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兵的通报，让吴三桂从纷乱的思绪中跳了出来。
他回身一看，他的副将杨坤和幕僚方献廷已经一起步上了城头。
杨坤年纪和吴三桂相仿，是辽西的猎户出身，在军中以勇力著称，是早年被吴三桂父亲吴襄招揽进吴府的家将。当年吴三桂二十骑救父陷阵的时候，左面是自小伺候他的忠仆吴应桂，右面的就是这个杨坤。吴三桂对他在那一战中表现出来的勇武极为赏识，此后就一直带在身边，吴三桂升任一方总兵后，杨坤马上就被提拔为副总兵。虽然杨坤不通文墨，但战阵经验却极是丰富，且对军事颇有天赋，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宁远军里最得力的大将之一。而方献廷则年纪要大些，已过了四十，是吴三桂另外一位老师辽东巡抚方一藻的儿子。此人足智多谋，吴三桂对他颇为倚重，视他为谋主，同时军中不少繁杂事务也都是透过他去实行的。
这一文一武两人，是吴三桂在军务上的左膀右臂，他们至少为他承担了军中一大半的担子，尤其是那些琐碎事务，使得他能专注于决策和大计划，不为俗务所扰。
近日来闯军不断进逼北京，吴三桂原本就对各地塘报的真实度不太相信，同时也不屑于塘报的速度，所以用精干军士一百人充做探子，分二十班不断轮番往返北京及京畿附近要地与宁远之间，每日一报，如有重大、紧急事态，则一日两报以至三报、数报。这样一可以和京中闲居的父亲保持联系，及时了解京中、朝中、宫中的状况，二则探听闯军和明军双方战事和各地局势，以便有所准备好随时应变，具体负责此事的便是杨坤和方献廷两人。
杨坤来到吴三桂近前，将一封火漆封口的信函双手奉上道：“大帅，北京商敬石商将军的探马到了，还带了京中老将军的信来。”
吴三桂应了一声，接过信转身进了城楼，杨坤和方献廷一起也跟了进去。
北京吴家的总管商敬石，不但是吴家最得力的卫士头领，还是军中的游击将军，专事侦察和贴身近卫工作。他是在崇祯十六年入关勤王时被吴三桂留在北京的。当时留他在北京的意思，一是关外、关内局势一天恶似一天，吴三桂实在需要有个精明能干的心腹在北京主持探报工作，好随时把握朝廷大臣们的动向以及各地报往兵部的消息，以方便自己处事。
二是要他负责打理府中的上下事务，同时多回护陈圆圆。吴三桂的大妻张氏，乃是关外大豪之女，生性善妒，又泼辣得很，连自己老父亲见了她也是直摇头，其他府里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回头要是闹点什么事出来，真是一点都不希奇。而这商敬石，乃是自己从军中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除自己的命令之外，谁也不买帐。因此商敬石得了自己的嘱咐在先，那张氏真想要闹点什么出格的，绝计过不了商敬石这关。
再一个便是年前老父吴襄也被征调京师，出任京师三大营的提督，这么一来自己正好就不用再派护卫去了，万一京师的局面有什么波动，以商敬石和他十三位结义弟兄的一身绝世武功，不要说寻常几十个人，就是关外的八旗军，也一样几百人近不得身，足可保护吴襄和妻小家人的安全。
吴三桂一面慢慢踱步一面看着信，看完后沉默了一会，问道：“逆闯目前的军势如何了？”
杨坤道：“逆闯的两路兵马，势如破竹，推进速度极快。南路刘芳亮已经攻克固关，兵举大名、真定；北路的逆闯与刘宗敏等人，自二月七日占据太原，山西巡抚蔡懋德蔡大人自尽殉国后，十五日攻取忻州，逼代州，出身我辽东军之山西总兵周遇吉周大人坚守数天，粮尽援绝，率四千人突围退保宁武关，二十一日逆闯全军进围宁武关，目前战况如何还未有消息来。”他停了一下道，迟迟疑疑地道：“我觉得双方兵力过于悬殊，周大人只怕凶多吉少。”
吴三桂“嗯”了一声，又踱了两圈，停下来转头盯着杨坤问道：“你刚才说，逆闯全军进围宁武关？”他在“全军”二字上加了重音。
杨坤有点惊讶地看了方献廷一眼，方献廷也看了看他，微微一笑。
显然，他们两人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方献廷当时恐怕也是这么问杨坤的。
