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供应链战争
原子和字节交易
越是想要彻底分解国际贸易，就越是容易陷入千头万绪的状态。如今即便是简单产品的生产链条也极为复杂，有时根本无法回答“产品是哪里生产出来的”这样的问题。制造业供应链大概在50年前开始发生巨变，电子产品到服装的大量生产设施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泰国、墨西哥，以及印度和印尼等低工资、低技能国家或地区。从螺丝到螺帽、从印染到油漆、从铜片到玻璃，这些原材料顺着供应链在全世界流转，装配、封装和最后包装等环节也开始流转。就像数据在全球互联网的服务器中飞速传递，全球供应链也在四处落地开花，其蔓延之势不可阻挡。
全球价值链正变成复杂的单一整体。欧洲企业在美国开发软件，在亚洲制造，在中东进行后台管理，在世界各地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负责维修和保险等售后服务。美国出口中进口商品内容比重相对较低，只有15%，但如果看完整条价值链，加上下游的分销和销售，该比例会提高到40%。
世界贸易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Patrick Low）用了类似量子物理的术语来描述这些“混合价值链”：无论在实体领域还是数码领域，在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由竞争力和声誉等无形因素所产生的增加值通常没有纳入现今的统计方法。因此，现在的产品应该打上“全球制造”的标签。
不应盲从那些呼吁美国企业“回家”的声音：全球化绝不是某些政客所形容的单向岗位外流。虽然美国跨国企业在拉美和亚洲增加了200万个岗位，在美国国内削减了近100万个岗位，但这些跨国企业也在美国国内增加了工程、咨询和财务等高技能岗位。此外，美国公司在海外创造的岗位和财富越多，外国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就越高：1990~2012年，美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翻了一番。如果减少美国对外投资（因此会压缩企业利润），这将导致美国国内投资萎缩。要记住这是一场拔河博弈：撒手的时候要想清后果。
甚至某些看起来去全球化的现象其实也是全球化的表现。苹果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Enrico Moretti）的测算，在硅谷有6万个岗位跟苹果相关，但其中只有1.2万人在苹果公司总部上班。“在硅谷，高科技岗位是本地繁荣的源泉，而医生、律师、屋顶工和瑜伽教练则是经济繁荣的结果。”社区的兴盛主要源于企业创新和全球增长，而不是政府的公共投资。现在苹果公司在得克萨斯州设立了完整的iMac生产线，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在美国不再是单纯的产品提供者。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曾在2013年12月表示：“我觉得我们没有责任一定要创造何种就业岗位，但我们确实有责任创造就业岗位。”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即便是苹果公司今天投了1亿美元让更多的岗位回到美国，苹果产品的大部分组件依然是进口的，例如三星的芯片以及夏普生产的屏幕等，而苹果公司的主要代工工厂富士康已经在得克萨斯州设立了工厂。就算是最强大的经济体，也无法在没有进口的条件下生产出高质量的出口产品。
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无法获得海外的最新技术，就无法提升竞争力。中国现在进口了世界上34%的电子元器件，如果没有这些进口，中国也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息通信技术成品出口国，目前中国占了世界全部出口的27%。（从世界范围看，商品和服务价值中至少有2/3来自中间投入。）
全球拔河博弈中赢家和输家的区别不在于是贫还是富，而在于创新还是保守。因为中国需要最新的技术来提升产业链，所以2015年时中国就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答应放开超过200种关键技术产品的贸易。因此，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外国的电子、纺织和化工企业还是认为，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队伍以及高度整合的供应链让其成为理想的投资目的地。相反，那些用不必要的关税和清关障碍来限制进口的国家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这会提高国内生产者的成本，或让他们无法获得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来制造出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
