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是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日本却是扬眉吐气的正常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总算是能够独立自主、恢复正常了，而日本人却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半殖民地这个火坑。
就最直观的层面而言，半殖民地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境内，但却有外国驻军，政府机关也都被渗透得好似筛子，说是有着外交军事财政等独立权利，其实都是一句空话。
毫不客气地说，真正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而言，二战之后的日本恐怕连慈禧太后时代的大清帝国都还不如，大概也就能跟蒋光头的国民党买办政府差不多——比如说外交，李鸿章无论仗打得如何，在国际外交上毕竟腰杆还是能够挺起的，就算说话不顶用，至少也会理论一番；而战后的日本呢，外交上对其它国家倒还凑合，对美国则莫说什么挺起腰杆，干脆完全就是一副对美国老爷五体投地下跪都觉得自己跪得迟了还要打自己耳光的奴才摸样。说到财政，就算是慈禧太后也不过是打了败仗才要赔款，没有逢年过节就给洋人送钱道贺的习惯。而二战之后的日本人呢，美国主子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地方打个仗，压根儿就不干它任何事，可它就硬是用热脸贴冷屁股，自己掏腰包给主子贴钱，等到战后分赃的时候，却没有日本人的份儿。甚至就连到哥本哈根开个国际气候会议，美国人该出的那一份钱还得日本人掏腰包……
没办法，就算是家里再困难，心里再憋屈，美国主子也是一定要讨好的——虽然美国人不一定能让他们中意的人选当上首相（烂泥糊不上墙的事情很多），但绝对有办法让他们看不顺眼的日本首相乖乖下台！
至于说到军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所谓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日本自卫队，到底应该算是美国人的军队还是日本人的军队。日本政府恐怕自己也在心头打鼓，只能自我安慰说咱们跟美利坚合众国是一家，美国有的东西就相当于自己家有了，即使被美国欺负了，也不过是爸爸在教训孩子而已，无须大惊小怪……
这样一来，尽管日本在战后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而这样的反差使得日本纵然再怎么肥壮，也只能成为美国的提款机，被一遍又一遍地剪羊毛，而毫无反抗之力。
同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各个政权的生存、壮大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自背后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力度。而即使某个政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也免不了被剪羊毛和放血的悲惨命运——因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扶持它们，目标就是通过这些半殖民地政权来压榨人民的血汗。
比如在这两年的白银风潮之中，蒋介石就被一直支持他的美帝国主义狠狠插了一刀——罗斯福为了增加对华出口和转嫁经济危机，一边把美元和金本位脱钩，以便于印钞票“量化宽松”。一边推出《购银法案》，从全世界唯一采用银本位货币政策，囤积着大量白银的中国大肆套购白银，导致银元和银两在中国市面上大量流失，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用美国国务院的话讲就是：“我们榨干了中国的钱”。
当时是银元时代，中国又不怎么产银，所以白银外流意味着流通的钱越来越少，古人叫“钱荒”。现在叫“通货紧缩”。钱是货物流动的媒介，没钱，货物就无法流动，市场交换就无法进行，古人叫“百货死”，那情况比通膨可怕得多。银价上升后，再加上洋货涌入。国内物价暴跌，农产品跌幅尤其惨烈，农村百业凋敝，农民叫苦不迭。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以描写民国时期农民的“丰收遭灾”闻名于世，背景正是这场白银风潮。其危害完全不亚于后世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
面对如此危局，跟未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国民党买办政权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美国乞求饶命——1934年8月3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致电罗斯福，恳求美国考虑中国的困境，“中国将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拒不理睬。
到了1934年12月初，中国财政已经频临崩溃，连美国财政部长都看不下去了，想“帮助这些可怜的家伙”，建议罗斯福暂缓购银。罗斯福依旧不予采纳。这时的南京政府，可以说是极度凄惨，窘迫至极。欧美新闻界人士评论说：“中国人既没有能力对付日军，又面临财政危机，他们显然智穷技尽，走投无路。世人猜测他们只能屈服于日本，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帮助。”
