地面上的白色碎石呈放射状分布，也仿佛日光照耀。
这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却管辖着幅员辽阔的精神疆域，全世界10亿教民的信仰在这里得到慰藉。
等待进入教堂参观的人排成一条参差的线，站在我前面的是个秃顶老头儿，正跟太太抱怨6月罗马的骄阳似火。他把地图折成扇子，仍然阻挡不住汗水在脸上流成一条小河。
进入教堂，人就仿佛游进深海的鱼，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凉爽和安静。夕阳余晖透过穹顶，弥散成黄色的光幕，如同从深海看到的天堂景象。
我始终仰视。石柱、墙壁、天顶、门扉，无一不是精细雕刻的杰作，仿佛一面面穿越时空的镜子，让我看到文艺复兴的光彩与荣耀。
处在荣耀中心的是米开朗琪罗。几百年来，似乎只有他达到绘画和雕塑的双重顶峰。他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凭借非凡的想象力把圣经里的故事变成有血有肉的图像，扩散了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他的《大卫》和《摩西》则是任何一本雕塑史都不会错过的内容。除此之外，他还是杰出的建筑师，圣彼得大教堂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兴建。教堂让米氏作品长久保存，后者则使教堂户枢不蠹。
我在教堂内还看到许多忏悔室。暗红色的实木忏悔室被分成几个隔断，有一些老人进进出出，他们脸上的表情虔诚而凝重。
西方宗教有原罪的说法，人生来是恶的，人心是暗的，需要控制自身，所以教堂才会有忏悔室，作用是让人时时自省。而持续自省会慢慢积淀成生活的习惯，才会对人和善，对事从容。
宗教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死亡。世间所有伟大的精神系统都告诉我们，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而只是一段新路途的开始。无论是否有信仰只要能够日日自持，控制，善良而不贪婪，怎样讲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我一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是随着年岁渐长，我发现，信仰并不是简单的唯物或者唯心，神学和科学谁是谁非的大问题不是普通人应该考虑的，信仰只是个人内心的一种修习。10年背包生涯，让我走过太多的教堂、庙宇、清真寺，对宗教的认识也从最初的不信到现在虽然还是不信，却认为信比不信要好。因为宗教能解决一些困扰心灵的问题，让人活得更加干净。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信仰，我们都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寻找心中的神殿
2003年7月希腊，苏尼恩
初中同学家中有全套的《圣斗士星矢》，那是从小学就开始追看的漫画，初中时终于等到大结局。在这部漫画的第一卷，作者车田正美除了普及他的小宇宙理论之外，还让读者明白，青铜和白银圣斗士修炼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入住雅典的12宫神殿。于是那些从少年时代就刻印在记忆中的神殿，那华丽的石柱、神秘的力场、庄严的格局，像磁石一样，吸引我在长大后向它靠近。
我坐上从雅典开往苏尼恩的长途班车。清晨的阳光像阿波罗还未睁开的眼睛，在云层中忽隐忽现。希腊是个盛产神仙的国度，除了太阳神阿波罗，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佛洛狄忒、海神波塞冬……他们在各自领域呼风唤雨，操控人间喜怒哀乐。他们比中国的神人性许多，后者修道修仙，不吃饭，不，个个高深莫测。而希腊的神却有许多人类缺陷，有的还被发挥到极致，比如自恋、嫉妒、易怒、刚愎自用、兄弟相煎、父女。他们更像现代的X战警，只是比普通人多了几样超能力而已。
班车沿着海岸线一路南行，爱琴海的波涛从神话时代就拍打着这里的海岸，再硕大的岩石也早已被打磨成细碎的沙砾。车上有几个漂亮女孩直接比基尼打扮，见到人少景靓的海滩就跟司机打声招呼，和那现成的阳光、沙滩以及碧海蓝天融合成一篇笔力轻柔的散文。
苏尼恩海峡在希腊大陆的最南端。越接近它，路边的村镇也就越来越少。当路已到头，终于不见人烟，而那神殿却如同海市蜃楼般，赫然在眼前出现。