因为这些措施最终有害无益，所以供应链博弈绝不是换了表皮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反，供应链博弈遵循更加强大的规则：互惠互利。互惠互利是抵制经济民族主义的良方。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产品实施高额关税，同时用公共资金来拯救美国汽车厂商，以保护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的制造业岗位。作为报复，中国宣布对卡迪拉克产品进口关税提高20%，此外也对在美国生产的本田和宝马汽车提高了关税，此举最终迫使美国收回了最初的政策。与此类似，2011年中国宣布对稀土矿物实行出口限制，但世界贸易组织裁定，除非中国收回该限制，否则其他国家有权采取贸易报复措施。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不仅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贸易仲裁系统，也在迫使各国通过国际市场分享资源，而不是各自为政囤积资源。此举也进一步让世界从民族国家时代过渡到供应链时代。
在互惠互利的国际经贸关系中，保护主义只会伤到自己。当今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盛行的“大萧条”时期，2013年各国400多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在一起也只能影响全球1%的商品进口。现在全球8%的贸易发生在跨国企业和其附属公司的供应链上，这些公司怎么会愿意为内部贸易多支付成本呢？
货物贸易流顺畅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关税。随着2013年巴厘贸易促进协议的签订，各国将会统一海关管理程序（减少审批），这将给全球GDP增加1万亿美元并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世界经济论坛和贝恩咨询公司共同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供应链标准的顺畅衔接将可能令全球GDP增长5%，而落实现存所有世贸协议仅能让GDP增长1%。当前的以太坊（Ethereum）平台就旨在实现全球各国交易合同的标准化和透明化，再加上有关供应链交易的实时数据共享，全球贸易的成本将会出现显著下降。
贸易开放和边境开放都说明世界在朝着功能性“环路”的方向演进。尽管地理条件和国民财富千差万别，加拿大、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还是组成了凯恩斯集团来推动农产品的自由贸易：这些国家就是全球贸易中的“农场环路”。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五个拉美国家组合起来的经济规模要超过巴西，它们组成太平洋联盟，来推动对亚洲的货物出口。这充分说明，尽管地理条件不佳，这些国家依然在努力获得互联互通。美国和德国等高科技产品出口国希望能撬开封闭的市场，然后再与这些国家来一起解决“国境线背后”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境标准、投资限额的取消、外国投资者保护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诚然，当前的“自由市场”还没有覆盖国防、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政府采购关键领域，尽管这些领域占了全球经济的1/3，但随着这些服务领域的发展，迟早也会引入国际竞争。
全球服务贸易现在每5年就会翻一番，现代的商业活动更多是在网络上完成，而不是靠货船运输。服务贸易已经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60%，服务业的从业人数也占了全球劳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余劳动人口均匀分布在工业和农业板块）。银行、保险、软件、编程、咨询、设计、建筑、会计、法律合同和诉讼、医疗以及教育都是无形产业，但都前景无限。现在美欧GDP中有30%来源于可移动的服务，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不限地点，当然如果企业希望更好地利用高速增长的市场，就必须把更多的服务岗位转移到那里。
跨国公司跟新兴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会受到新兴市场风险的冲击，现在许多新兴市场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按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73%的美国公司认为，其亚洲利润在未来5~10年内将保持增长，但只有13%的受访企业认为他们在与本地对手竞争中会保持优势。中国的电信市场以前曾是日本、德国、瑞典和法国公司的天下，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日渐边缘化。中国移动等运营商把持了电信服务，而HTC和小米等手机公司则不断蚕食硬件市场，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小米的市值就达到了400亿美元。因此外国公司要想保住市场份额，就必须采取并购或设立合资公司的方法。如果不能击败对手，那就收购对手。