在原本那个时空里，中国将会因此流出白银六万万两到八万万两，千年积累之贵金属财富被一朝荡尽。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国的其它地方倒也罢了，在上海滩这个远东最大的金银交易中心，各家外资银行辛苦囤积的巨额白银还没来得及运出中国，就被工农红军来了个一锅端，高高兴兴地炸开金库抢个精光，又顺手把银行经理吊死在路灯上，等于是从华尔街大亨们的身上狠狠割下了一块肉……也难怪美国政府的态度会变得如此暴怒，连“美日联合侵华”这样完全脱离历史轨迹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既然蒋介石这家伙的表现如此无能，就连让中国乖乖趴下给美国和英国老爷剪羊毛都做不到，那么他自然也就被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帝国主义都是靠不住的啊！
而随着蒋介石的垮台，自从中原大战以来，中国的短暂统一局面，也就此宣告了终结。
“……国民党完了！南京国民政府已经丧失了它的最后一丝合法性……”
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汪精卫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还有陈济棠、白崇禧、阎锡山、刘湘等地方实力派相继宣布“脱离傀儡中央政府”的消息，坐在杭州郊外红军指挥部里的王秋忍不住叹息说。
——原本，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在政治上由于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已经勉强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各路军阀领袖起码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国民党。都是“中央执行委员”；军事上经过几次军阀混战，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在军事上控制住了局面；各地军阀都开始从传统的封建军阀向一种割据性的封锁经济圈蜕变，甚至开始独立地引进外资来和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像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宋哲元，绥远的傅作义。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虽然对中央还是阳奉阴违，但要再像前些年那样，动不动就和中央来一场“大战”。已经是基本不可能了。
然而，眼下随着蒋介石的倒台，沦为日本傀儡的南京国民政府，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对各路地方军阀的威慑力，也再次随之变得烟消云散——正因为军阀们有着各自的割据性封锁经济圈，所以在上海失陷导致的金融崩溃之中，受到的冲击远没有南京政府直辖地区那么大。依然有着出兵作战的行动能力。双方的势力早已瞬间逆转，只是还缺乏一个合适的借口……而汪精卫则等于是把一个最完美的借口给双手奉上了！
于是，广西、广东、四川、山西相继打着抗日旗号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已经在事实上割据分离……就算是那些亲日派军阀，要卖身也只会直接找日本人投靠，又何必让南京再过一道手呢？
除了各省军阀的相继独立之外，在二月下旬同时发生的，还有新一轮的抢地盘大混战。
首先是广东的陈济棠。在汕头和潮州集结了三万粤军，然后在数百名日本顾问和日本教官的协助下，打着“援闽”的旗号攻入福建，试图争抢这块原本属于十九路军，后来被中央军镇压清剿的无主地盘。为了进军顺利，陈济棠还特意派人去香港邀请蔡廷锴出山，想要他帮忙在福建招降纳叛。
与此同时。陈毅也率领红军从闽西发起猛烈攻势，企图恢复中央苏区的东部疆域。国民党花费巨资建设的堡垒防线虽然依旧坚固，但官兵已经没了能够给自己发饷的上司，需要自费打仗。而背后还有粤军插刀子……于是各路部队的长官们为防亏本，在红军面前带着部队纷纷不战而逃，或是直接哗变溃散。
然后动手的是湖南的何健——虽然跟一般军阀相比，何健对中央更为忠心一些，但面对眼下的乱局，也不得不首先为自己打算……首要任务就是把薛岳驻扎在湘西的中央军“请”出去，让湖南真正变成他何健的湖南，否则身边埋着这么大的一颗定时炸弹，何健在长沙真是睡觉都不安稳。
但问题是，这边的何健想要把薛岳撵走，那边的薛岳还想着把何健干掉，自己来当“湖南王”呢！结果，薛岳的中央军在完成整肃之后，就火速抢占湘西重镇常德，大肆劫掠军需物资，然后跟何健的湘军主力发生武装冲突。偏巧贺龙的湘西红军又从背后杀来……于是爆发了三方混战，打得是一地鸡毛……
接下来动手的，则是一个被遗忘已久的大人物，近年来名声狼藉的“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他眼下还没去陕西跟杨虎城作伴，而是在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驻地在武昌……不过他的二十万东北军主要还客居在河南与皖北，全靠中央发饷接济。
如今蒋介石一垮台，客居异地的东北军自然也就断了炊，张学良在当前最急迫的首要任务，就是马上抢一块地盘好搜刮钱财求生存。鉴于湖北的黄埔系势力雄厚，还有海军残部控制长江，初来乍到的东北军恐怕站不住脚，张学良就放弃武昌北上，在襄阳宣布“援豫抗日”，准备以“帮忙”抵御徐州的日军为名，做抢夺河南地盘之事，从而名利双收，一扫昔日“不抵抗将军”之骂名。
