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昌化的土豪恶霸固然很多，泼皮刁民同样也不少。很多骨头最硬的佃户，居然已经七八年没交过租。而各种“抢米吃大户”的事情，也是年年都有，屡见不鲜。一旦遇到年景差的时候，地主们的收租总是会搞得好像鬼子进村一样，一路上到处被埋伏打闷棍，那些打手管家当真是在用生命帮主子收钱……
按照最近收集到的信息，王秋隐约地感觉到，最近这些年以来，昌化这地方的地主和农民们，似乎在连绵不断的互相攻杀之中，达成了一种貌似很“和谐”的动态平衡——双方都已经杀得快要杀不动了。
虽然就浙江全省而言，并不是每个地方的阶级矛盾都像昌化这边一样突出，但情况肯定也不会很好。
说起来，浙江农村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严重，至少在清末的时候，情况大致还算勉强可以。毕竟，江南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浙江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甚至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光。
虽然在江南地区的农村里，名义上的租子也有五成以上，但实际收缴的时候往往会打个折扣。如果佃农比较刁蛮，而地主却比较软弱的话。那么实际地租甚至有可能降低到30%左右。有些地方的佃农，连年累月地赖账不交租子，地主也捏着鼻子忍了——因为他在上海、宁波的工厂商行。收益百倍于老家乡下的那点田地，实在是犯不上为了这么一点地租而兴师动众，到乡下去大打一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压在浙江农民身上的负担，可远远不止地租这一项而已——作为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浙江农民们的农具、肥料、种子往往都要赊账借贷来购买。缴纳的利息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问题是，到了民国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前沿地区，浙江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浙江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后世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一切地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毒都要亏本！！！
于是，三十年代的江浙农民们，便无限悲哀地发现，自己是歉收要饿死，丰收也要赔本，种什么都挣不到钱，而肥料和农具又都是借债买的，结果身上的债务永远还不清，怎么样都没了活路。
——想想看吧，贩毒都亏本，这农民还能有什么盼头？不造反闹事就等着全家饿死吧！
因此，早在红军大规模兴起之前，浙江乡下的抗租运动就已经极度频繁，在洋米洋面的市场冲击之下，随着江南地区的农村普遍破产，没了活路的浙江农民纷纷成了滚刀肉，索性自己种稻米自己吃，不交税也不交租，能活一天是一天。万一地主上门催讨，则要么一哭二闹三上吊，要么举着刀子声称要同归于尽。地主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举家迁移到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打工或当盲流，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而很多地主则发现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的人工费太高，打官司需要打点的费用也不低。更要命的是。在花了这么多费用之后，最多也只能收到一些不值钱的稻米，甚至经常会打死了人也还是什么都收不到。用武力强行收租总是亏本。哪怕是把农民当成猪仔卖了，也还是得不偿失——所以最后也只得允许拖欠租子……没办法，一旦收租收到蚀本倒贴的程度，这地主也就当得太没滋味了。
而且，之前借贷给农民买农具、肥料和口粮的款子也收不回来，变成了一笔又一笔的呆账和坏账；再加上官府的无数捐税……可见这年头浙江地主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被压榨到破产的地主同样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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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看着如今的世道。地主的日子似乎也不见得好过呢！”
看了昌化县地下党同志们汇总上来的本地社会调查报告，王秋都有点怜悯起那些犹如风箱中的老鼠一般，在贪官污吏和穷苦农民之间受夹板气的地主老财了。“……居然连坐在家里收租，都能搞到蚀本的……”
“……确实，这些地主雇人抢走佃农的一年劳动所得，还不够组织抢劫的成本。真是够惨的了。可问题是。那些生活得更惨的农民们，对让他们活成这个样子的地主，又会是什么感觉？”
对于王秋突然生出的“多余的同情心”，胡德兴总政委却是感到了一阵哭笑不得，“……王秋同志，你这是犯了想当然的毛病！我们固然知道，如今农村经济破产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不能把一切罪过都压在地主头上。可问题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不会理解这样绕弯弯的复杂道理！只会用仇恨的眼神瞪着那些剥削他们的地主土豪！如果给他们说一些空洞的大道理，最后就只有两边不讨好的下场！你该不会以为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绅。居然会是什么能说得通道理的好人吧！
所以，为了顺应民心，我们在当前的中国搞阶级斗争，矫枉就必须过正，没有讲条件的余地。就算有几个冤死鬼，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被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杀害的冤死鬼，绝对要比咱们多上百倍！”
“……唉，也对，眼下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王秋苦笑着点点头。
——只要睁开眼睛看看这个悲催的世界，你就会发现整个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都是一出悲剧。这个时代的中国根本不能算是什么“资产阶级”国家，甚至连算不算一个国家都得打问号，只能说是一个半军阀半殖民地的大战场，货架上的商品都是洋货，国内各地到处都是饿死冻死的难民和掠夺屠杀的土匪军阀。
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炼狱之中，地主土豪们承受的一点儿小小委屈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好歹还能过得像个样子！更何况，在这帮家伙手上沾着的血债和罪孽，十有八九都比那点委屈要多上好几倍！