最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发展中国家也会进口越来越多的高价值物品，例如奢侈服装和iPhone。因此，随着中国产业链价值的提升，从传统制造业向电信和软件等可移动服务业的升级，中国也会支持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现在正在积极开展海外投资的正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到处呼吁要获得公正待遇。2014年，爱立信阻止了小米某款产品在印度市场的投放，因为这款产品牵涉到专利侵权。同年，中国华为以同样的理由在德国起诉了中兴！
专栏：打印、分享，然后交易
当前国际贸易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3D打印（这项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能在“家”生产）和分享经济（通过分享，购买商品的数量变少，现存的商品可用来分享）。本地原型制作与大规模生产会让全球运输、储存和仓储出现急剧下跌。如果DHL的主要客户，例如美国军方或惠普等硬件公司，有朝一日能自己打印或在客户工厂里打印全部所需的材料，那么快递运输业务将走入坟墓。此外，由于新兴市场公司也面对越来越严格的时间要求，这些公司也无法几个星期坐等设备交货或维修。相反，现在的航空公司、应用程序销售商、计算机硬件零售商等都希望能接入生产的完整生命周期，通过合资企业等方式实现替换备件的本地化。
但不要忘记，打印用材料也需要大量原材料的投入，无论是有机物还是塑料，这些原料大部分还是需要从外面进口才能“输入”到3D打印设备里，另外，3D打印设备或设备部件也有可能是在国外生产制造的。某些供应链可能会收缩，但另外一些会扩展。或许，全球航运总量不会变少，但运输的东西会发生变化。一个产品可能是在某地设计出来，但其制造地点可能在世界另一端靠近最终客户的地方，打印所用的材料可能来自世界某个角落，但却在另一地点打印。不管技术如何发展，制造业将依然保持其全球化的特征。因此，不能混淆了实体和物流。
美国企业不应过于担心硬件产品“在哪里”生产，而是更应该关心产品设计阶段的高附加值部分“是什么”。谷歌的Ara项目现在就是要充分挖掘这种高附加值的创造力，Ara项目建立起了类似App商店的手机硬件模型，用户可在任何地方自主设计或开发个性化的手机并送到最终用户手中。在医学假体和无人驾驶汽车领域也在发生着类似变化：假肢或汽车在哪里制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和设计。例如，如果澳大利亚某公司的医学产品主打中国市场，那么最合适的方法可能还是在中国使用钛材料将产品3D打印出来。即使物理意义上的供应链会发生变化，智力价值链依然可以通过合作设计继续发展。
水平+垂直=上行线
要理解伟大供应链战争的唯一表达式就是：水平+垂直=上行线。各国都希望成为生产和分销的水平节点以及价值
创造的垂直节点，两者结合就可推动其经济上行。
例如，美国页岩能源储备是对北美参与全球拔河博弈的一剂兴奋剂，但由此导致的油价暴跌却给阿拉伯和非洲等产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现在即便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也可以成为水平拔河博弈中的关键选手：新加坡是没有原材料的小市场，但它却是重要中转港口、成品油出口国以及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新加坡本身并不是供应链的落点，但仅仅是通过替其他国家疏通供应链，就赚得盆满钵满。
在水平拔河博弈中，勒索有时候也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有效工具。例如，在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当时印度尼西亚趁机要求纽蒙特矿业公司和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等外国企业支付高额原材料开采许可费，还要求外国企业在印尼当地设立炼厂和加工厂，由此来提高印尼所能获得的增加值和利润。俄罗斯暗中鼓励印尼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这导致印尼镍出口的暂时冻结，直接刺激了国际镍价并让遭受制裁的俄罗斯矿业巨头诺里尔斯克获得喘息之机。最近印尼还试图禁止外国船舶和二手衣物的进口，以此来振兴国内的航运和服装行业，同时印尼还威胁要取消跟几十个国家的投资协议，除非这些国家答应，如果以后发生印尼没收外国公司资产等事件，它们不会诉诸国际仲裁法庭。
