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接手玉溪卷烟厂时，褚时健已年过半百。
面对卷烟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重重困境，褚时健转守为攻，平衡各方利益，在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层层突破，通过重新改进生产工序、严控质量管理、更新经营思路、拓展市场布局，使玉溪卷烟厂迅速扭亏为盈，并带领它走到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前端，成为“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同时，为国家创造税利991亿元。
从“知命”到“古稀”的17年，褚时健遇到了无数难题，也解决了无数难题，创造了属于他的新的奇迹。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知天命”之年受命
不搞行政搞企业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任前摸底、淡条件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下马威：涨薪风波
考试：锅炉事件
“霸道”名声的由来
“知天命”之年受命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到1978年摘除“右派帽子”，二十年时光过去了。
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三十个年头。这一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革命老将重登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1928年出生的褚时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然而，褚时健似乎还不愿意“知天命”，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安排到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习，并得到了关于这次全会精神的文件传达。褚时健久久盯着这份红头文件上的白纸黑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份红头文件给他带来了久违的兴奋，他想奔跑，想大声喊：“只要这个国家还要搞经济建设，我们这些人就大有作为。”
不搞行政搞企业
在党校学习期间，玉溪地区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白水鱼找褚时健谈话。二十年前，白是褚时健在玉溪行署工作时的老同事，他们都很了解对方。白提出让褚时健重回地委工作，从地委组织部部长干起——这是褚时健被划为“右派”前的老职务。
此时，褚时健已经厌倦了机关工作，对党政机关的明争暗斗丝毫没有兴趣，因为，他在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找到了乐趣。
褚时健一口回绝了白水鱼：“我不愿再搞行政了，伤心了。当年，就是在行政职位上惹的祸。我干了十几年企业，已经上路了，您还是让我继续搞企业吧。”
此时，褚时健带领下的戛洒糖厂，正准备上一条新的白糖生产线，机器调试已在进行中。
没几天，新的“说客”又来了。这个说客，正是玉溪地区一把手、地委书记胡良恕。
胡告诉褚时健：“组织部门研究过你的档案，认为你比较懂经济，而能抓好一个地区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你过来，先做副专员，分管经济，我们做搭档，把玉溪的经济搞上去。”
只要研究过褚时健的档案，都清楚褚时健这二十年的“右派”经历：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他一路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褚时健带路之后，这些企业都大有改观。
“胡书记，您可别弄反了。”褚时健笑呵呵地说，“如果没有几个效益好的企业，地区的财政收入上不去，那么，再能干的书记、专员，日子也难过，也不好当；反过来，一个地区有几个好的企业，每年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税利，地区财政上去了，地委、行署的日子也就好过了。我干了将近二十年的企业，对此还是有谱气的，如果您让我去千企业，肯定能干好。”
“有道理呀！”听完褚时健的话，胡良恕像发现什么新事物一样兴奋地看着褚时健。之前，从没有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胡良恕答复，他会在常委会上研究褚时健的意见。
实际上，上级部门想调褚时健到**工作的念头，一直持续到1981年。这时候，褚时健已经在玉溪卷烟厂站稳了脚跟。
新到任的玉溪地委书记李孟北也找到褚时健。李孟北算是云南干部中文化水平很高的，思路也很开阔，据说他从《云南日报》总编辑调任玉溪地委书记，是准备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过渡一下，然后接任云南省委书记。越级提拔干部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有的事，因为十年“**”造成建设方面领导干部短缺。李孟北对褚时健说：“现在我们整个省的工业都困难，听说你对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谱气，要不，你来当管工业的副专员？”