“……以目前的社会形势，只怕是矫枉必须过正了！那么，在搜集完罪状之后，还是尽快开始审判吧！”
王秋低头思索了一下，最终改变了主意，不再坚持自己的心理洁癖，想要眼不见为净——很多事情，总归是要亲身经历过几回之后，才能明白掩盖在表象背后的一些东西。正如他在成为穿越者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杀人，会打仗，会放毒气，会做出各种掉尽节操的可怕事情一样……
很显然，打土豪斗地主这种事情，他以后说不定哪一天也会要做，所以很有必要提前观摩一下。至于冤枉人……在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王宫里，那些被贩卖进宫的女奴们，有哪个不是一肚子的冤屈和惨痛？
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军在旧社会搞的土地改革，也不可能很和平、很文明、很谦让——记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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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见识更多的现代人。王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把土改办得更“文明”一些。
“……呃？用民主选举来决定哪些地主该打倒？”胡总政委有些惊讶地问，“……为什么要这样搞？”
“……为了我们行为的合法性。”王秋答道。“……我们红军打土豪斗地主，至少在名分上都是为了给老百姓做主。那么，到底哪些土豪劣绅该死，哪些仁慈好人不该死，自然也应该由老百姓来判断……否则的话，工农红军又跟那些自诩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土匪马贼之流，有着什么样本质上的不同？”
“……你说的有些道理。可具体该怎么投票呢？”胡总政委撇了撇嘴，“……好多乡下人都不识字！”
“……这个您尽可以放心——对于如何组织文盲搞选举，我党在历史上有过一套很成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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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在熬过了几个提心吊胆的不眠之夜以后，昌化县城的地主土豪们终于迎来了红军的审判——各家各户的地主老财们，被破门而入的红军战士拉了出来，绑在广场的木头桩子上。
而红军的政工人员。则尽量召集了全镇的百姓。举办公审大会——先是宣布了这些地主老财及其狗腿子们被调查出来的各种罪状，然后举行全体投票：投票方式参考了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的“陶片放逐法”，把犯人背对着投票者绑好，每个犯人的屁股后面放一只大碗。每个与会人员可以领到一只彩色玻璃球，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去投票，还是把玻璃球带回家给小孩当玩具——当然，鉴于昌化县城的人口远不如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那么多，并且本着执法从重从严的精神。处刑的界限从六千票减少到三百票。
对于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劣绅，只要有三百个人投票认为他该死。那么这个人的民心也就够呛了，应该拉出去枪毙，家产罚没充公；如果是那种在乡间很有恩德，认为他该死的不到一百票，算是开明地主，立即无罪释放，财产予以保护；至于在一百票到三百票之间的人，则暂时关到监狱里，酌情罚一笔款子。
当然，土豪劣绅们被罚没的财产一律充公，并不会就地散发——如果在打倒一个地主之后，他的财产会就地分配的话，分到了东西的乡民们，很难说会不会因此想要多处死几个地主，以便于分到更多的财物。所以改为罚没的财产一律上交，实行“收支两条线”，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
——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昌化县城还没逃走的地主土豪之中，只有两个被判枪毙……不是说镇上的地主乡绅都是好人，而是因为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都有自知之明，早就已经提前一步跑到乡下去了……
在公审过程中，王秋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审判的家伙之中，只有一小部分算是真正的地主，大多数则是被正牌地主委托代理收租的“二地主”（代理人），至于正牌的地主本人，则远在上海和杭州！
原来，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为了适应形势，他们早已把投资渠道放在了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方面，以求更高的收益，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乃是民国时期整个社会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直到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被一同毁灭。
“……枪毙了两个，罚款了八个，剩下的几个都是小地主，自己都要下田劳作，基本还算是好人……”
对于这个“过于宽松”的审判结果，昌化本地的地下党组织感到十分失望，纷纷要求扩大打击面，把剩下几个地主老财也打倒抄家，顿时听得王秋直翻白眼——最为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一批恶霸劣绅已经逃到了乡下，你们不敢去抓，反倒拿镇上那些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撒气……这难道是想要给红军砸招牌么？
幸好，还没等王秋这些“未来同志”站出来数落他们的龌蹉心思，胡德兴总政委就先跳了起来，大骂他们欺软怕硬，满心只想着斗地主抄浮财，却完全没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把革命搞成了打劫……并且亲自督促他们拿出了几个革命方案，一方面抄没那些逃亡地主在县城里的产业，另一方面组织游击队下乡攻伐几个恶霸庄园，给新生的红色政权立威，顺便也好让新组建的菜鸟游击队见见血。
就在这个时候，精神十足、容光焕发的寻淮洲将军，终于穿着一身银灰色高级呢绒中山装穿越时空回来了。而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廋了一圈的萧瑟女士，以及满脸憔悴、好像老了十岁的杨文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