运输和大宗商品行业显示了资源地缘政治拔河中的激烈性和复杂性。澳大利亚两家铁矿石巨头力拓、必和必拓主导了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即便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为了跟力拓、必和必拓竞争中国市场，巴西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采用了Valemax 40万吨级的世界最大矿砂船，经非洲好望角运抵亚洲。但中国的铁矿石运输企业却要求政府拒绝让这些巨型船舶停靠在中国码头，因为中国矿砂船的最大吨位现在只有25万吨。为了保持对巴西的竞争优势，力拓、必和必拓自然选择站在中国这一边，这也不仅仅因为中铝是力拓的股东。为此，在2014年底，淡水河谷在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建起了大型转运码头，矿砂被重新分装，然后再运往中国、日本和其他市场。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三巨头都在大力扩大产能，尽管这可能造成全球性的供给过剩，但三巨头拼命生产就能压垮小型竞争对手（包括中国国内的铁矿石厂商），并联手保证对中国的价格谈判优势。尽管中国对这种联盟十分不悦，但中国也知道，要想抵消澳大利亚和南美矿业巨头联手的影响，必须加入到这个供应链联盟中。
随着价值链的提升，拔河博弈也会越发激烈。马尼拉数码园的大楼里有许多呼叫中心，这些呼叫中心里的3万名员工会按所服务的全球不同时区来排班。以前这些呼叫中心的业务大都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但现在慢慢转移到了菲律宾。这些节点之间的竞争充分显示了全球化经济对工作方式的重新定义，现在上班可以不再受地理条件或时间的限制。花旗银行前任总裁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Wriston）曾经这样说过：时区要比国家界限更重要。近期也有经济学家提出，美国用两个时区就够了。
如果说水平方向上的拔河博弈是资源的竞争，那么垂直方向上就是创新的竞争：要获得战略行业中最具科技含量和利润的部分。在垂直的拔河博弈中，价值要比产量更为重要。中国的手表出口量是瑞士的20倍，但瑞士出口手表的平均价格是中国手表的300倍。在出口产品中，德国能拥有60%的附加值，中国只有30%。
在垂直的拔河博弈中，最大的客户也会变成最大的竞争对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洲一直是接受美国在核心技术上的创新成果，例如半导体，但亚洲国家也在通过产业外包和科技转让慢慢提升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电子产品和汽车的出口国，IBM在80年代开始将芯片制造向亚洲迁移。到90年代时，日本已经占了全球计算机储存芯片行业的70%。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建起了大型半导体工厂，成为全球重要的处理器生产基地，中国大陆则成了全球最重要的光伏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在21世纪的头十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继续通过研发、补贴以及政府采购来增加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投入和建设。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对NEC（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卫星业务的支持，让NEC去争夺美欧卫星公司的市场份额。如今日本名古屋附近的丰田城以及韩国首尔附近的三星城都是融合了研发、设计、管理和部件的垂直整合生态系统，该系统中生存着上千家以母体为依托的创新公司。
国家间开展的竞争，是关于完整供应链的竞争。美国也不例外：华盛顿之所以拯救通用汽车，不是因为仅仅担心通用一家公司，而是担心通用的倒下会使其遍布美国各地的所有二级供应商都陷入危机，由此导致数百万人饭碗不保。构建和保护战略性行业对于保障就业和技能水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拔河博弈有时也体现为，某些国家利用其市场规模来吸引创新者的投入，慢慢沿着价值链爬升。尽管阿联酋航空公司财力雄厚，但法国和德国政府还是给这家航空公司提供折扣和补贴来采购空中客车，因为空客的订单可在欧洲创造数万就业岗位。阿联酋航空则要求飞机制造公司将更多的维修业务放在迪拜完成，这样阿联酋本国居民就可获得就业机会以及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迅速抬升，这显示了中国在现代国际拔河博弈中的战略技巧不亚于其在传统战争中的战略。对国内企业实行保护的产业政策慢慢变成了对出口设施给予战略补贴。