褚时健还是那句话：“您别让我搞那个，我不会搞，做机关的事不是我的长项。你们要想把地方财政搞上去，我可以帮你们把烟厂搞上去，搞上去你们日子就好过了。让我去做副专员，您不如把我放在烟厂，让我搞下去吧。”
“我倒没有想到这些，好的好的，不动了，你就在这儿。”李孟北还比较容易听取意见。
直到那时，领导们想让褚时健从政的念头才算平息。李孟北后来履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候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不幸患癌症撒手人寰。
去煤矿还是去卷烟厂？
玉溪地委领导终于被褚时健说服了，让他继续在企业工作，但肯定不再是戛洒糖厂了。在褚时健的领导下，即使是在“**”期间，戛洒糖厂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职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而一条新上的白糖生产线也即将竣工。
地委领导的意见是，调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任厂长，这家烟厂是当时玉溪规模最大、效益也较好的企业。但褚时健回绝了。
褚时健有顾虑：“**”时期，玉溪卷烟厂是全玉溪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期间云南的两个派系——“炮派”和“八派”，斗争非常厉害。“**”结束后，两派的斗争仍未结束。
不去玉溪卷烟厂，他还有一个选择：去玉溪另一家大型企业——位于玉溪峨山的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这比较符合他的胃口。
说去就去。地委领导找褚时健谈过之后，他就来到塔甸煤矿做“任前考察”了，考察这里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观察矿工的生活。他看到这里的矿工没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满意的地方：这里山大，山林多，台旨满足他打猎的爱好，秋天还可以拾点儿菌子，四野都是鲜花。褚时健想，老婆孩子肯定会像他一样高兴。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这些矿工的生活条件，他发现煤矿后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还很清澈。褚时健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计划：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从这里取水，让每个矿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他还想买几辆大客车，周末接送矿工到玉溪和家人团聚。
令褚时健没想到的是，这个时候“后院起火”了。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死活不肯再进大山沟。
马静芬说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儿跟你在大山沟已经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里，你又要把我们母女俩带到山沟沟里去。要去，你一个人去！”
面对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时健也不好坚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辆大卡车，连哄带骗地把马静芬和女儿骗上了车，让她们去看看矿山环境，或许能够改变她们的想法。但马静芬和女儿到了那里，看到满脸煤灰的矿工都一脸愁苦地上下班，大风扬起的漫天灰尘中，家属们在供水站前排队取水，孩子们在脏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强待了一个晚上后，妻子和女儿坚决不肯再住一个晚上。
但褚时健还是向她们大力“推销”自己的未来规划，哪里要建一条柏油路，哪里要盖一座电影院。妻女哪里听得进去：“你就是把这里建成天堂，我们也不来。”
纠结了一整晚，褚时健不再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决定去玉溪卷烟厂，用他的话说：“一家人有两个人拗着（不同意）也别扭。”
任前摸底、谈条件
决定履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这家玉溪最大的企业的底。情况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对褚时健而言，这家国有企业最让他头疼的，既不是它的生产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质能否改进，而是“**”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以及围绕着派性形成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这种派性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玉溪卷烟厂内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时健知道，要在内部卡住这些斗争，就要掐断权力上层的支持。上任前几天，褚时健专门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书记胡良恕。