这是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人为海神波塞冬修建的神殿，也是唯一一座矗立在爱琴海边的神殿。神殿为多立柱式结构，一块块圆形巨石垒成20米高的石柱，再用长条形石块架在柱与柱之间形成梁。神殿靠海的一面已被风化成断壁残垣，但总体格局仍在。
在石柱基座上凌乱刻着许多“到此一游”的签名。看到一个“1888”的字样，应该是某人刻在100多年前的纪念。刻字的人很聪明，如果刻下的是人名，那除了自己，没人在乎你曾经来过。而刻下时间，却能让后来人唏嘘感叹，原来肉身只是渺小微茫的存在。
在神殿旁看到许多日本游客，一拨又一拨，前赴后继，参观神殿应该是日本旅行团希腊游的常规项目。
是否可以这样逆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叫车田正美的日本游客到神殿游览，他被神殿支撑海天的气势感动，产生了创作激情，按照希腊神话12宫的线索创作出《圣斗士星矢》。90年代，《圣斗士星矢》传到中国，希腊的神殿作为这套漫画中唯一有形的物质存在，让无数中国孩子对那神秘所在心生向往。21世纪初，那千万孩子中的一个在长大后背包来到希腊，来到苏尼恩，终于见到那在心中华丽了很久、神秘了很久也庄严了很久的神殿，他终于热泪盈眶。
一件好物可以传世，不仅在于它能够抵御自然的侵蚀，战火的洗礼，还在于它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心中传承，并且让他们在心中记挂，在梦中相见。早晚他们会寻踪而至。
一个人看日落
2003年7月希腊，圣托里尼
伊阿镇位于圣托里尼岛北部。巴士停在小镇中心，下车后不用打听方向，跟着人流就一定能找到看日落的最佳地点。此时已经八点半，可太阳仍旧高挂天空，就像大牌明星，不等观众到齐，绝不开始表演。观景台上早已人山人海。我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但总觉得看日落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静等日落江河，万籁俱寂。
于是一个人朝山下走去。山脚下有许多小旅馆，都建在山坡靠海一侧，从旅馆出来的人都朝上走，只有我是例外。
找到一块空地，安静地坐下来，感觉天地间寂静而辽阔。
拿出相机，调对着我需要的模糊和清楚。本来是要拍夕阳的，可镜头却固执地停在一对恋人身上。在远方的露台上，在夕阳的照耀下，他们抱着、吻着、笑着。
这时候，我也想起了你。
我看过许多日出与日落，有刻意去看的，比如圣托里尼这次；也有邂逅的，比如一天早晨醒来时看到的贝加尔湖日出。以前还会鄙视一些景区，因为没什么好看的景点才把日出日落也算做所谓的十景八景。现在却已懂得该如何去欣赏那照常升起的日月，因为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不仅要用微笑面对，更要有敬畏之心。
一个人看日落，因为无人分享，所以备感孤单。
第一次露宿街头
2003年7月意大利，比萨
从佛罗伦萨开往比萨的末班火车，十点半抵达。从地图上看，从火车站到青年旅馆大概有五公里。虽然火车站门口停着许多趴活儿的的士，但我知道自己负担不起打车费用，于是背上背包，决定走路过去。
一路穿过比萨老城。路灯的昏黄光线打在石板路上映出清冷的光泽，却把道路两旁那些霓虹闪烁的酒店衬托得更加辉煌。我知道酒店里没有房间是为我预备的，于是继续赶路。
路过比萨斜塔，这是整座城市的中心，我也是为它而来，不过当务之急是要先找到过夜的地方。
在一条路的尽头，终于看到青年旅馆的标志。可是大门紧闭，叫也叫不开，这时两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晚归女孩告诉我今天已经客满。
再次拖着比背包还沉重的身子回到火车站，发现已经没有出城的火车。在火车站旁边找到一家网吧上网，可刚坐下没多久，网管就开始轰人，原来意大利不流行通宵上网。
无家可归，这是我脑子里马上闪出的四个字。却也没觉得自己可怜，因为我知道这将是人生中第一次露宿街头的经历。对于每个第一次，我都会下意识地兴奋起来。
关于露宿地点的选择并不复杂，安全是第一位的。刚才路过斜塔时看到有俩警察和俩保安在来回巡逻，于是再次回到比萨斜塔。
我把睡袋铺在路边，警察没管我，保安没理我，一些夜游比萨的游客朝我笑笑，像是一种鼓励。7月的意大利夜风清凉，钻进睡袋，也不觉得冷。仰望星空，那璀璨的天河，是最温暖的棉被。
醒来时已是早晨六点，身体重新贮满能量。我用相机拍斜塔，可能这些照片和其他人拍的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我和它有过一夜的交集，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
