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迦·穆罕默德开创了卡扎尔王朝，在其执政的时期，外国势力没有能力去干预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
阿迦·穆罕默德去世后，法塔赫·阿里继位。
法塔赫·阿里时期，外国势力开始入侵波斯领土，并且对波斯的内部问题进行干预。
主要对波斯领土有野心的是俄罗斯，且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动摇了波斯内部的权力结构。
阿巴斯王子和法塔赫·阿里相继去世，内部权力结构已经无法独自就继承人问题作出决定。
阿巴斯王子的儿子穆罕默德的继位，一定程度上是多方势力妥协斗争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英俄势力。
穆罕默德去世后，其子纳赛尔丁毫无悬念的继位。
说明的问题是，在王位的继承问题上，王权依靠教权的作用在减弱，而以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的作用在加强。
在阿迦·穆罕默德统治前，波斯还是作为一个部落国家，内部社会进行自我的进化。
在这样的进化过程，因某一个部落的崛起或者是某一个强人的崛起，带领部落获得波斯的统治权。
同时，又因统治部落势力的后续统治者无能或者是不够强悍，其它部落势力出现的强人来推翻统治者及统治部落，继续这一循环。
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作为统治者的王权和部落势力是当朝和在野的关系，而教权始终是授予胜利者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来源。
也就是说，在部落国家时期，波斯国内的权力结构，是围绕着王权、教权、部落势力这三者展开的。
在这个时期，比较强悍的国王也试图让波斯成为君主专制的国家，但是有两点历代国王都没有做到。
第一点，波斯历代国王没有拥有完整的合法暴力权，威胁历代国王合法暴力权的是部落武装。
第二点，波斯历代国王没有拥有天然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合法性，历代国王必须依靠教权来授予其统治的合法性。
不同于夏商周时期，在夏商周时期，国王拥有天然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合法性，没有的仅仅是完整的合法暴力权。
无论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波斯部落社会时期，都是贵族奴隶社会。
这样的社会以部落归属来划分等级，贵族、平民、奴隶。平民即部落的成员，而奴隶即被打败后掠夺而来的其它部落的人。
在今天，有许多人还对贵族情有独钟，真不知道在贵族奴隶社会，你是贵族呢？还是奴隶呢？
阿迦·穆罕默德去世后，波斯内部的社会进化过程被打破。
在法塔赫·阿里的统治时期，波斯国内的权力结构变化，由王权、教权及部落势力转变为王权、教权、部落势力及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
在这一权力结构变化中，受损失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教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波斯国内社会自我进化的时期，无论是王权，还是部落势力，都是对统治权的争夺。
无论王权，还是部落势力，都需要依靠教权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因此，教权在王权和部落势力之间，发展的游刃有余。
但是，当另一股势力加入到这种权力结构中时，王权和部落势力依靠的对象就不仅仅是教权了。
以英俄为首的外国势力，可以以武力的方式影响波斯内部权力的分配。
同时，为了维持英俄在波斯的利益，英俄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贯彻和执行其利益的强有力的王权。
这样就打破了波斯国内原有的社会进化过程，由英俄入侵带来的副产品，促使波斯结束了内部社会的自我进化。
在法塔赫·阿里时期，王权是没有实际受损的势力，部落势力同样得到了喘息的空间，而教权则受到挑战。
这一挑战就是王权及部落势力，可以依靠的势力不仅仅是王权，多了一种可以选择的势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教权以反对外国势力入侵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发动了后来被称为民权的力量。
虽然这些民权的力量基本上都是信徒，但也都是波斯民众。
由知识分子批评王权开始，教权开始与王权出现裂痕，并且开启了百年的民权斗争之路。
此时的民权是最弱的一股势力，是以知识分子和商人为代表，教权中的教士阶层及其信徒支持的一股势力。
民权势力始终是游走于王权、教权、部落势力，及外国势力之间的一股势力。
民权以知识分子开始批评王权开始，教权支持民权与王权斗争，逐渐形成的一股势力。
从权力分配来看，民权和教权是相对立的，此时的民权还是以支持教权为主。
教权以反对外国势力入侵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由，来寻求自身影响力。
尽管教权的目的是这样的，但是在法塔赫·阿里时期，教权是民权的主要推动者。
在这个时期，由教权发动起来的民权力量，主要反对外国入侵及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1829年，一位高阶教士要求俄国公使馆放人为名，煽动愤怒的民众去解救被俄公使馆扣留的妇女和太监。
最后，德黑兰的商人响应，以罢市来抗议俄国公使馆的这一行为；愤怒的人群冲入公使馆，除了一名俄国人逃跑外，其他人都被卡卡了。
这是一件比较严重的外交事件，是由教士阶层开始发声，由民权力量中的商人和民众通过抗议及其它手段，来获得胜利的一次成功的反抗。
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这位国王是各方势力妥协出来的继承人。
如果按照波斯内部社会的自我进化来看，剧情应该是这样发展的。