褚时健开门见山地说：“胡书记，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卷烟厂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胡良恕问，“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条件都行。”
褚时健给胡良恕分析了玉溪卷烟厂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对生产的不良影响，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这种情况，一个人从外面来到玉溪卷烟厂，心里最害怕的，就是玉溪卷烟厂两派都很有势力，如果这两派闹起来，我就没有办法了。希望诸位地委领导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什么事情领导们叫我来说，我不对，领导们可以批评我。但如果领导们支持造反派，我的工作没法儿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是多大的条件呢，好！”
褚时健接着说：“给我一年半载的时间，等我站稳脚跟后，自己就能应付了。在此期间，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处理。”
胡良恕随后召集地委领导开会，并把这一条件达成共识，还做了会议纪要。这一支持，为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扫除了第一个大大的障碍。
初到“玉烟”：破旧而杂乱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玉溪卷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来接他们。
从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离开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时健差点儿因疟疾丧命，也差点儿命葬红河，还有可能被斗死，或因营养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时俊那样。但他一路走过来，从红光农场、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到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褚时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生存，促使这些地方一个接一个变好，奇迹一个接一个发生。
此时，女儿褚映群已经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到昆明读书去了，尚在身边上学的儿子褚一斌也已经16岁。
三名来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动作麻利，一会儿就把褚时健一家人的家当全部装上车了。其实，这些家当少得可怜：除了一只大箱子，几乎就没什么了，更别提什么家具了。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的指挥下，工人们把褚时健临时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车。这也让人大惑不解：“褚厂长，这些就不用装了吧？这种木箱我们那儿多的是。”褚时健只好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以后都用得上，可以拿来做家具、做大沙发嘛。”好嘛！这辆载重五吨的大卡车也算装得满满当当了。
戛洒糖厂的职工得知褚时健今天就要离开，自动站成一排，和褚时健握手告别。很多职工眼里噙着泪，其中一位职工拉着去接褚时健的玉溪卷烟厂员工的手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这下子，你们把我们的福气也接走了。”
这辆载着褚时健一家三口和满车柴火的大卡车，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到达玉溪卷烟厂时，已近日落时分了，抬头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但低头从车窗看出去，却是另一番景致：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T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厂区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萧条景象。
卡车开到一排砖砌平房前停了下来，司机指着其中的一间对褚时健说：“就是这一间。”
这是一间14平方米的房屋，里面只有两张高低床和一张旧桌子。褚时健一边乐呵呵地往房间搬东西，一边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铺，你妈和你姐姐睡下铺。”马静芬则充满了愤怒：“他们在故意收拾我们！”
第二天，玉溪卷烟厂负责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给他们分配了一间28平方米的房间，总算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房间了。