露宿比萨之前，我已有两天两夜没在床上睡觉了。先从爱琴海的小岛坐了一整夜渡轮的甲板舱到雅典，再坐火车横穿希腊大陆。再一夜渡轮甲板舱从希腊回到意大利，然后又坐了一整天火车，抵达比萨时已经筋疲力尽。后来又先后经历青年旅馆打烊、火车站打烊、网吧打烊的人算不如天算，再次来到比萨斜塔时已经凌晨一点。不过那一夜，我睡得很香很好。
多走多看才不算白活
2003年7月法国，马赛
从马赛开往日内瓦的国际特快列车，车窗外是普罗旺斯的如画风景，可由于抓不住瞬间，所以视而不见。坐在我对面的是个法国老头儿，面色红润，感觉容易亲近。刚上火车时，是他帮我把70升的巨大背包托上了行李架。
我们聊天。
他问我，一个人？
我说是。
去哪里？
瑞士，我要去看瑞士的雪山。
显然他对旅行很感兴趣，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年轻时一个人周游世界的种种有趣经历。最后说，年轻人，人只活一次，有太多的地方你没去过，太多的风景你没见过。一定要多走走多看看，才不算白活。
我说，一定。
人一生总需要一个领路人。我很幸运，遇到他时我还年轻。
海关搜身
2003年7月瑞士，日内瓦
火车驶进日内瓦市区后减速慢行，远远望见日内瓦湖中一座高达百米的喷泉，它披散的银色发丝化作水雾在天空中画出一道彩虹。
由于瑞士没有签署申根协定，国际旅客下车后要接受海关检查。
持欧盟护照和非欧盟护照的人按照指示自动分成两队，前者只是例行公事，很快走得干干净净。我们这一队多是背包旅行者，各种肤色，独来独往。装备也都雷同：庞大的背包上顶着卷成圆筒的防潮垫，两边挂着涉水用的靴子，斜插着水壶。旅途疲惫掩藏不住我们对未知城市的期待，个个脸上挂着彩色的光。
即使同样来自非欧盟国家，那个把守海关的瑞士老头儿似乎也只对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旅客重点关照。而那些长得酷似欧洲人的美国人、澳洲人也都很快被放行。一个头上包着白头巾的印巴人被盘问了足有五分钟，我身后的白人女孩等得不耐烦，小声嘟囔，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
我把护照递进窗口，瑞士老头儿看了一眼护照封面，又透过厚厚的镜片用余光扫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哦，中国人。随后老头儿翻到资料页，仔细研究护照里的照片，再仔细盯着我看。然后起身把护照上的资料页和签证页复印，这是其他人都没有的程序，麻烦的印巴人都没我这么麻烦。我朝身后的女孩做鬼脸，表示我也莫名其妙并且无能为力。
老头儿复印完证件后，跟另一个高个儿工作人员嘀咕了几句。高个儿去打电话，老头儿回到座位，对着护照，又问了几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国籍、生日、年龄。问完了，说，请到旁边等一下，就叫下一个，并没有把护照还给我。
后面的女孩很快通关，从我身边经过时送来一个表示同情的微笑。
高个儿打完电话，不知从哪里牵出一条德国黑背，狗鼻子在我和我的背包上一通乱嗅。随后高个儿让我把背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睡袋、数码相机、牙刷、牙膏、被团得皱在一起的T恤……所有装备都在无声证明着它们的主人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
搜完了，高个儿仍不甘心，我也开始不甘心了，向来对没经历过的事情抱有极大热情，热烈期待着他的下一步行动。
高个儿想了一下，把我叫进一个空房间，开了灯。他说，请把衣服脱了。
T恤、旅游鞋、袜子、牛仔裤，我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脱得只剩下内裤。
内裤也脱！
全都脱完，我一丝不挂地站着，不觉得害怕或者尴尬，只是觉得有点儿冷。
看到我的“清白”，他也明白再也查不出什么，就让我把衣服穿上。
海关老头儿还我护照时，镜片后还闪烁着将信将疑的目光。
眼看戏入尾声，我甚至有些轻微失望，刚才还乐观地想，最好能查出点儿什么，然后把我遣送回国，还能省一张机票，或者让我到阿尔卑斯放羊。
旅途中这样的倒霉事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被偷、被骗、被抢。最危险的一次，我和劫匪在大街中央拼了一分钟，我大喊着NONONONONO！他挥拳打我，可我死死护住相机，就是没有松手。后来回想起来既佩服自己的勇气也有点儿后怕。其实只要人还在，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欧洲是个什么样儿
