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西克特现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他对于德军的建设主要是基于他对传统普鲁士精神的弘扬，他善于领兵出了名的。在此前，他是战败后的德军总参谋长。
在一战中他曾率军于土耳其人在地中海抗击英国军队，后来土军败溃，英国军史是这样描述这场战斗的：“少数德军分遣队纪律严明，在周围满是七零八落的部队、难以辨认的脸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灾难洪流中，约有两个团的德军保持了他们的凝聚力和战斗精神，像在阅兵场上那样机动自如，停止间射击，再向后方转移。”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军的总人数不能超过十万，他就要求士兵必须有25年以上从军经验，以精悍的老兵组建新型国防军。
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军事院校，他就在团级单位建立军事教育体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为军士的培训，每一位军士都受到成为军官的培训，每一位军官都受到成为将军的培训。
他制定了重新武装和重振士气的计划，使德军最大的优势----军官团得以保留，使新的战术战法得以酝酿而成。
他安排国防军每半年进行一次演习，使专业技能得到精进，职业素养得到提高。没有坦克、高炮，就用纸板、木料仿制，德军也许是唯一用玩具飞机模拟真飞机演练对空射击的军队！单兵在演习中要自称我是某某排，或者代表一个8人机枪组。
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冯•西克特的“十万陆军”！”
如果仅仅是这些，也不值得张汉卿为之动容。若说在军事上的造诣，光贴在自己身上的“思虑深远、料事（史）如神”的标签足以秒杀对方。
他只是想解决目前中国军事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只要有时间是完全被中国人自己解决的，但是他还想弯道超车。
在国防大楼，他会见了这个标准的有普鲁士特色的军官：整洁严谨的外貌、拘谨的军人外表。这种风格似乎和政治领域的生态相悖，大概是许多职业军人的共性。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的处世方法使他视为德军总参谋部“少说多做”的样板。
在这一刹那间，张汉卿决定不用和他兜圈子，也许开诚布公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对这样的军人而言。
“西克特将军，我们都是军人，不需要用任何模糊的、或者隐晦的政治术语来表达在军事上极其精炼的语言，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中国需要和德国在军事上缔结一个秘密的、但对双方而言都极具利益的条约。”
也许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开诚布公”的政治家，西克特显明地感觉到一丝讶然，在他戴着的丝边眼镜背后。
“哦，很赞同少帅这么说。”
“我知道将军非常重视军事上对速度和机动性的提升，很荣幸，这也是我的见识。”张汉卿不留痕迹地捧了他一下。西克特曾说过：“未来战争取胜之道在于调动人数少但素质甚高的机动部队，其配以飞机，则作战效能更高。”这其实是闪电战的雏形。
见了对方点头认可，张汉卿说出了他想要的目的：“所以我的军队不但组建了成建制的坦克部队、汽车运输部队，还有飞机。但是目前有一个短板，就是同贵军一样，我们目前在海上的力量极其薄弱，再强大的陆军力量也需要有海军武装作支撑，否则它的脚步注定无法走远。
中国需要打败日本，不单单在陆上，还有在海上，否则没有一支强大的海空军，广袤的海岸线将永无宁日；德国要冲出凡尔赛的枷锁，也需要有一支至少可以自保的海空军力量。很不幸，这一点我们一起被束缚了。
但是我们还有办法，那就是合作。我知道德国虽然没有保留一支有力的舰队，却完好地保存了建设这种舰队的人才、技术和设备。您知道的，再好的人才和技术，如果没有一个发挥的舞台，人才会流失，技术和设备会落伍。
而中国则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迫切希望拥有一个比目前多十倍、百倍的海军力量，却没有相应的经验和人才储备。
所以如果中德两国深入合作，由德国向中国输送技术人才和设备，让中国在加强军力的同时也让德国继续保持其在技术上的领先和经验上的传承，是对双方都极有利的事情。凡尔赛不是束缚德国不能创新、不能制造重武器、飞机大炮么？这些都可以在中国造！
当然，德国在支援中国过程中所衍生的所有新技术、新观念甚至新机器，都随时向德国公开并无偿使用，甚至我们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可以应德国之请制造任何您想得到的武器。
此外，我们欢迎德国同行随时到中国进行观摩，也会给贵国的官兵在中国训练、演习|大开方便之门。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提升贵我两军的军事素养和能力。