杨坤转回头答道：“不错，是全军进围。”
吴三桂冷笑了一声，道：“蠢才。周大人虽然勇猛，但区区四千人无粮无饷无援，对逆闯十数万大军东向毫无威胁，只要全力北上直捣大同、宣府，威胁皇城，那怕不留偏军牵制，周大人也是追则兵少被歼，不追则不能，立刻将进退维谷，局面狼狈得很。现在逆闯居然全军南下，折回头进攻宁武关，师老于坚城之下，非但丧其神速，折其锐气，而且胜则毫无意义，败则士气大堕，如果此刻大同、宣府、阳和等地再几路军一齐出击的话，逆闯全军可能因此被击退，要回撤到太原一线才能稳住脚跟。此举不但无谋之至，甚至可说自陷危地，犯了兵家大忌，难怪他会屡屡被卢督帅和洪先生等逼入濒死境地。”
方献廷道：“大帅所言极是。只是周大人勇则勇矣，可他突出代州后没有北上雁门与我守军会师，会同大同、宣府等地兵马与逆闯周旋，反而南下宁武成为孤军，也是失策之举。不然绝不能陷入现在的绝境。”
杨坤接着道：“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等人畏贼如虎，又哪里有大帅这样的见识，恐怕宁武关迟早要被逆闯攻下，所以周大人此举至多只是迟滞了逆闯进逼北京的速度。此外，皇上于二月二十日又派出了大帅义父高公公和王德化、杜勋等十位公公前往山海关、蓟州、天津、保定、宣府、大同、大名等十关监军，加强各处守备。”
吴三桂长叹了一声道：“我父在信中也说了此事，只是义父等人，虽然忠心事上又监军多年，但毕竟不通军事，此刻军心涣散人心浮动，此举根本无济于事，反而使得令出多家，督、抚、监多方掣肘。另外我父信中还道，二月十日的廷议，大臣们对调我军入关勤王一事依然又是议而不决，皇上又逐个询问他们对社稷南迁的意见，二十七位大臣中有十九位反对南迁，其他意见不一，十三日皇上颁下了罪己诏。这些也都罢了，可目前朝廷去留不决，却是大为可虑，实在是当前的第一难题。”
方献廷这时问道：“大帅说的去留，是说社稷南迁还是我军入关？”
吴三桂道：“这两者实际是二而一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定会入关、要入关。只是朝中自正月十九日起廷议我军入关事宜，这一议就议到了今天，还是毫无结果！”
说到这里，吴三桂的声调拔高了点，显得有些怒气：“据我父信中说，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先后上疏，请调我军入卫京师，近日皇上将这些疏奏给大学士陈演、魏藻德看时，此二人非但不敢应对，竟然私下来找到我父，说‘皇上因形势所逼而急行此计，然事定以后必会以弃地之罪而杀我等’，要我父去见皇上，对皇上说不需弃地，只需调我军部分人马入京勤王就可杀败逆闯，这简直是为一己之私而置社稷江山于不顾，要陷我关宁军马于死地！我父自然不能答应，不过，他在信中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务必要等朝廷诏命到后才可行动，不然后果堪虑。这丧地弃民的罪责，可不是你我这些人一颗项上人头可以抵过去的。另外，据商敬石说，近来有闯军细作现身京师，可惜没能擒获。他以为那些人是来收买朝中贪官或打探消息的。我看，这些大臣中，难说就没人收了他们好处。”
杨坤听了道：“大帅，容我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朝中有几位大臣，不仅是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已，简直可算误国佞臣了。不过无论朝中如何，我们关宁军都应该有所准备，当前的局面，入关不但牵涉到关外土地落入谁手的问题，更关系到京师安危朝廷存亡，而大军入关又决非是朝夕可行的事情，大帅还得早下决断才好。”
吴三桂刚才还颇是激愤，听杨坤这一说，神情忽然变得有些颓然起来。