话说回来，当时整个玉溪卷烟厂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普通员工一间土坯房隔成两间，两个人或两家人住，职工们经常开玩笑说：“这边的孩子撒尿，就冲在那边的床上了。”里面这家的通道要从外面这家中间过，拿草席隔着，有时候外面这家的男人出差了，难免生出很多尴尬事。有几个住外面的干脆把通道给堵死了，里面那家只好从后面另外挖个门、搭个桥绕出去。房檐上下还有很多鸡窝，这些鸡窝在褚时健站稳脚跟后，被马静芬用棍棒给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现象是，每个职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褚时健后来得知，这些职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刚就任，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工人。当他走进一位老工人的家时，发现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当时全厂有1/3的职工都处于这样的困难状态。
“玉烟”印象：政治高亢，情绪低落
云南烟草种植和生产的历史并不长，在辛亥革命前后从美国引种进中国。1922年，在唐继尧的支持下，云南省第一家卷烟厂——昆明亚细亚卷烟厂建成，生产一种以“999”为牌号的香烟，为了纪念云南响应辛亥革命而发动的“重九起义”。1949年，将“999”改名为“大重九”。
19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传奇的植物学家蔡希陶从美国引进了革命性的烟叶品种“大金元”，成规模的烟草种植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种出的烟叶色泽黄润、味道醇厚，20世纪30年代，“云烟”的名声就传遍了中国，而玉溪则有了“云烟之乡”的美誉。
不过，玉溪卷烟厂的历史是从1956年玉溪烟叶复烤厂开始的。1959年，国家轻工部进行工业布局调整。从一家名叫“华美”的上海私人卷烟厂调来30台“永进”“新中国”卷烟机到玉溪烟叶复烤厂，一同前来的还有36名上海师傅。为了尽快生产出卷烟，很多工序都是手工进行。它最早生产一种叫“人民公社”的香烟，但似乎不那么受欢迎，此外还生产了“红梅”“翡翠”“恭贺新禧”等。后来名满全中国的“红塔山”，名字源自“***”时期被人们刷成了红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国的国庆10周年，为给10周年献礼，“红塔山”香烟诞生了，当年生产了80箱。玉溪卷烟厂还精挑细选了一箱“红塔山”，在上面写上“送给毛主席”，托人送往中南海。
褚时健来玉溪卷烟厂前，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器已有68台，但都是国外早已淘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品。
这个烟厂当时的情况是，政治高亢、情绪低落。人们的状态也是如此，口号叫得很响，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时健的记忆是：生产环境很差，机器响、温度高、烟灰呛，工人上班浑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师范毕业进入玉溪卷烟厂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从普通的体力工干起，在褚时健进入玉溪卷烟厂的时候，已经晋升为技术员。那时候，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技术员。虽然入厂10年，但是，邱建康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也没有感受到有什么改变。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干活儿，没有什么低效率、高效率之说，工人们把那些制好的烟丝入库，天天就千这个。在他看来，一年又一年，什么也没有变，什么都不会变，好像就只能是这样了。
褚时健来到烟厂后，工人和家属找他说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请他安排工作，而是请他手下留情，放他们到其他单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学和老领导。他的一位同学找到他，请他同意放他儿子到物资局去，因为他担心儿子找不到对象。褚时健对这位同学说，要相信烟厂会好起来，但同学哪里听得进去，最后，褚时健只好放人了事。
因为太穷，厂里有三十多个职工找不着对象，姑娘们都不愿意嫁给这里的职工。像邱建康那样的技术员，月工资也就28块，一般职工就更低了。这些没找到对象的老职工中，还包括后来升任云南省委书记的普朝柱的侄子。后来，褚时健打听到，当年国家在西双版纳建橡胶厂，为了解决男女平衡问题，特地从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双版纳去。但这些女工不愿留在当地，一直不肯结婚。褚时健让烟厂工会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几次“联谊会”，并对那些姑娘以各种条件相诱，这些老职工才一个个地解决了婚姻问题。
玉溪卷烟厂在1978年完成的生产指标是27.5万箱，利润完成9000多万元，其中可支配利润145万元，“红梅”占了这27万多箱的大头儿，“红塔山”只有4000多箱。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烟卖不出去，退货严重。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总产量是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玉溪卷烟厂有个电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电影，但退回来的烟实在太多了，只好把电影院也当作仓库用。