然而。张学良想得虽好，但是看中了河南这块中原沃土的势力，可不止是东北军一家——除了直接承受华北日军巨大压力、一时间根本分不开身的宋哲元之外，河南周边的另外三方势力，山东的韩复渠、陕西的杨虎城、山西的阎锡山也纷纷宣布出兵“援豫”，从四面八方涌入河南。而留守徐州的日军，似乎也对沿着陇海铁路西进中原有点想法……一时间当真是八方风雨会中州。折腾得异常热闹。
再后面，何应钦在日本人的刺刀“帮助”之下，完成了对南京驻军的清洗和整编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东面清剿赤匪的军事任务交给日本人，然后自己带着部队向西直扑安徽，企图扩大南京国民政府的辖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南昌行营的蒋介石能够打出抗日旗号，甚至高调对日宣战，那么或许还能凝聚一部分人心，组织起比较顽强的抵抗……但问题是，美英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本的支持，已经彻底吓倒了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根本不敢在道德制高点上竖起抗日的大旗。也没有办法抵御何应钦的劝降和收买。结果就是黄埔嫡系部队相继倒戈，安徽迅速沦陷，各个主要城市全部归顺于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
最后，趁着国民政府解体崩溃、无暇“剿匪”的机会，而顺利攻下了贵州省城贵阳的中央红军，在二月下旬隔着湖南、江西、安徽三个省的千里之地，对江苏的日本侵略者再次重申了宣战布告。
另外，让人感觉比较稀奇的是。这份宣战布告居然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
“……从1931年开始，中华的疆域上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个是南京国民政府，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代表了一切劳苦大众的革命政权。
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央政府已经分庭抗礼了很久，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过于弱小。处在被封锁、被围剿的不利状态，所以被很多人无视。而帝国主义势力更是从来不把这个代表了最广泛人民大众的革命政府看成跟南京国民政府平起平坐的一方，只是看成是地方性质的反对势力。
现在，随着南京被日寇占据。那个帮助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南京国民政府，也已经不复存在！在此之前，这个南京国民政府好歹还算个反动的中国政府，是一个我们要努力推翻的目标。而如今的汪精卫卖国集团，根本配不上“中国”二字，就连反动政府都算不上，只能说是伪政府！然后，既然国民政府已经叛国投敌，放弃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合法性，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自动成为全中国唯一的中央政府！
确实，在去年的时候，我党的革命事业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大片的根据地失陷，甚至一度不得不冒险组织野战军跳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且付出了十分惨重的牺牲。
但可喜的是，代表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转瞬即至，我英勇无畏之红色第十军团，连续击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和阻挠，又勇敢地消灭了英法美日帝国主义的在华驻军，一举攻陷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桥头堡和大本营，上海！从而敲响了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丧钟！在这个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刻，把中国革命乃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峰！
虽然如今侵华的日寇得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气焰嚣张至极，但这只是帝国主义的最后疯狂。在全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携手奋战之下，中华人民必将击退侵略者，取得最后的胜利！
鉴于当前帝国主义联手侵华，日寇铁蹄踏遍南北两京的严峻局势，我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向全中国发起呼吁：全中国的任何武装部队，只要同意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并给广大民众以言论、机会、结社、罢工、示威和持有武器的自由，我党和我军就愿意跟他们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联手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中国，保卫中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
——国家主席毛.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