2003年8月比利时，布鲁日
在欧洲诸多小城中，唯有布鲁日，依然顽强保持着中世纪时的模样。
中世纪的时候，布鲁日河道密布，港口繁忙，是比利时最重要的商埠，也是从英国前往欧洲各地的必经之路。后来由于河道淤积，运河贸易中断，布鲁日就此没落，被历史的大手从欧洲经济版图上一抹，就再也没有振作起来。不知这是布鲁日的幸运还是不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时间仿佛在那个时候的布鲁日停滞。直到今天，在布鲁日的街头仍然飘散着一种中世纪的气息。这里有13世纪的建筑，14世纪的雕塑，15世纪的城堡，16世纪的街道。所有这一切，几百年来，竟没有太大变化，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保存得非常完好。让我身处其中，恍如隔世。
陶醉中忽然产生一些疑惑，奇怪，这些建筑、雕塑，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一样不少；这些城堡、街道，在英国爱丁堡也随处可以见到，到底是什么让布鲁日把时光留住，依旧保持着中世纪的情调？
我在布鲁日的街头仔细寻找。
我看到几个老人。他们坐在树荫下闲聊，见到如我一样的游客，他们总会微笑，这是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欢迎。我也报以同样的微笑，这是对他们应有的尊敬。老人们真的已经很老了，不知道是时光在雕刻老人，让皱纹爬满他们的额头，还是反过来，老人在琢磨时光。因为我看到光线透过他们的手指泻下来，打在地上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光影。他们在跟光线捉迷藏，反正有的是时间。
我看到几艘小船，小船满载游客，在古城狭窄的河道间穿行。船夫戴着硕大的毡帽，哼着自编的小调，曲调和缓悠长，仿佛几百年来就这一个调子。他手中握着长桨，桨叶翻出波浪，波浪掀起涟漪，涟漪层层重叠又层层扩展，仿佛布鲁日的时光，那么慢又那么长。
我看到几辆马车。其中有匹骏马的蹄子是白色的，额头上的鬃毛也是白色的，除此之外，竟然全黑。驾驶马车的也是风流人物，清一色的比利时姑娘。她们装束统一，黑色的马靴，紧身的马裤，苗条的身材，自信的微笑。马车的速度不快，因为要避让行人，车上的游客似乎也不着急，甘愿听美女讲故事，随便马车带他们到任何地方。
看到这些，我终于明白，留住时光的当然不是那些建筑、雕塑、城堡、街道，时间的力量早晚会让这些静止的风景尘埃落定。可时光的确被留下了，就留在树下老人深深的皱纹里，船夫节奏轻缓的小调里，驾车美女自信的微笑中。
踢踏踢踏，这是马蹄轻踏石板的声音。一辆马车从我身边经过，马蹄声渐渐响起又渐渐隐没。
在我看来，布鲁日比巴黎、伦敦更符合我对欧洲的定义。欧洲不是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而应是一种小街小巷、小情小调，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
这是留学一年中最后一段长途旅行。仍旧采用火车出行，仍旧住在青年旅馆，不同的是，这次不再孤身一人，我的好哥们儿姚远从加拿大飞到荷兰和我一起旅行。
发现爱，传递爱
2003年8月法国，尼斯
我和姚远在一条“之”字形山路上挥汗如雨地走着，目的地是一座隐藏在山区间的酒庄。之前想当然地只凭地图比例尺判断从尼斯市区到酒庄应该只有个把小时步行距离。可地图没画等高线，我俩只是越爬越高，却并没越走越远。如果把我们的行进轨迹在地图上标示，基本相当于原地踏步。
8月的法南气候让人气馁地热。原路返回不甘心，继续向前不放心——天色已经有点儿暗了。这时在山路拐角遇到一位正在遛狗的老太太，向她问路后我和姚远都有点儿绝望，按照我们的步速，即使能在天黑前抵达，酒庄也已经打烊。
老太太看到我们左右为难，微笑着说，不用担心，我开车送你们过去。
她家就在路旁，这里已是富人区，家家皆为深宅大院，高大院墙被各种绿色植物遮隐。不一会儿，就看到车库中开出一辆银灰色奔驰轿车，她摇下车窗招呼我俩上车。
奔驰在山路上奔驰。她一边开车，一边和我们聊天。她说退休前一直在巴黎工作，退休后就在尼斯海边买了大房，与先生一起安享晚年。又说她的儿子正在亚洲旅行，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中国。
很快那座葡萄酒庄园就在眼前出现。她径直把汽车开进酒庄，随后用法语问清参观路线，又用英语翻译给我们。确定我们明白后，她才挥手和我们道别。