他慢慢地坐下了，低沉着声音道：“杨贤弟，我又岂会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不然也不会自一月起就开始征兵备粮搜集海船，动员宁远百姓准备搬迁了。要是皇上早下决心，不管是南迁还是要我们入卫，都不乏反败为胜之机。南迁，则逆闯入京，替代我们而直接面对关外东虏，他要两面开战，即使是最坏的打算，让贼、虏两家狼狈为奸联合起来，我等也可据守山东、安徽、淮杨一线，只要不出大的纰漏，集我大明南方数十万兵力与两湖的左良玉部东西夹击，逆闯也必败无疑，然后再徐图收复辽东。如果不南迁，只是让我们弃宁远入卫京师，则可以分一部坚守山海关防线，不让东虏入侵，将主力摆放于京师以及居庸关一线，坚壁清野，让逆闯大军师老城下，再调山东等各地部队勤王，形成合围之势，逆闯将难逃败亡。就是东虏的八旗军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堪称劲旅，也屡次在京师碰壁而归，从未讨过便宜。这逆闯人马虽多，但却大多是乌合之众，即使到了北京，他难道还会比八旗军更厉害，可以在短时间内就攻破了京师不成。只可惜……这一个多月的廷议错过了最好的时机，要是我军在一月就入关，局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难看。”
方献廷接道：“是，大帅说得不错。以现在的形势看，逆闯进逼京师是迟早的事情。皇上如果决意不南迁，献廷以为近日必然会召我军入关勤王，所以此事倒真要详细盘算才是。自去年起，我宁远就成了一座孤城，远悬山海关外二百余里，一旦撤离，这城内城外的三十多万百姓怎么办？弃之不忍，携之不便，万一八旗军尾随而至，我军守战远胜他们，野战则至多不相上下，以三万多兵力和十万八旗军野战……恐怕不是个办法。另外，如果我们还要救护百姓的话，则兵力分散更容易被各个击破，即使不去救护，也会被这三十万乱跑的百姓冲散阵形，还是一样的大败结局。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粮、饷也都成问题，绝不能支持如此之多的人口。”
对方献廷这一连串的问题，吴三桂没有出声应对，又开始在火炉上烘起手来，方献廷也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屋里三个人陷入了一片突如其来的静寂中，外边一阵阵呜咽般的风声，还有房间里木炭偶尔的爆裂声，一下子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日，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辽东总兵吴三桂召集各部将领商讨军务，方献廷、杨坤、吴国贵、冷允登、高得捷、冯有威、郭云龙、孙文焕、胡守亮、童达行等宁远军中重要将吏齐集总兵府中。
吴三桂这日依然是一身白袍，没有穿戴戎装和官服。吴三桂率部多年的习惯是，只要他着便装，就表明这并非是正式场合，因此众人在这样的场合下，说话的态度和发表意见也大都会比较随意，往往直抒胸襟，不会顾虑太多。
这一天，众人一直到晚上才陆续离开总兵府。
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宁远驻军全军动员整理战具，准备随时撤离宁远。准备行动包括在宁远卫全境的三十万百姓中募集乡勇，征收粮草、马匹以及附近的民间海船。同时，吴三桂严令各部将帅绝不能泄露将要撤离的消息，而是以获悉清虏将要大举来犯全城备战的名义行动，并在各处张贴坚壁清野的备战告示，如有泄露军机者，斩。
此后的日子里，坏消息陆续从在北京商敬石那里传来。
首先是宁武关被李自成攻破，山西总兵周遇吉殉国。
周遇吉也是出身辽东军中，乃是锦州卫人，自小勇武过人，因抗后金之功自士卒被拔为京营游击，屡与李自成、张献忠等战，以功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后代许定国为山西总兵。