中国不想仅仅制造iPhone，每制造一台iPhone，中国只能获得8美元的收入，中国要培养像小米这样的本土企业。“中国制造”正在变成“中国创造”。从中兴手机到中车高铁设备和柳工机械，中国产品正在其国内迅速取代进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品牌开展激烈竞争，尽管最初正是这些外国品牌给中国带去了必要的技术。例如联想集团就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现在联想是世界上最大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制造商。随着中国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为了保持其制造业优势，中国现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级工业机器人的进口国。
还有的国家追求捷径。微软印度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拉维·文卡泰桑（Ravi Venkatesan）就曾尖锐指出，许多印度公司认为，“版权”的意思就好像是“我有权抄版”。军工行业也是印度看重的领域。虽然印度总理莫迪将军事采购预算翻番至190亿美元，但印度并不准备把这笔钱交给洛克希德、波音或英国航天航空公司，相反，印度提出了合资公司、技术转让以及本地化生产等要求。现在印度也提出了“印度制造”的响亮口号。诺基亚曾经占据了印度75%的智能手机市场，但现在印度国内市场排名第一的智能手机是Micromax。目前只有1/3的印度家庭有冰箱，大部分都是LG、三星和惠而浦等进口产品，但印度冰箱企业决心要攻占剩下的2/3的家庭。同样，印度的制药企业也改善了质量控制，现在印度药企不仅完全掌握了其国内市场，在美国普通药物市场上的份额也达到了40%。这对于美国大型制药厂来说或许不是好事，但对于美国民众而言，来自印度制药企业的产品拉低了医药价格。
某些西方企业希望通过分离研究和开发环节，来保护其知识产权：研究放在国内，在国外合作开发。但这样做可能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有些企业在加大对海外市场的下注：戴姆勒同意在中国制造奔驰发动机。以前西方企业在中国经营的主要模式是，在中国之外搞研发，然后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让合作方也有动机保护知识产权，通过这种方式实现长期利润增长。但现在有些西方企业正在抛弃这种模式。2015年，IBM就将自己的服务器和软件技术授权给了北京的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胜天成利用IBM的创新科技来开发本地产品。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西方企业将会纷纷谋求融入中国的产业链。
中国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知识资源，几乎可生产制造任何东西。尽管面临工资上涨和竞争加剧等挑战，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和产出规模依然在增长，而出口产品中进口部件的比重在迅速下降。换言之，中国在高附加值出口产品制造方面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保持竞争优势的唯一方法就是“我能制造别人无法制造的复杂产品”。德国、瑞士、芬兰、日本和新加坡都是制造复杂产品的领先国家。中国并没有夺走德国多少市场，相反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却有了迅猛增长，因为中国需要德国高素质工人生产出来的高级化工产品和精密机械。
在20世纪70年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中国经济规划者的榜样。现在，统一后的德国成了中国制造复杂产品和保持出口竞争力的标杆。19世纪末期，德国曾是欧洲大陆霸主，现在的德国是高科技化的社会民主国家。中国想要成为两个德国的结合体——既有俾斯麦领导下德国的民族强盛，也有默克尔领导下德国的科技实力。
资源探索和食品数据中心
全球矿物和粮食体系是极其复杂的，生产会根据气候、技术、地缘政治等其他因素起伏。许多年以来，全球稀土矿物的开采和加工都控制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国有企业手中，这也是为何在2011年中国宣布禁止稀土矿物出口之时，全球的电子产业供应链都感到一阵紧张。但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一样，这种影响也是暂时的，当年中东石油禁运导致美国、加拿大、印度、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加强石油勘探。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以及替代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大大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油价的掌控力，中国对稀土矿物的出口限制也迫使各国寻求其他的供应渠道。