我和姚远局促得不知该如何表示感谢。老太太说，不用谢，如果她的儿子在中国旅行时遇到麻烦，相信也会有好心的中国人帮助他。因为loveisacircle，她一脸虔诚地说道。
在我的旅行中经常会被各种各样的人无私地帮助，最好的回报方式应该是把这种爱传递下去，去帮助更多人，因为爱是一种可以循环的能量。在旅行中发现爱，传递爱，这是否应该成为每个旅行者的信仰？
找到一个回来的理由
2003年8月法国，巴黎
晚上11点15分，迪斯尼乐园的焰火表演正式开始。
女巫骑着扫把飞进睡美人的城堡，扫尾冒着火光，看上去就像流星。旁白的男中音讲述着睡美人的故事，开始还能隐约听清，随后就被周围巨大的欢呼声淹没。突然男中音变成男高音，故事进入段落，睡美人醒了，万千焰火也从黑暗中腾空而起。天上每一声爆响，地上就发出更大的欢声呼应。天上的爆响连成滚雷，地上的欢呼已近疯狂。
随着最后一枚焰火绽放后消失，表演结束了。突然感到一种极致过后的失落。极致总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像美人留不住青春，将军不会长胜，刹那芳华又转瞬即逝。
一年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我的欧洲之旅也即将抵达终点，失落在所难免。是否还有下一次欧洲之旅？我不知道。一切在当时看来都不确定。
虽然毕业后有许多路可以选择，比如留在欧洲，找一份工作，混一个身份，但是我却选择回国。因为走遍欧洲，我找到了一个回来的理由。
想你的天空
2003年9月德国，法兰克福
2003年9月8日，德国法兰克福。波音飞机沿着机场跑道缓缓爬升，飞机越升越高，地面上的景物渐渐缩成一个个斑驳的点。慢慢地，那些点也模糊起来，欧洲对我来说，已经渐行渐远。
没有什么遗憾。因为10个小时之后，我又可以见到你了。你会在北京机场接我。虽然走的时候你没送，但是我知道，回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来接我。不知道你变了没有，胖了还是瘦了？10个小时后一切就会有答案。
德国空姐看上去已经不再年轻，叫空嫂或许更加合适，但即使这样，精致的妆容让她们看起来仍显俏丽。飞机上中国人占了大半，坐在我旁边的几个，看打扮应该是所谓的商务考察团。团员们很潇洒，脱了鞋子在机舱里走来走去，飞机里的空气本来就逼仄不通风，再被他们污染，发酸的空气几乎让我窒息。飞机显示屏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显示飞行的速度和高度，还有距离北京的公里数和剩下的飞行时间。
这漫长的10个小时。
在随身的行李箱中，送你的礼物被小心地安放在最里面。一瓶巴黎买的香水，一件荷兰买的衣服，一直想看你穿上这件衣服，喷着香水的模样，那是我眼中的唯一。飞机穿过云层，就在一瞬间，欧洲的山河城市都被屏蔽在云层下面。眼前的云雾被阳光照耀，天堂般的景象。我的心也像天堂，充满了希望。
飞机上开始放电影。第一部是《月亮上的人》，金·凯利的滑稽搞笑是我不能欣赏的。于是，拔下耳塞，闭上眼睛，专心想你。不仅仅是在飞机上，一年了，总会这样想起你。有时候平淡，就想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每次还没等我张口你就能猜到是谁，因为你说手机上显示的号码非常奇怪，0044是英国，0031是荷兰，0049是德国，0033是法国。有时候想得强烈，当我在希腊小岛看日落如血，当我在瑞士雪山俯瞰世界，当我仰视比利牛斯的山鹰，当我倾听地中海的涛声……这些时候，我都会强烈地想起你。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因为我爱的人，爱我的人，不在身边。每次想起你的时候，我都会拍下一张天空的照片，因为我们头顶的天空已经被思念连成一片。
更多想起你的时候，当然是在我的床上，每次午夜梦回，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能抱着你，那有多好。胳膊下意识地搂过去，搂住的总是虚空。记得4月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在梦中，你和另一个男人手牵手去机场接我。半夜起床给你发电子邮件，信的最后一句我仍清楚记得，我说，原来我是如此爱你。你转天就回信了，你说，傻子，想什么呢，我会等你回来的。
你知道我喜欢攥你的胳膊，你知道我喜欢牵你的手在北京街头闲逛，你知道我爱看你的眼睛，你仍然会让我得逞吗？