和西方企业的董事长、CEO不同，中国国有企业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企业决策的核心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并由他们构成“集体领导班子”。褚时健进玉溪卷烟厂时，领导班子共有12名成员，称为“党委委员”，加上他一共13名。这13名成员里，有两名是老干部，属于以前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这10名成员中，长期在玉溪卷烟厂武斗的两派——“炮派”和“八派”又备占5名。由于两派势均力敌，上边的领导也知道其中厉害，任命领导时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时健发现，开党委会时，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和议题，也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至少总有5人支持或反对。很多问题议而难决，有时候开会，从早开到晚，甚至开到深夜，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不仅在领导层中存在着这种情况，下层也一样弥漫着这种斗争氛围。
“见面礼”：派系的明争暗斗
玉溪卷烟厂给褚时健的“见面礼”有点儿尴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时健刚来玉溪卷烟厂不久，云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次香烟评吸会。这次评吸会由专家对香烟的品质、味道进行现场品吸、评论，再由相关部门根据抽查结果指出存在的问题。评吸会，往往成为糖烟酒公司的订货风向标。
“辣！苦！呛！”这是专家们对“红梅”烟的一致评价，这些专家不愿意多吸一口，就给它定调了。在主持人宣读抽查“红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时候，台下不时发出哄笑，这些问题包括：一包烟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数，有的一条烟中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市场对“红梅”的流行评语，也夹杂在评吸会的哄笑声中。
因为凭手抓，工人们又都不大用心，差错率自然高，因而这种一包烟十八九支的情况很正常。而包装更是糟透了，用来做烟箱的纸又薄又差，人们称之为“马粪纸”，很多时候，烟还没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时健硬着头皮站起来，请主持人别念了，给他留点儿面子。“我听懂了，情况很老火。我们回去整顿，产品质量一定会提高，等专家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的情况一定会好得多。”
褚时健带着沉重的思索离开，他下决心一定要整顿这家烟厂。而作为整顿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复了抽烟。二十年前，他被划为“右派”时，工资从每月90多块骤降为每月20多块，为此他不得不戒了烟。现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头来帮助他辨别哪些香烟的品质是优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烟的品质是恶劣的、让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一包烟只有十八九支、一条烟只有9包的？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
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他要求各车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责任制。
褚时健还定下一项制度，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全部进行复烤，包装重新选纸，设备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
接下来，褚时健决定在玉溪卷烟厂上滤嘴烟。之前昆明烟厂已经开始生产这种看起来挺时髦、卖价不错的香烟，市场反响非常不错。工作刚布置下去，滤嘴车间的车间主任就找上来了。原来，不知谁造谣说滤嘴棒的金粉有毒，车间主任调了一个“炮派”的成员到这个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调一个“八派”的去。车间主任只好来找褚时健。
“他们说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别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强迫他去，月底算工资你按岗位算，他没到岗位，不要给他算工资。”
褚时健知道玉溪卷烟厂“炮派”的头子是谁，就是烟厂党委成员杨副厂长。车间主任走后，褚时健找来杨副厂长直接说：“老杨，招呼好你的弟兄们，你闹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们闹，你就没有好下场。”
如此单刀直入。
威风八面的“炮派”头子，从来都是厂长、书记要用甜言蜜语拉拢的对象，哪里受过这般奇耻大辱。杨副厂长跑到玉溪地委找他们“炮派”的头头儿去告状，控诉褚时健的独断专行。没料到，这个领导听完后当场翻脸，没有像以前给他撑腰的样子，并让他赶紧乖乖回去上班。杨副厂长灰溜溜地跑回来，只好对那些“造反派”兄弟说：“不能闹了，这回来硬的啦，快点儿去上班。”
