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自从春宝出走后，刘府就再没了欢声笑语，太公病卧在床，每况愈下，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陈三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加上连年战乱，乡下收成也不好，家里没人更没心思操办，烧掉的西屋和南屋就一直没有重建，只是把断壁残垣改成了两堵围墙。
刘邵氏担心太公的身子熬不住，和他商量为之秋娶亲，也好冲冲喜气，刘太公也正有此意，只不过和夫人的想法相反，他是觉得自己真撑不住多久了，得趁尚在人世把儿子的前路铺好。
刘家的干亲吴蕴山现在直隶省当政务厅长，刘太公写了书信让儿子前去投靠，之秋上了十年私塾，识文断字，跟着吴蕴山在天津官厅里当差历练。
俗话说得好，富在深山有远亲，自打刘太公在徐州府当上官，济南的亲戚们就又有了走动，太公想到让他们帮忙在济南找个亲家，几番书信往来，终于定下一门亲事，对方说来也是太公的表亲，叫田雪哲，膝下有一个女儿和之秋同岁，尚未许配人家，两家换了生辰八字，只等着黄道吉日成亲了，可是太公却没等到这一天就先走了。
太公是被气死的，此时北伐军已经攻占江浙，正逼近徐州，盘踞徐州的张宗昌是胡子出身，他为了筹措军费，在徐州城市大肆勒索，一群大兵端着刺刀枪冲进刘府，把好不容易积攒起来准备盖屋的八百多大洋搜走了，可怜刘太公一世英豪，老了却被这些丘八欺辱，急火攻心，再次中风，当夜就走了，临终前留下两句遗言，一是“把春宝找回来。”二是“把房子盖起来。”
远在天津的之秋接到电报火速赶回奔丧，虽然父亲的身体状况早在预料之内，但丧父还是给了之秋巨大的打击，他几乎不能主事，里外全靠母亲带着大凤操办。兵荒马乱的年月，太公的灵柩无法送回济南祖坟下葬，在刘邵氏的主持下，暂时将棺材虚葬在北关洪福寺门前的空地上，所谓虚葬，就是在平地上用砖头磊起的一座坟，徐州话叫丘，又叫厝。刘邵氏说，得等太公抱了孙子再正式的入土为安。
太公走后没多久，陈三也去世了，他正值壮年，本该还能多活几年，是燥热的毛病要了他的命，北伐军进城的那个夏天，他狂流鼻血不止，送到诊所去也无济于事，大夫束手无策，一家人眼睁睁看着陈三流干最后一滴血。
家里的顶梁柱接连倒下，只剩下之秋一个男人，这一年他十九岁。
奉军退出关外，北伐军光复北京，老百姓总算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了，之秋不再出门工作，就守着这份家业，他擅长琴棋书画，尤其二胡拉的出神入化，经常以文会友，品茗抚琴，在徐州府也算是年少名士了，读书人耻于经商，老夫人更不便抛头露面，便把家里的盐引折价卖了，没过多久，国民政府宣布北洋时期的盐引作废，之秋庆幸不已，刘邵氏持家有道，李家慢慢的恢复了元气，待到三年守孝期满，之秋手上已经有了五千大洋，可以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了。
一封来自上海的书信打破了刘家的平静，信是春宝写的，之秋一字字的念给大凤听，详细解释她听不懂的细节，春宝在上海干得不错，已经是工厂里的大伙计了，每月能拿三十块钱薪水，没病没灾，一切都好，信的末尾问爹娘好，给刘太公夫妇请安。大凤老泪纵横，丈夫死了，本以为丢了的儿子却来了音讯，她又有了依靠了，刘邵氏陪着掉了一阵子眼泪，说，之秋你去上海走一趟吧。
之秋比大凤还开心，接连的噩耗让他的天空乌云笼罩，春宝的出现就像阳光撕破了阴霾，他兴冲冲的准备远行的行囊，其中一多半倒是大凤委托他带给儿子的衣物吃食。虽然之秋在天津生活过几个月，但儿行千里母担忧，临行前刘邵氏少不得又把他叫在跟前细细的叮嘱了一番。
这是之秋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大包袱小行李带了一堆，刘邵氏说穷家富路，不能苦了孩子，执意要买二等座带睡车票，从徐州到浦口的三等车票只要三块五，二等车就要七块钱，而头等车票则要再翻一倍，十四块钱，这还不算睡车票，加上从沪宁线这一段的车票，整个行程下来要将近二十块大洋，而徐州府一个雇工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也不过七八块钱而已。