不知不觉睡着了。再次醒来时，电影换成了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不喜欢陈红做作的表演，不喜欢王志文的咋咋呼呼，不喜欢陈凯歌夸张的演技，但是我喜欢电影的名字——和你在一起。我也要，不再分开。
2003年9月9日，中国北京。飞机起落架平稳放下，心却跳得更加慌张。办好出关手续，推着行李车快步穿越人群，向你奔去。接机的人很多，各种面孔搭配着各种表情。可能是太紧张了，慌忙中竟然不能一下找到你，这让我更加紧张。实在等不及了，找旁边的旅客借来手机，一连串号码不假思索地按下去。
喂，你在哪里？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颤抖。
你到北京了？哪儿呢？我在接机大厅等你呢！
哦，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就在我们讲话的同时，我看到那张如此熟悉、如此挚爱的面孔正朝我微笑。
那次机场见面是我人生中升得最高的一束焰火，但璀璨的只是一瞬。
没人做错什么。你说我的梦想不现实，你要过能看到未来的生活。这是我无法给的。
但失恋的痛苦仍旧超越了我的承受极限。我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和你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一想起你就会让我呼吸急促。于是我选择离开北京。
先去了上海，可发现还是不够远。心中抑制不住的思念还能让我买张火车票回来见你，于是再次离开。在上海工作的同学到火车站送我，他是大学四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给我买了足够在火车上吃喝两天两夜的食物和饮料。两天两夜之后，当我看到云贵高原那暗红色的土壤时，心情终于有了一些变化。
在丽江好好发呆
2003年11月中国，丽江
丽莎说，小鹏，跟我一起去买菜吧，帮我背菜篓。我说，好。
我住在丽莎和莎娜合开的福临居客栈。客栈位于四方街牌坊背后，那块石门牌坊把古城里游客发出的嗡嗡噪音覆没。一花一木，如同两个世界。
沿着牌坊后的石板路向上走，会先看到“古铃精怪”——一家卖铃铛的小店。老板阿丹是个台湾人，有时会坐在店外用铃铛敲击出一首好听的音乐。据说他曾是个作曲家，给很多歌手写过歌。
再往上走，能看到火塘，也被阿丹买下。白天时这里大门紧闭，入夜后会马上热闹起来。火塘是长期闲在丽江的背包客们最喜欢去的地方。熊熊火焰，唱歌聊天，是理想者的家园。
再向上走约50米，就能看到福临居。
丽莎认得古城里的每一条路，我们穿过四方街，穿过卖银饰的店，穿过卖木雕的店，穿过在T恤上印字的店，穿过不让拍照的纳西版画店，穿过星巴克，穿过沐王府——古城里最著名的景点，也是我唯一没兴趣走进去看看的地方。
菜市场占据了古城东北角。这里不仅卖菜，也卖各种生活用品。卖锅碗瓢盆的在第一排，卖瓜果梨桃的在第二排，卖油盐酱醋的在第三排，卖葱卖蒜的在第四排，卖米卖面的在第五排，卖土豆白菜的在第六排。旁边的宠物市场里还卖狗卖鹰。
丽莎用土语问每个卖菜人，少不少，少不少（不是嫌人家缺斤短两，而是问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儿）。买了苹果、柚子、西瓜、西红柿、排骨、鸡翅，装了满满一篓。
回到福临居，把菜篓交给做饭的纳西族小妹。搬一把椅子到二楼露台，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古城。纳西族吊脚楼的青瓦重重叠叠，盖住了四方街，盖住了海水般涨落的游客。阳光透过屋檐，投下的影子越来越长。我知道，天快黑了。
我在丽江古城里住了整整两个月，没去玉龙雪山，没去泸沽湖，就是在古城里待着。每个月住宿、吃饭、洗衣、上网的所有费用是人民币800块。生活也简单，看小说、上网，从福临居走到石头牌坊，再从牌坊走回去。清晨游客稀少时，也会坐在四方街的石头板凳上，看纳西族老人遛早。她们是最守时的钟表，古城会在她们的笑声和脚步声中慢慢苏醒。
除了丽莎和莎娜，我还认识了许多专业闲人，穿唐装的“地主”和美丽的“地主婆”，从广东离家出走的阿智。我还在古城的一间酒吧里打工，每晚的工资只是一瓶百威啤酒。
且行且珍惜
2003年11月中国，丽江
阿良是香港人，已经在丽江住了七个月。他说自己是个流浪汉，我说你一点儿都不像，因为缺少那种颓废气质。毕竟，优雅的谈吐，不俗的外表，胸前还抱着一把做工考究的吉他。他说那你就叫我流浪歌手吧。
