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无敌六十二、上海滩的众生相（下）
“……当当……”
海关大楼的钟声，惊起了成群的鸽子，也划开了上海晨曦时的薄雾——上海醒了！
再接下来，“希遛遛”的鸽哨声，夹杂着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的汽笛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倒粪车的“帮帮”声，掺杂着买早点的吆喝声，传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弄堂，一间又一间的石库门房子。
——这就是上海，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影响着东方中国和亚洲的经济政治要地，是西欧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本土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的中心、亦是世界各国各色冒险家怀揣着梦想和期望的乐园……当然了，亦是爱恨情仇、杀戮与走私、肮脏与腐朽、颓废与迷茫的策源地……
于是，面对着这污浊的世界，就有人站了出来，想要用手中的笔墨唤醒沉睡的国人……
——大陆新村九号，一座三层红砖小楼，鲁迅在上海的寓所。
上午七点的时候，鲁迅家中的女佣人，早早地出去买来了早点。只见她一手拎着用一根筷子穿着的油条，另一只手端着盛着豆浆的钢精锅，锅盖翻转着，上面是一大堆南翔小笼。然后跟邻居打了一声招呼，就抬腿迈进黑铁皮大门，穿过屋前的小花圃，一边进入客厅，一边开口招呼主人下来吃饭。
但是，一直等她把早点在客堂间的桌上放好，还是不见楼上的主人有什么回音。
——许广平依然在乱蓬蓬的被窝里酣睡未醒，鲁迅先生则坐在一张藤椅上。戴着眼镜提笔跟某人写信。
跟先前因为患上肺结核病而造成的满面病容、神情憔悴相比，此时鲁迅的气色似乎变得好了很多。
“……当初从胡牧师手里得到这件名为链霉素的‘神药’之时，我本是不太相信的。上海这地方华洋杂处，各种西洋骗子一向很多，虽然胡牧师应当不会是骗子。但我总担心他是着了什么骗子的道。
于是，胡牧师就为我引见了赠药的金奇娜女士，及至此时，我方才得知，这位从东北流亡而来的女士，就是前两年轰动沪上的文坛新秀‘琼瑶先生’。一见之下，果然是女中巾帼，颇有昔日鉴湖女侠之飒爽风姿。言谈之际也是颇为豪爽。毫无忸怩作态之事（大部分现代女生到了那个还讲三从四德的年代，都会被看成成是女汉子）……恰好胡牧师身边有两位信徒亦患肺痨，急盼救治，为让我确信链霉素之药效，便由他们先行试药，作为验证，果然不出一二周便已痊愈。此时方知这链霉素‘神药’当真是名不虚传……
尽管如此，对于到底要不要试用此药。我还是十分犹豫。毕竟肺痨此病多在静养，妄自改弦更张于病情殊有不利，且对须藤医生多有不敬。然诸多同志望我早日康复，亦责以锐意进取，不可颓废之意，殷殷之切，感人肺腑；权衡之下，终究决心冒险一试，用药数日之后。果有奇效，身体现已康健许多……
……记得在十余年前，我曾写过《药》一文以纪念革命先烈。人血馒头一说，本是义愤之下信手拈来，不意十载之后，竟亲身得此绝症，发病之时。当真是痛不欲生。幸得此神药，数年沉疴，一针而愈。倘能借此奋发，以此勇毅鼓舞病夫体志，亦足以告慰诸位同志殷切之情……”
写到信笺的临近结尾处，鲁迅忍不住放下了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病体如今虽已痊愈，当初赠药的几位同志却是下落不明。
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胡牧师和金女士等人都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追索甚急。据说是在蓝衣社上门拘捕的时候，他们硬是杀翻了一票狗腿子，强行闯出了上海滩……也不知他们眼下飘零在外，日子过得如何，有没有被国民党捕获……呃，既然通缉令尚未撤销，应该是还没有被捕吧！
不管则么样，希望这位从东北流亡而来的“琼瑶先生”，不要再重蹈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覆辙。像这样难得一见的乱世奇女子，实在是不应该凋零在暗无天日的黑狱里……
想到这里，他的视线就不由得移到了玻璃台板下面压着的一张娟秀字条——这是当初几人在咖啡馆里会面，谈及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异国奴隶之际，金奇娜当场泼墨挥毫“创作”的《忆沈阳》：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字里行间，皆是渗透着一丝淡淡的悲凉与壮烈，彰显出对于国破家亡的哀怨和不甘。想起眼下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同室操戈、汉奸猖獗的悲惨时局，更是让人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呃，生活在这个年代的鲁迅先生显然还不知道，这是金奇娜抄的《四世同堂》主题歌词……
正当鲁迅再次叹了一口气，准备提笔把这封信写完的时候，却突然被外面的一阵喧哗声打断了思路。
他最初是不想理睬的，但是后来听着外边的人似乎是在叫喊自己，鲁迅只好皱着眉头推开窗子一看，只见一位相识的晚辈作家正站在楼下的大门外，挥舞着一张报纸朝他高声嚷嚷：
“……先生！先生！出大事了！您快开收音机！苏州已经在昨天被插上红旗了！”
于是，面对着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鲁迅的头脑在一瞬间陷入了呆滞和空白……
上海江湾，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的政府大楼
这座充斥着摩登洋气的奢华楼宇。此时却不复往日的庄严和肃穆，在门洞里往来穿梭的官员军警，全都脸色难看得吓人。在一些办公室里，甚至已经升起了焚烧文件的火焰和青烟……
上海特别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瞪着满是血丝的红眼。犹如困兽一般在办公室里转着圈圈。
看着地图上那根从苏州直插向上海的粗大箭头，他感觉自己就快要疯了！
——该死的赤匪就要从西边打进上海，而他却根本没有力量打一场防御战！
但无论形势如何绝望，上海这块风水宝地都是绝对丢不得的！
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深知，上海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势力的大本营、江浙财阀的重要据点。是蒋介石政权赖以存在的支柱。蒋介石在当初就曾特别提醒吴铁城：“……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不能有头绪。”
如果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前，吴铁城还不会感到这样的头疼——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和重要港口，被视为中国的第二首都，常年驻扎着数万大军，即使是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命运的中原大战之时。蒋介石也从未放松过对上海的控制……但问题是，随着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如今的上海已经被划为非武装区，国民党的正规军早已全部撤出。
因此，吴铁城这个所谓的淞沪警备司令，如今差不多就是个空架子。手底下除了作为“非正规军”的上海保安总团和上海警察总队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像样的正规军可供调用。