宁武关被围后，李自成部因在代州与其激战，知其善战，因此扬言如果五日不降，则屠城。周遇吉不为所动，于四面城头设炮防守，开战后李自成部被火炮所逼，伤亡将近万人。数日后关内**全数用尽，周遇吉又于城内设伏，先派老弱士卒诱战，等自成军冲入后，落下翁城闸门，再歼数千人，是役李自成部下四员大将阵亡。
李自成自此开始有退兵意，他与部将商议后，决定最后做一次全军突击，如果不成，便退回陕西修养生息。于是大顺军分为数十队轮番进攻，前队受创，后队继续，终于依仗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以车轮战术攻破了宁武关。
周遇吉在城破后率部与自成军开始巷战，战马被伤又徒步肉搏，格杀数十人，后来身中几十箭被俘，大骂不屈，被李自成军挂于高竿之上以乱箭射杀，又碎裂其尸体以泄愤。周遇吉夫人刘氏，乃是蒙古人氏，以勇健著称。在城破后她率数十名妇女拒守山顶公廨，于屋顶之上放箭，一箭必杀一人，自成军不敢强攻，采取火攻，刘氏和数十女子以及全部家眷均被烧死，无一下降。城中军民感周遇吉之忠义，也宁死不降，与自成军巷战肉搏，伤亡殆尽。
此次战斗，为李自成所部进攻北京途中最为艰巨也是伤亡最惨重的一仗。李自成部为泄愤，与明降将尤世禄一起对宁武进行了屠城，宁武一城军民皆尽，妇孺老幼概莫能免。
崇祯十七年三月一日，大同总兵姜瓖献城投降李自成，大同失守。大同城内明永庆王、代王被杀，宗室伤亡殆尽。
右佥都御史、大同巡抚卫景瑗被俘，据地而坐，大呼皇帝而哭，李自成以为义士，曰：“忠臣也”，不杀。卫景瑗突然以头撞台阶自杀不成，鲜血淋漓，李自成遂命其母前来劝降，卫景瑗对母亲道：“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卫母出后，卫景瑗道：“我不骂贼者，以全母也。”自缢于寺庙。李自成对他深为景仰，命供给其妻儿大屋居住，并戒部下不得侵犯。
大同分巡副使朱家仕，先将妻妾子女全部驱入井中身亡，然后自己也投井自尽，共计十六口。
当地生员李若蔡在自家壁上手书：“一门完节”，然后一家九人自杀殉城。
督储郎中徐有声、山阴知县李倬，于城破之日自杀。
大同失守后，北京的防御圈更见危急，同日，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派飞马上奏，建议由他先奉太子南下，以防北京被破。
崇祯帝其实心中对南迁一直都颇以为然，因此想借机再提此事，于是在平台召见百官，廷议李建泰奏疏。大学士范景文等人极为赞成此议，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则大斥南迁为邪说，并扬言不杀首发此议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一时间诸大臣个个噤声，无人再敢提南迁的话头。而另有一群大臣又认为皇上自然应当守社稷，可只让太子南迁。崇祯帝见朝廷南迁之议不获支持，心中极为恼火，大怒之下道：“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同时也不准太子以及所有皇子、宗室南行，这一来自然也就堵死了朝中那些大臣们借护送太子之名乘机南逃的路，把北京城内全部权贵，一起捆在了他这条处在狂风暴雨扑击下的大船上。
实际上早在吴三桂等人决定着手准备撤离宁远的二月二十八日，崇祯就已经颁下诏书，号令各地兵马入京勤王。
崇祯十七年三月四日，崇祯帝终于决定弃地，下诏书令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总兵吴三桂、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四镇入卫京师勤王，并命辽东总兵吴三桂弃地不弃民，将关外百姓全部安置到山海关内，放弃宁远卫等关外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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