我和流浪歌手相遇在阿丹家的火塘。所谓火塘，就是在屋子中央挖出一个正方形的土坑，坑里燃着柴火，白天做饭，晚上取暖，终年烟火缭绕。在滇西北，无论冬夏，昼夜温差很大，即使酷暑季节，也往往一雨成冬。所以世代在此居住的藏族、彝族、纳西族居民都将火塘作为居家生活的中心。每到夜幕降临，男女老幼都会围坐在火塘边，温暖的火光照耀着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阿丹家的火塘凝聚着深浅不一的缘分。每天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都会来这里报到。
我要了碗热腾腾的普洱茶，捧在手心，找块方石坐下，静静听阿良唱歌。除了他的歌声，火光也是跳跃的音符。
阿良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平卷舌音不分，但听得出来，他唱得很用心，因为每首歌都是他的原创作品。唱歌前阿良还会发给每人一个装帧精美的歌本，里面有歌词，我们可以点唱，也可以跟他一起唱。
我翻开歌本，看到他的作品都被归类在四个主题之下：生命、朋友、旅行和爱情。
我点了一首《知己》，歌词淡淡，却足以让人感动。他抱着吉他轻轻地唱：
知己带给人生很多回忆
像镜子一样没有秘密
当乌云遮蔽大地
当天空下起大雨
仿佛提醒我珍惜珍惜
人生难得有你
让我更认识自己
分享我宝贵的小小经历
人生难得有你
常常带给我刺激
陪我堆积一片天地
当他唱第二遍时，我跟着轻轻哼唱，也想起自己的知己好友，正是他们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给了我最无私的帮助。就像歌中唱的，当乌云遮蔽大地，当天空下起大雨，只有知己可以为我挡风遮雨，陪我堆积起一片天地。
告别火塘时已是子夜，出门前阿良送给我一张卡片，卡片上用精致楷体手写着，且行且珍惜。
记得在阿良唱《知己》的时候，我哭了。在他唱其他人点的歌曲时，也有人落泪。现在想来，那很像一种宗教仪式般的神秘能量，我们的情绪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向一个出口。大家都在释放着什么，而火塘的氛围和阿良的歌声成了释放的通道。毕竟，我们来丽江，就是为了能好好地哭一场或者醉一场。哭过醉过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26岁已不再年轻
2004年4月中国，北京
在北京搬过几次家，最近的一次是从北五环外的清河搬到东五环外的梨园。只有很简单的行李，不会麻烦到搬家公司。一个70升的旅行背包，一个大小可以塞进机舱行李架的拉杆箱，一个电脑包，整齐地放满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最多最重的是书。都是平时看过许多遍的，有的书角翻卷，有的封面就快要粘不住。反倒是一些新书，只看过一遍，或者几页，或者几行，这样的书通常会在下一次搬家清理杂物时被扔掉。
还有许多杂志。我只买《看电影》，密密匝匝的排版，精雕细刻的文字。最喜欢的栏目是“情爱参考”和“天地街66号”，感觉作者的日常生活简单到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电影。这真是理想中的生存状态，如果还能旅行，就更别无所求。
衣服也不多，都是当季买的，过了季也就扔了，没扔的几件通常会穿好几年。
衣服和书的待遇相同，留下来的成为朋友，脏了旧了也不会嫌弃。丢了的，只是因为最初的光鲜打动了我，丢就丢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鞋有三双，一双休闲鞋，一双旅游鞋，一双黑皮鞋。穿坏旧的会买新的。还有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和相机。
对新家的要求简单：干净，有书桌，能洗澡，能上网。
对我来说，简单与自由同义。大多数人，一直在做加法，积累了很多，想要放下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想跳已经没有力气。而我因为没有负担，才能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004年开春，我从丽江回到北京。2004年也是10年背包生涯中唯一没有出门旅行的一年。
上半年我先后找了两份工作，在某旅游杂志做编辑，然后跳槽到某金融公司做市场营销。如果不算在丽江打的义工，这是我的第四份和第五份工作。五份工作行业不同，性质不同，相同的是都没超过三个月试用期。其实每次工作前我都信心十足，但是很快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记得在面试那家旅游杂志时，当时还是那个出版集团副总的刘江对我进行最后一轮面试。他说之前你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换工作，即使撞得头破血流都可以从头再来。但你已经26岁了，不再年轻了，选择了一份事业，就要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虽然我在一个月后还是辞职了。我欠当时的廖主编一句对不起，更想对刘社长说一声感谢。因为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坚定了旅行的路途。