褚时健的“任前条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订下的“约法三章”，关键时刻果真帮到了他。
月底，那个没按车间主任安排去滤嘴岗位上班的职工真的没领到工资，几个“炮派”兄弟带着他来告车间主任。褚时健告诉他们：“你没有到车间主任安排的岗位去上班，按旷工处理，我支持他。”
他们没想到，新厂长这么强悍。僵持了一会儿，这几位职工知趣地走开了。之后，烟厂因为派性发生的闹事也慢慢少了。
下马威：涨薪风波
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它带来的变化，也让玉溪卷烟厂这个之前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国企开始显露出生机。
好消息！要调工资了！这是烟厂职工二十多年来都没有听过的消息。但也有一个难题，凋工资的名额比例只有40%，怎么调？其实也没加几个钱，但这不仅是增加工资的问题，还涉及对职工工作的肯定，这可是让人头疼的问题。人性常常如此，没啥盼头的时候，人们都相安无事，有点儿盼头了，反倒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麻烦来了。
褚时健对此极为重视，他本想请党委书记林某某来定这件事，但林书记在玉溪卷烟厂比褚时健多待了四五个年头儿，他知道这里的麻烦。这一次，林书记干脆住院去了。于是，褚时健请一位副厂长专门管这事儿，挂牌办公，接待反映调资问题的职工。
上级定的调资比例很滑稽，调40%，意味着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布后，风气好转没多久的厂子又乱了起来，榜上无名的职工开始集体怠工，发泄不满情绪。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时健着急了，他去医院找林书记商量对策，却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气急败坏地回到厂里来。一位副厂长甚至带着嘲弄的口吻对他说：“褚厂长，您怎么急成这样？别急坏了身子。”
国有企业的领导层也免不了明争暗斗，党委书记关系网中的一帮老队伍，那些褚时健来了之后被迅速边缘化了的派系头头儿，也正希望借这次内乱赶跑褚时健。
烟厂第一车间的制丝车间已经闹出了事，职工群起围攻车间主任，褚时健闻讯从医院往回赶。大家把车间主任围在中间，看到褚时健出现，大家围了过来，闹得最凶的竟然是年轻的技术员邱建康。褚时健纳闷儿，邱在调资的名单内，他闹什么呢？
从群起的议论声中，褚时健知道这次调资确实问题不少，有点儿职权的都拉拢扶持亲信，邱建康是出来打抱不平的。褚时健一言不发就离开了。回到办公室，他让人通知邱建康来见面，同时让人把调资的所有资料拿来研究。
邱建康来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个后来唯一得了褚时健真传的年轻人，最终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但当时的他像个愣头儿青，在褚时健面前直言无畏。褚时健和声细语地和他聊了一会儿，了解了个中情况。他明白分配是一门大学问，尤其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但此时，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资料，寻找对策，褚时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时健决定，将40%作为全烟厂整体的调资指标，而不是把这个指标僵化地执行到每一个车间。这样，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间，尽量把机关和后勤的名额让给一线的员工，一线车间可以突破40%，达到60%，甚至是70%。
最后的方案出台，大多数人表示接受，职工的情绪慢慢缓和下来，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这时候，生病住院的林书记也病愈出院了。
考试：锅炉事件
最大的一场考试终于在1981年8月来临，这就是当年的“锅炉事件”。这件事之前的褚时健和这件事之后的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来说完全不一样。这件事之后，褚时健算是赢得了“大考”，彻底征服了玉溪卷烟厂的职工。
玉溪卷烟厂有两台六吨半的锅炉，一台坏了。当时玉溪卷烟厂整个的复烤和卷烟全都依靠这两台锅炉，坏了一台就意味着那些新入库的烤烟无法复烤，不仅烟叶有变霉的危险，而且可能导致停产，那样的话，锅炉坏了就会演变成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领导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大场面”，丝毫没有惊慌失色，而是处变不惊，大多数人甚至带着“和我无关”、等着看好戏的心情。
那时，玉溪卷烟厂刚刚有起色，头年缴纳的税收也大幅增加。为了让这些财税大户理顺生产，云南省经贸委还在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生产指挥部，而锅炉一停，必然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所以，云南省经贸委一位分管生产指挥部的副主任目丁着褚时健，要求每半小时汇报一次修理进度。
褚时健到现场看了看坏掉的锅炉，就先找修理组的人商量，把计划定下来，希望尽快修好，不然造成的损失很大。他提出，要用四天时间把锅炉修好，但修理组的职工认为不可能。双方发生了如下对话：
“四天？不可能。”
“那要多久？”
“40天。”
“那个耐不住（受不了），烟叶要霉掉多少？烤烟我们也要停掉，你40天会了得？”
