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战争潜力，却已经被一次次无休止的围剿给几乎耗尽了。
——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以后，1933年的中央苏区一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共设有60个行政县，其中江西省22个县，福建省15个县，闽赣省16个县，粤赣省7个县。中央苏区总人口达到了435万，总面积约为8.4万平方公里。
从数字上看，中央苏区的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实际上，上述的多数地区都属于“拉锯”区，敌退我即占，敌进即失去，所谓的60个县很多是新设的，真正的后方依然不过是赣西南和闽西两地而已。
在这一阶段，红军总兵力也从3万增加到10万，但这基本上已经是这块地方能够支撑的极限，甚至都有些透支民力了——此时，红军的兵源主要是以俘虏和新募的农家子弟补充消耗，数量和质量都很成问题。据党史资料，仅瑞金一县，1934年前已牺牲18000人，被残杀5万人，“但群众仍然踊跃报名参军”。可瑞金县当时的总人口也不过是是二三十万人，如此竭泽而渔，就算群众再怎么踊跃，又能支撑到几时？
日后在课本和文艺作品中被热情宣传的红军老班长和红小鬼，其实是当时苏区兵源枯竭的悲哀体现。此时的中央苏区已经跟一战末期的德国相似，看上去开疆拓土、兵威赫赫，实际上已经只剩了一口气。
为此，中央局不得不发出口号：“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像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临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各乡苏政府之下都要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学插秧，甚至专门为小脚妇女生产小脚草鞋，以便于动员她们展开生产……
这些口号虽然慷慨激昂，但却无法掩盖背后的惨淡现状——整个苏区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几乎榨干了。
更糟糕的是，江西瑞金中央苏区位于群山之中，原本就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几乎没有工业。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才在瑞金设立了第一座兵工厂，职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300余人。根据红军战士的回忆：“……说是工厂，其实最早是仅有几把斧头、铁锤的作坊，稍后增加了锉子、钳子、风箱……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1年10月成立红军兵工厂的时候，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修械和翻造子弹的手工工具。后来又增加了手摇钻床、手摇冲压机，四尺、六尺、八尺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等共十几部。但由于缺乏柴油，以至后来根本断绝了柴油的来源，搬迁到岗面的时候就利用水力冲动水轮机，带动皮带车床移动。”
“……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苏区。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长期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苏区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统区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已经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政权就算反-共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翼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翼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反-共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反-共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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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江西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造事端，以便为新的侵华攻略寻找借口。而发生在1934年6月的“藏本事件”，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6月8日晚，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因受同事讥讽，从总领事馆出走，藏匿起来想要自杀，但这家伙在事前没有留下只字片纸，被同事们认为是失踪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就武断地认为，藏本失踪是被仇日分子所杀，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强硬交涉，扬言：“应由支那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撒回侨民发动自卫。”
时任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于6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国表示威胁，还陆续调派第三舰队的驱逐舰“苇”号、巡洋舰“对马”号等军舰开赴南京下关江边，进行武力恐吓。日方新闻媒介也大事渲染，鼓噪对华使用武力，新一轮战火仿佛一触即发——面对云集在下关江面，已经卸掉了炮衣的日舰。南京全城可说是声鹤唳，草木皆兵。居住在下关的老百姓更是扶老携幼，离家逃难。
所有人都很清楚，日本人其实就是企图以藏本“失踪”事件为口实挑起冲突，扩大对华侵略。
焦头烂额之下，国民政府只好严令首都警察厅、宪兵司令部加紧查找，在南京实行户口总检查。最后，在6月12日，藏本英明在明孝陵紫霞洞中被南京警方找到。13日，南京各报公开了藏本英明生还的真相——这场差点儿让中日两国提前开战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
虽然南京的“藏本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但它在上海造成的影响却还没有结束——在此后不久的某一天，金奇娜大姐就万分惊愕地发现，自家位于公共租界的房子，居然被划进日租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