更要命的是，上海城区辽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民国以来就有“守上海而不战于上海”的说法。现在也不是十五年之后，汤恩伯与粟裕统兵数十万大战上海的年头，在上海郊区还没有那么一圈钢筋混凝土堡垒和壕沟、地雷的坚固工事。更没有囤积军火弹药——事实上，如今的上海根本就是一座不设防城市！
所以，仅仅凭着手里的这点“非正规军”，吴铁城是根本没有办法守住被租界分割的上海市的。
唯一比较合理的对策，就是沿着铁路线和公路线节节抵抗，阻滞赤匪的推进速度，为上海特别市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对外求援……而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孙立人的第一波援军刚刚赶赴苏州。吴铁城就想尽办法集结了剩下的部队，一路摸黑赶往昆山布防。既是作为孙立人的预备队，也是以防万一的第二条防线。
但是，在今天的早上，他试着用收音机听赤匪的抗日演说之际，昆山方面就给他送来了一道噩耗。
“……跟赤匪才打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丢盔弃甲地垮下来了？真是饭桶！废物！”面对几十公里之外昆山前线传来的败报，吴铁城愤怒地用拳头捶打着桌面，“……昆山一丢，上海还怎么守？”
“……市长，昆山县城原先根本就没有守军，赤匪的行动速度又太快，我军和赤匪几乎是同时进城，因此没办法据城而守……”那位连帽子都跑丢了的警长，只得委委屈屈地低着头，诉说着他的苦衷，“……赤匪人多势众，火力又凶猛，还有好多大炮助战（其实是火箭筒）。弟兄们又没有工事藏身，只凭几杆驳壳枪实在是挡不住啊！市长，为今之计，只有想办法求援了！”他壮着胆子建议道。
“……求援？到哪里去求援？”吴铁城气哼哼地把桌面敲得“梆梆“响，“……除了各县的保安团之外，距离我们最近的援军在南京——杭州的俞济时自己都被赤匪游击队围着呢！等到南京那边的中央军紧急装船运到上海，怎么也得要四五天之后，多半已经是缓不济急了……”
“……市长，咱们既然在上海，似乎可以跟洋人们商量一下。”吴铁城的秘书插嘴说。
“……试过了，没用的！”吴铁城还是继续摇头。“……英法美三国都只肯守住租界，不愿管外边的事。”
“……行政院汪院长刚刚发来无线电报，建议我们联系一下跟虹口的日本友军。”
“……日本人？”吴铁城的眉头深深皱起——他很清楚，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一举动会招来怎样的名声——但严峻的现实又容不得他挑三拣四。“……哎，实在顾不得名声了，还是向日本人求援吧！”
“呜呜——”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与此同时，在船舷甲板的两侧，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色。
在外国人眼中。上海是一个自由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
——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昔日的乡村已为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魔都”。
然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赤匪要员”的萎靡脸庞……
——曾洪易，江西万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还被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1934年，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随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随粟裕、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
11月1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不久之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却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居然到处散布“野战军出动(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悲观论调，并私自向中央局去电，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
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显然是党中央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因而在党中央的电令之下，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对曾洪易的“动摇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严厉批判，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然后作出决议，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浙江省的江山县（戴笠的老家）担任区委书记。于是，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
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又更加沮丧地发现，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四人，群众基础单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
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一路辗转到了海边，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碰碰运气。
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信息不够灵通，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
因此，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就被一个空前“喜讯”给震得不轻：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日宣言，声称要对虹口的日本驻军宣战！”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惊扰……”
“……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同时向日本在沪驻军求援！已获日方首肯！”
“……奇耻大辱！上海特别市邀请日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莫非蒋氏政府已成日本傀儡呼？”
……
于是，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
“……居然打到了苏州，接着还要打上海？！老方，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