出行那天，全家连同之秋的朋友同学都来北关车站送行，车票得等到开车前两小时才开售，刘邵氏的远见卓识起了作用，头等二等的车票不用排队轻松买到，三等车票售票窗口前乌泱泱一群人挤破头，上车的时候剪票也是分开的，之秋的行李多，亲朋们七手八脚帮他搬上车，徐州是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属于交通枢纽，车停的时间久，加水加煤上客下客，足足耽搁了四十分钟，之秋早就等的不耐烦，汽笛鸣响的时候，他心底简直要欢呼起来。
蒸汽漫天，铁轮铿锵，火车在夕阳下缓缓南行，之秋坐在二等车里向亲友们挥手道别，随着车速的加快，窗外的树木田地快速向后移动，之秋的心也飞向了上海。他坐的是津浦线上最豪华的蓝钢特快，与其他木质车厢不同的是，蓝钢特快的车厢是从美国进口的钢制车厢，乘坐舒适，小站不停，旅客大多是来往于平沪之间的达官贵人，二等车厢里人不满，头等车里更是空了大半，之秋打热水的时候看到三等车里人满为患，再次庆幸自己听了母亲的话，到了晚上，之秋去二等卧车换了票，茶房带他找到自己的铺位，躺在窄小的二层卧铺上，之秋久久不能入睡，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春宝离家时的样子。
次日午后，列车抵达南京浦口，旅客下车渡江，转乘宁沪列车，之秋带的行李多，又没经验，忙的不可开交，还是茶房帮他找了个脚夫才把东西搬过去，花了他一枚大洋的小费。
第三天晚上，之秋终于抵达上海，春宝接到电报，早早在车站外面等着，之秋身上背着包袱，两手拎着藤条箱，腋下夹着油布伞，动辄身上就掉下来一个东西，狼狈不堪，乍一抬头，就看到铁栅栏外远远站着的春宝，两人已经有五年没见面了，还是互相第一眼就认了出来，眼泪啥时候淌出来的之秋都不知道，他只记得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春宝和出站口的职员说了句话，走进来接过之秋手中的行李，两人并肩往外走。
“怎么不叫个脚夫。”春宝乡音不改。
“唉，在南京被人敲了竹杠，不敢再叫了，就这几步路而已。”之秋侧脸打量着他，春宝比以前白净了，也稳重了，穿着阴丹士林蓝的长衫，千层底布鞋，衣襟上还挂着怀表的银链子，看起来日子过得确实不错。
春宝叫了两辆黄包车，兄弟俩各乘一辆，从闸北一路来到大马路，过英租界闸口的时候，春宝怕弟弟不懂为什么会有洋兵站岗，特意解释了一下，之秋等他说完才道：“我在天津禁烟局当过三个月帮办，也去过租界。”
天津和上海一样，都是外国租界云集之处，只是天津靠近北洋政府的首都，是畿辅首邑，下野的军阀政客优先选择天津租界当寓公，算起来天津比上海滩还要繁华一些，春宝明白弟弟也是见过世面的，便只介绍起上海的特色来。
下榻的地方是大马路上的英华街大东旅社，依旧是铜架子床，搪瓷浴缸水龙头，春宝要帮之秋放洗澡水，之秋却说饿死了，赶紧去找个地方吃饭。
列车到站已经是晚上，在旅社安顿下来就更晚了，正式的饭店已经不营业，于是春宝带之秋去了四如春，点了两碗阳春面，看着之秋吃完，又将自己面前这一碗推过去。
当夜，兄弟俩在大东旅社抵足而眠，彻夜长谈，春宝已经从电报上得知三年前去世的信息，听之秋说起详情来忍不住又哭了一场，两人絮絮叨叨说到凌晨才睡去。
白天，春宝带着之秋畅游洋场，花了两枚铜元从英租界坐到法租界，在一家西餐馆吃了牛油面包和炸猪排，再从法租界坐电车回来，去跑马厅旁边的车行花费小洋六角租了半天马车到处跑，见识了铁藜木铺的一段南京路，看了外滩的高楼大厦和黄浦江心停着的洋人炮舰，尝了城隍庙的酒酿圆子，晚上在老半斋吃饭，春宝点了响油鳝丝，清炒虾仁，烤麸，糖醋小排，加一壶黄酒。
之秋说：“春宝，你还记得咱们上回喝酒么？”
春宝说：“怎么不记得，大冬天，两根鸡腿，一把盐豆子，一壶酒。”
之秋说：“凤姨让我给你捎了一罐盐豆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