法塔赫·阿里和阿巴斯王子都去世了，阿巴斯王子的儿子穆罕默德还小且没有威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王位的继承权，是由实力最强大的王族成员来继承，或者某个部落势力崛起推翻了卡扎尔王朝。
穆罕默德由于年龄还小，可塑性很强，英国和俄国力挺。英国还帮助这位王子打败了自己的叔叔，一位对王位有野心的人。
虽然穆罕默德的继位，是由英俄势力给与了很大的支持，但这位国王还是想独立自主一把。
在英国反对下，穆罕默德进攻赫拉特，使英国同穆罕默德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英国人帮助赫拉特抵制住了穆罕默德的军队，同时以占领一座波斯岛屿威胁要同波斯开战。
在内部财政紧张，外部不能够结束战争的时候，穆罕默德国王妥协了。
之后，英国支持了波斯国内的一支部落叛乱，以给与穆罕默德警告。
穆罕默德平息了叛乱，英国人也不能撕破脸，这种关系就维持了下来。
在穆罕默德统治时期，波斯的王权还是处于挣扎中，试图挣脱外国势力对王权的影响。
但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这样的部落社会必须要走进历史舞台了。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卡扎尔王朝的统治前期，同样卡扎尔王朝还有统治后期。
在卡扎尔王朝统治前期，在阿迦·穆罕默德时期，波斯国内权力结构依然是过去的王权、教权及部落势力；
在法塔赫·阿里时期，波斯国内原有的权力结构中，加入了以英俄为首的外国势力；
在穆罕默德时期，波斯国内原有的权力结构产生变化，英俄为首的外国势力影响力增加。
波斯国内的几股势力之间的变化情况，王权、部落势力没有受损，控制力依然很强大；
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在波斯的影响力增强；而教权的影响力在下降。
这个时期，教权依然是王权和部落势力治理的合法性来源，但是这种合法性遇到外国势力之后，变得很脆弱。
外国势力拥有摧毁王权的统治合法性的武力，而另外扶植一股势力。这种变化就导致，教权的作用在下降。
外国势力打破了波斯内部社会的自我进化过程，对原有的权力格局产生影响。带来最大影响的，就是在部落社会中游刃有余的教权。
王权没有能力使部落社会进行转变，教权是依附于王权的一股势力，同样不希望这种平衡被打破。
在部落社会向君主专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教权和部落势力是最大的阻力。
部落势力可以被王权的合法暴力权予以解除，但是王权没有能够获得一种天然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来源，这就是教权存在的依仗。
教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利益结构，从利益（财富和地位）角度来看，高阶教士家族垄断重要的教士地位，由重要的教士地位获得大量财富。
这就使不分派别的教士家族阶层，同没有重要地位的教士之间的区别。
从获得王权支持的派别来看，又可以分为受王权青睐派和不受王权青睐派。
比如萨非王朝时期，阿赫巴尔派就是受王权青睐派；卡扎尔王朝时期，乌苏勒派就是受王权青睐派。
既然有受到王权青睐的派别，那么就有不受王权青睐的派别。
教权中的教士阶层，是以家族化为代表的一个等级制阶层。
在教士阶层中，高阶教士的地位是由与历代伊玛目有血缘关系，或者是王朝的重要支持者家族才能够获得。
这种家族化运作的方式，以世代继承宗教地位为基础。
教士阶层中的这种情况，就促使在教士阶层内部也有着不断的争斗。
最主要的争斗方式，是高阶教士家族的教义创新，以此来获得王权统治者的青睐。
例如，萨非王朝时期的阿赫巴尔派，从授予天命的方式起家。
逐渐创新教义，以阿赫巴尔派最高阶教士拥有天命，而国王只是拥有天命的最高阶教士的行政代理人。
这种宗教教义的发展，在欧洲是比较普遍认同于这样一种说法。
即教皇是耶稣在人间代理人，而国王是耶稣在人间代理人的行政代理人。也就是说，国王在给教皇打工。
只能说在部落社会，欧洲要比波斯更加的落后。
这种以宗教的形式来统治，始终没有摆脱原始信仰中，氏族或者是部落祭祀者的作用。
只不过在部落社会后期，这种方式以理论化的方式加以发展成为宗教。（这是题外话）
波斯只是在萨非王朝的后期，出现了阿赫巴尔派的自有天命说。
在萨非王朝和卡扎尔王朝之间的一段时间，阿夫沙尔王朝和桑德王朝，对于阿赫巴尔派是一种敌对的态度。
另一个派别乌苏勒派逐渐创新教义，以天命归国王，而授予天命归教士的方式，受到了卡扎尔王朝王权的青睐。
这是教士阶层不同派别的争斗，同样以利益划分的教士阶层也有争斗。
在教士阶层内部，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知道宗教是什么东东。
然而苦于高阶教士家族化运作，与其聪明才智不相匹配的是他们的地位以及财富，即我们常提到的利益这两个字。
这就出现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又发展出许多派别，而这些派别中又出现了许多派别。
阿赫巴尔派和乌苏勒派，同样是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中分化出来的派别。
而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同样是同一种宗教下的一支派别。
就像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同样是同一个故事不同解读出来的派别。
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解读，或者说是教义的不同解释？
就是两点，教士自身财富、地位及王权需要思想统治合法性来源需要。
此时的波斯，乌苏勒派受到王权的青睐，其它派别也认同于这样一种教义体系，即王权拥有天命，而教士授予王权天命。
但是，教士内部的聪明人也想要获得地位与财富，导致也要进行教义创新。
谢赫派和巴布教诞生了，这直接挑战了现有的教义体系。不但如此，巴布教还挑战了王权。
巴布这个人把天命归于自己，而自己给自己授予天命，一下子得罪了王权和教权。
最后的结果是，巴布被处死，而巴布教被镇压。
这种来自教士底层的反抗，也起到了促进波斯部落社会形态的转变。虽然它不是改变部落社会直接动力，但是也挖了旧堡垒上的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