“那我们不敢整（修理）了。”
修理组的员工想撂挑子走人。他们告诉褚时健，上一次锅炉坏的时候，原来的厂长（那时叫革委会主任）张某（后来当宣传部长去了）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
“我们看您稍微懂点儿，让您八天。”
语气中充满了挑衅。
褚时健不像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反倒像一个外交部的谈判官，此时，谈判陷入了僵局。
但褚时健没有停下来，与此同时，他让分管设备的副厂长去找厂里唯一的工程9币，要分给他一项工作，因为锅炉管子弯的幅度不同，安放这个弯管要懂技术。
“我不会做。”
“不会做？你大学不是学机械的吗？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做？”
工程师和副厂长吵了起来，他只有回来找褚时健。
“他不懂，从下面找个懂的来。”褚时健说。
褚时健准备行动了，其实他心里有谱，在戛洒糖厂的时候，他自己就修理、改造过锅炉，并曾把一个四吨的锅炉改造成了十吨。
“好了。张主任是亲自指挥你们，我也要来亲自指挥。你们是不是要请假？要请假，准你们假。”
整个修理组一共18人，他把他们分成五个工种，24小时轮班。
三天半后，锅炉重新烧起来了。
不过褚时健并不高兴，他有种不太对头的感觉。他找来修理小组的头头儿，劈头就骂：
“小杂种，你怎么哄我？你说要40天，张主任亲自管48天，怎么没四天就修好了呢？”也许，这是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17年唯一一次如此失态地骂人。
“哎呀！这个事情您也怪不得我们，从前我们苦战十个昼夜，连稀饭都喝不上一碗。现在您亲自组织抢险，晚上还买来大碗米线，凡是加班的全有得吃，大家也就卖力了。”
未了，他还补了一句：“您这样对我们，以后我们也不闹什么了。”
褚时健也消了气，说：“好了。现在不计前嫌了，锅炉修好了，放你们四天假，工资照常领，另外还给每人四天加班工资。”那个时候，工厂已经可以批一点儿加班工资了。
褚时健后来回忆说：“这些小子，包括全玉溪卷烟厂的中层干部，眼睛都盯着这台锅炉，这些车间主任、支部书记要考考我嘛，就只有这几台锅炉可以考了，这些题目都考不倒我，三天半修好了以后，他们也不想再考我了，觉得这个厂长看来还是有两下子的！他们之后不敢跟我闹了。不然他们一个个都还是老火的。”
这台锅炉从修好之后，一直到它的历史使命结束的1992年关索坝大改造，再没有出过问题。
“霸道”名声的由来
整顿进行了几个月之后，玉溪卷烟厂的境况有所好转。1980年，生产并销售卷烟34.38万箱，比上年增长了11.87万箱；税利实现了1.1844亿元，增长了9.14%；利润也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达到804万元，增长了280.14%，这可能主要得益于褚时健加强管理之后成本的降低。到了1981年，玉溪卷烟厂税利实现了1.5472亿元，增幅高达30.63%。
从外部而言，这样的成绩完全能让褚时健站稳脚跟了。而在内部，锅炉事件是个转折点。他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动作了，说白了，就是对老班子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理改组，尤其是他决定要让党委书记林某某离开玉溪卷烟厂。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因为林某某一直在背后网罗旧部、借机夺权，也不仅因为每当玉溪卷烟厂遇事时，这位党委书记总是观望，显得深不可测，哪怕遇到因锅炉坏了而停产这种影响生产的大事，他也是手拿报纸，端着茶杯，一言不发。让褚时健决定不再容忍下去的事情是，他还拉拢了一伙人在背后告他，告到玉溪地委没人理，他们就到省里告。
为了解决厂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即谁大谁小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确定了一条模糊原则：党委书记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名义上，党委书记还是一把手，而在实际运作中，又是厂长说了算。所以，二者谁主权，谁也说不清。
当时，云南省轻工厅是玉溪卷烟厂的直接领导，林某某到了轻工厅，列举了褚时健的种种毛病，最重要的一条是：老褚脾气怪、霸道，不团结同事，职工都怕他。这样长期下去，烟厂非垮不可。他的诉求很简单，希望领导明察，并撤换褚时健。
林某某到轻工厅告状的消息传到褚时健耳朵里的时候，他简直怒不可遏。实际上是轻工厅的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褚时健：“你这个人，只顾埋头干，人家来这里告状你都不知道。”
几乎是在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褚时健就决定摊牌。他找到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告诉他：“他老兄不但不解决妨碍生产的疑难问题，还给我设很多困难，让你拿着难办。”胡临时召集了几个地委的领导，褚时健直接对他们说：“像老林这种，每天给我找麻烦，不但不干工作还设难题。你们衡量一下，要么他留，我走；要么我留，他走。随你们选择。”
还是如此单刀直入。玉溪地委领导也几乎马上做出了决定，褚时健留下，林某某调往玉溪地区下面的通海县做政协主席，同时决定派老专员杨政华和褚时健搭班子。褚时健借机把班子里“**”时的派系头头儿也给清理了。
由此，褚时健“霸道”的名声就传开了。
其实，当时褚时健敢于摊牌，还有一个原因，昆明市分管烟草的领导早就注意到了他，并且找过他，如果他不在玉溪卷烟厂干了，昆明烟厂欢迎他来当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