妈妈心中的世界地图
2004年12月中国，北京
晚上八点，三里屯一间叫做Swing的酒吧。一年一度的圣诞季已经来临，各家酒吧在灯红酒绿的竞争中难分高下。
良辰美景当道，我却觉得有点儿累。眉宇间的神采消失了，嘴角不再呈现上扬的姿态，手里抓着一瓶啤酒，也忘了喝。
我坐的位置临街，窗外搓手跺脚的酒吧招待试图拦住每位潜在顾客，那么卖力，能笑的部位全部绽放，也不知能拿多少提成。
走神了，继续想自己的问题。从来都那么有主见，所有重大选择都由自己做主。文理方向，工作选择，人生道路，父母从不干涉。可我也发现，我选择的道路并不是父母希望我走的那条。可能因为他们老了，只希望儿子过得平稳踏实，不要像他们自己的人生路那样坎坷而充满磨难。
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
晚上11点30分，出租车在京通快速路上飞奔。仪表盘上的时速很容易就跨过100公里。可再快又能怎样？空旷而冷漠的北京城如同参透悲喜的佛祖，冷眼看着茫茫苍生。是，再快又能怎样？不过是手心里的孙悟空。
春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了我的个人网站，对我在欧洲累计80天的旅行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要把我的文字和图片出版。于是那个夏天，在结束了第五份工作之后，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我的全部才华去设计自己的第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一共256页，每一页都尽可能精益求精。我发现当人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灵感的火花就会随时迸发。我也发现平常大大咧咧的自己，竟然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会把文章反复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书名想了很久，从“一路狂奔”到“我走我路”。当脑海中闪现出“我把欧洲塞进背包”时，我激动了一整天，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编辑老师，她也觉得很棒。
9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当我把还冒着热气的新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开心得像个刚分得糖果的小孩。
“背包”出版后我接连在北京和天津的几所高校做了讲座，主题是“自由与梦想”。印象最深的是在母校南开大学的那次，当我把PPT放到最后一页时，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英文单词——“Dream&Freedom”。我对着麦克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随后就听到如潮的掌声。我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后来出版社在王府井书店组织了一次签售，那一天也被奇怪地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段。上半段我很兴奋，签名、接受采访，而下半段却感到莫名失落。我一个人来到三里屯，心中只感到一阵空茫。这种空茫的压力首先来自父母，虽然他们给了我绝对的自由，但我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种压力来自经济，书的版税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坚持？还是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