其实，这里面最有意思的不是资源的竞争，而是替代。科学家正在研发可以替代珍贵稀土矿物的新材料，由此就能大大缩短供应链。麻省理工学院的新材料项目就使用了高性能计算机来测试人造化合物，让旗下的Xtalic等创业公司制造出来，这些公司里的冶金科学家现在可以做到在原子层面上重构金属构造。Xtalic已经设计和“印刷”出与黄金功能完全等同的合金，此外还实现了对石墨等材料结构的重组，这种化合物比碳纤维更轻、硬度更大。总部位于新加坡的IIa技术公司能在其“温室实验室”中制造出纯净的钻石，完全不用像天然钻石开采那样破坏环境甚至践踏人权，这些钻石可广泛用于奢侈品和精密切割仪器的生产。这些纳米级新材料的发展最终可能实现无水页岩气压裂技术，这样就能在中国这样的页岩气储量丰富但缺水的国家实现更加可持续的油气开采。
为了寻求稀土元素，人类甚至不惜探索太空，即所谓的第八大陆。中国已发射月球探测器，这是最终形成月球供应链的第一步，而XPRIZE（一种高水准、高激励的竞赛）创始人彼得·迪亚曼迪斯（Peter Diamandis）和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则联手投资了一家致力于开采小行星有价矿物的公司。围绕着太空经济，已经出现一个完整的全球价值链，全球各国开始建设并合作管理卫星部件、发射台、地面监控以及其他必要设施来获取和分享数据。
食品行业则形成了另一种复杂的供应链网和企业联盟。挪威的渔业巨头“海洋牧场”，生产全球1/3的养殖三文
鱼，为了满足全世界对鱼类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该公司通过并购将业务扩大到了智利等二十多个国家。随着全球食品生产和销售网络的不断扩大，更高效的光合作用等新技术也可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大幅提高当地粮食产量。（盖茨基金会近日宣布，其在2030年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让非洲农民实现粮食自给。）
鱼菜共生则代表了另一场农业革命：食品数据中心。这些高科技大棚既不需要自然光，也没有土壤，其用水量只有有机农业用水量的1/3，因此可能更像是工厂而不是大棚。加州初创企业Famgro开发出了看上去就像篷布遮盖的计算机服务器般的可堆叠LED灯，由此任何时段都可种植作物。他们只需插入菠菜、甘蓝、生菜、紫苏和苜蓿等种子，然后设定好程序。通过雾化施肥，植物数周时间就能长成，而不用等上几个月。当作物从生长单元取出之后，里面的水甚至还可再循环利用。Famgro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通过FreshDirect网站销售其产品。但该公司的水培作物最大的市场应该是那些土地稀缺和完全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例如阿联酋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可在巨大的库房甚至地下掩体中种植粮食和蔬菜。
即使在气候严酷的地区，鱼菜共生技术也可生产出大量的食物。冰岛就有不少鱼菜共生大棚，利用冰岛丰富的淡水（用于植物）、水电（电力）以及地热（供热）来养殖鱼类，种植西红柿。芬兰的快餐店和杂货铺每天要使用数吨的进口生菜，现在芬兰正慢慢用鱼菜共生大棚的产出替代进口。这是否就宣判了农业全球化的终结？当然不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生菜还在出口到不生产生菜的190个国家，冰岛也在将富余的蔬菜卖给邻近的北欧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食品供应链缩短都是好事，因为从化肥生产到产品运输的食品行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总排放的25%。
专栏：供应圈
特斯拉汽车本身或许没有排放任何温室气体，但其供应链却不一定环保。特斯拉的车身需要用到铝材，其电池需要用到铜和锂，而这些金属的最初来源国可能是玻利维亚、阿富汗或俄罗斯。即便是由美国“自主生产”的特斯拉也会用到来自欧洲、拉美等其他地区的部件。特斯拉要想让其供应链也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就应该与荷兰的电池企业合作，这些荷兰企业在玻利维亚开矿设厂，对铝的冶炼过程进行大量技术投资来降低污染，当然特斯拉也可完全放弃铝材料，下一代车型就计划这样做。
只有完整地对产品周期和相关产业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精确地根据其整体成本定价和课税。这种全周期的计算方法可得出端到端的产品价值和成本：资源开采和生产能耗，包装运输和销售环节的岗位创造和能源消耗，经营维修对社区和环境的影响以及报废和回收的流程等。有意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在设备维护和升级方面通常更加出色。仅仅在欧洲，所谓的“供应圈”行动就已经节省了大约3800亿美元，因为企业会改善对电脑硬件这类产品的回收和优化利用。