我相信每一个为国家的军事强盛而努力的将军们都不会拒绝这一提议的，而且，相信将军您也乐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不再遭受我们在巴黎和会上的耻辱，这种耻辱和凡尔赛宫对德国的一幕何其相似！”
强悍威武的军人，往往都有着怜悯的情怀。这个矛盾的两极在他身上得到完整的嫁接和融合。西克特看到一战后的中国被西方列强附加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非常同情并希望中国通过加强国防建设而摆脱困境。
在正史上，他向老蒋提出《建军改革建议书》，次年又来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力图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张汉卿相信，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愿意作为他的试验田，对他来说应该会很有吸引力。
张汉卿的提议，果然让他脑洞大开。从张汉卿身上，他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少帅的野心，他相信，这种野心迟早会让英国、日本、美国在亚洲的布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变化，都是对德国极其有利的。
让德国不再成为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让德国可以不违反条约的精神而获得军事上稳步的提升、让德国可以以少量的军事投入保持军工技术的持续先进…中国和德国相距甚远，根本没有战略上的冲突，所以这个提议不但可行，而且非常有必要。
“你说服我了！”他说。
由于德国是被明令禁止参与重军工技术的研制的，所以两国的协商是在张汉卿和西克特直接负责下进行的。
张汉卿提出一揽子军事提升计划：建造一艘4000吨级以上的训练巡洋舰、转让潜艇制造技术、重型舰炮制造设备、舰用钢板锻造设备、轧钢设备、重型吊车、蒸汽轮机…
这是个漫长的功夫，以中国军工目前的水平，即使拿来也无法短时间内吸收，反而是一种浪费并有泄密的风险。只要有着和德国军方不间断的良好关系，细水长流对中国来说更佳。
他向德国委任了在柏林大学留学的俞大维作为中国政|府军事联络官，后者是中国现代史上极著名的军政人物，曾3年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12门课程全是A，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最可气的是人家不像大多数人拼命学习，而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
他到德国后也仍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张汉卿能够记起他，完全是一种巧合。那是在正史上1999年9月18日的“两弹一星”表彰会上，钱学森代表受奖人致答谢词及感言时重点提到了他，作为对老一辈军工专家有强烈尊重感的张汉卿碰巧全程观看了转播，印象深刻。
“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感恩与怀念，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丰硕的成就呈现在国人面前…”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俞大维。他是以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的身份受邀从政的，担任国民党政|府时代军团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
记不得组建了多少研究所，反正能记得的好像有理化、应用化学、光学、弹道、精密工具、炮兵技术、航空、军用车辆等。他率先推行军火弹药生产的成本会计制度，建立军品规格与检验制度等，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大批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个吴大猷，不用说了很知名，“中国物理学之父”嘛，中国能成为核子大国，他的教学之功不可埋没。
第三个是翁文灏，此人在海原地震后与他见过面，当时也只认为是一个技术型专家并没有在意，在想到俞大维之后倒提醒了张汉卿，原来此人大有来历也大有前途！新中国的石化、矿冶、造船、水利、桥梁、土木、建筑，农业改良、养殖业改良、环保工程等都是他在奠基。
翁文灏主张凡国防及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工矿企业，均应由国家出面、出力来办：“欲使（中国）工业化成功，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及以重工业为核心。中国重工业的振兴，不宜悉赖私营，而须由政|府以国营方式奠定基础。”这种说法非常符合张汉卿的认知，也是奉系能够飞速变大的基石。
“回去后把这些研究所一一建立起来，就是纸上谈兵，也要先把理论体系搞好。培养好了人才，其它的只要有钱、有机会，总会如雨后春笋般生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