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用过的硬件工具有着很大的剩余价值。在一个高效的供求系统中，吊机、挖掘机以及液压升降机等工具能在所需的城市之间流转，而不是每个地方都要重新制造和采购这些设备。与此类似，西方国家“报废”的车辆其实还可以送到发展中国家再开几年，然后再分解处理。在任何产品都可实现商品化和定价的世界里，垃圾回收也孕育着庞大的经济机会。拉各斯有着大型废旧电脑回收场，孟买占地两平方公里的贫民窟达拉维更是有我所见过的最有秩序的垃圾回收产业，在尘土飞扬的狭窄巷道内，到处可见拾荒者从城市其他地方捡来的垃圾，经过分拣和简单处理后再送到其他地方重新利用。对于每一个工具和产品，互联都可使得我们增加其使用价值、扩大流通和分享。甚至在供应圈里还出现了所谓的升级回收，即材料可通过再处理实现更高的价值：塑料可变成家具，轮胎可变成雨靴，集装箱可变成拥挤城市或难民营中的两居室。只要遵循共享经济的基本原则，供应链世界也会变得更有可持续性：未使用的价值就是浪费的价值。
回流——但仅仅是回到国内销售
半个世纪前，通用电气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市的电器工业园生产家用电器，这是一个类似经济特区的地方，有着自己的电厂、消防队和邮政编码。但随着成本的上升、劳动纠纷的增加以及产业外包的发展，这个地区的就业人数从70年代最高峰时的2万人下降到了2008年的1800人。但在2012年，通用电气在此设立了新的热水器生产线、冰箱生产线，以前通用电气的热水器都是在中国生产，冰箱在墨西哥生产。现在通用电气计划投资8亿美元来重振电器工业园的雄风。
近地生产有许多优势，例如可以创造就业、确保产品质量以及保护知识产权。但美国的整体制造业产出还是在下降，现在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到不足12%。对应每一个新增的近地生产岗位，就有若干岗位转移至海外。因为对于美国制造企业来说，能源通常只占成本的5%，而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依然不到美国工人的1/3，因此美国企业要在降低成本和贴近市场之间寻求平衡。
供应链形态也取决于供求状况，消费者要求越高，厂商就越是需要贴近这些消费者。现在全球范围内2/3的制造已经设在最终消费地附近，通过本地化生产和个性化设计来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这也是与日渐强大的当地企业竞争的唯一方法。吉百利就把西非产的可可粉长途运输到印尼的巧克力工厂，在那里添加符合亚洲人口味的成分。
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消费群体的崛起、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物流效率的提升，未来决定生产地点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规模和准入。因为高端车现在基本上是欧洲企业的天下，所以欧洲人购买欧洲车的数量一直以来超过进口车。与此类似，美国人买得最多的也是美国车，但除了福特和雪佛兰，美国道路上也能随时看到丰田、本田和日产等品牌。美国汽车厂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随着亚洲本土汽车势力的崛起，太平洋国家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购买美国车。由于各地区的汽车产品质量都在提升，市场竞争也开始在全球各地交叉，汽车厂商之间的合并与合资正呈现上升态势，例如2014年菲亚特和克莱斯勒合并（意大利和美国车企的结合形成了总部在英国、荷兰的集团公司），以及大众和通用在上海的合资企业（大众和通用成为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的主导）。通用汽车自2009年以来投入了160亿美元来升级美国的生产设施，也计划在2020年之前对中国市场投入160亿美元。
最终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变得像戴尔一样。戴尔是世界上第三大个人电脑制造商（排在联想和惠普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戴尔就在尝试通过美国、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的总部、装配厂和供应链来实现个性化笔记本电脑的生产。随着其市场份额在本地企业进逼下逐渐缩小，戴尔调整了仓储政策，允许某地区的仓库储存其他地区的畅销型号。戴尔是供应链世界最成功的企业之一，真正将“大众个性化”生产变成了现实。
西方企业尤其希望有投资和贸易自由，因为世界上大部分消费者并不在西方社会生活。尤其是在电力（核能和风电）和航空领域，只有依靠外国客户，西方企业才可能生存。由于日本人口在不断减少，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只能依靠国内工业机器人的创新，然后将产品出口到海外。提升价值链不仅能实现可持续生产，也有利可图，这既是过程，也是目标。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强调了石油和航运，其“十二五”规划开始强调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这也是中国想要在国内大力发展并希望增加出口的关键技术领域。
“新兴市场”一词的提出者安东尼·范·阿格特米尔（Antoine van Agtmael）指出，现在企业战略的核心驱动力依然是“争夺新兴市场中的数十亿消费者”，尤其是占世界人口2/3的非洲和亚洲，中国和印度的公司正在亚非市场上用低成本策略与西方企业展开竞争。西方的分析人士通常会忽略亚洲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因为这些亚洲公司常常先进入那些竞争不太激烈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市场不像美国那样惹眼，也不会有那么多竞争。华为的首席执行官就说，被美国拒之门外“没关系”，因为华为还在世界其他地方大力扩张，即使没有美国市场也不会影响其利润。
更加地区化和纵向化的全球化发展？
互联世界的一个悖论就是，一方面充分显示了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放大了不可预测变故的影响。供应链专家巴里·林恩（Barry Lynn）曾这样写道：“我们的企业建立了有史以来最高效的生产体系，如果世界上不发生任何事故，那这样的体系就是完美的。”因此当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极力争夺全球市场时，他们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供应冲击，无论是产品制造、粮食生产、能源供应还是其他必需品的供给。在此情景中，未来地缘政治图景将依然延续奥威尔划定的基本范畴：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以及亚太地区，各地区会加强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工业体系方面的合作来提升生产效率。那么究竟是美国将赢得伟大供应链之战的胜利，还是说其他地区会捷足先登呢？
由于能源和粮食生产的提升以及人口规模的相对稳定，西半球比世界其他地区更有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如果再拥有高级技术和工业制造潜能，美国将不仅能在国内设计iPhone，也能在国内生产iPhone。这代表了供应链的顶端：不仅占领高附加值生产的高地，还能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如果能妥善利用北极、俄罗斯、阿拉伯和非洲的能源与粮食供应，也能实现自给自足。亚洲现在要依靠中东的能源进口，但从长期角度看，西伯利亚、中国、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地的天然气生产有可能会使亚太地区摆脱对能源进口的依赖。
不断涌现的技术创新也可能会加速能源生产本地化，其规模可能不亚于我们所看到的页岩气热潮。地球每天所接受到的太阳能是其所消耗能源的8000倍。如果现在每年给化石能源行业提供的5500亿美元补贴能用于可再生新能源以及新型电网的研发，那么更多地区将有望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德国的“能源转型”行动已经大大推动了欧洲北海地区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今天德国27%的能源都是来自可再生能源。
如果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能通过能源和技术实现自给自足，那么全球化的发展就会变得更加地区化和纵向化。各地区之间的依赖程度或许依然很强，但整合的动机会减弱。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关注所处地区事务，而不愿干预地区外的事务。这将会变成“活着以及承让活着”的世界，中东和东亚不再需要美国的军事担保，但各主要地区会提升军事力量来保护所属地区，并向海外扩张以获得国际市场。
供应链世界的一点讽刺意味在于，资本会变得非常容易替换，哪怕是像工厂这样相对“固定”的资本，投资也不像以前那样是长期互信的象征：如果可以非常轻松地在其他地方（例如本国）收购或建厂，那么今天看到的整合明天就可能会消失。产业政策的一个优点，就是政策可改善投资黏性并加强各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因要求设立合资企业或转让技术而生的摩擦也会巩固经济联系，即使当地缘政治出现紧张态势时，这些经济关系也不会轻易被打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