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父母家里的客厅橱柜上，摆着的也不过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是给你们结婚准备的，放在你爸的书房里还没开箱呢。”曾颖解释了一番，对儿子问道：“你告诉我，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去登记要房子呀？”
“哦，争取在年底以前吧。”叶丛文不肯定地答道。
原来，最近报社得了几张购买彩电的票证，时任副总编的叶英明分到了一张票。彩电，当时在社会上一直以来都是紧缺的高档消费品。虽然彩电的价格相当昂贵，但得能到一张票已属不易了。为此，叶丛文的父母反复商量后，终于决定为儿子的婚事做出牺牲，慷慨地拿出了他们多年来的全部积蓄，购买了这么一台国产彩电。一九八八年，在社会上是消费品涨价的**之际，如南京电视机厂出产的这款十八寸熊猫牌彩色电视机，每台机子的价格竟在二千六百多元。而在三个月前，这种款式的电视机也只还在两千元上下波动呢。
“唉，这年头，工资还没长呢，”叶丛文问了一下彩电的价钱，无奈地摇晃着脑袋，叹息地说道：“物价倒是飞了起来。”
当时，全国物价飞涨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敏感的民生问题。从1985年5月开始，正在逐渐推进的价格改革被称之为“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严控的物价，要逐渐放开并由市场来决定。而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被形象地称之为“用两条腿走路”。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1987年全国的物价总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七点三，而到了1988年上半年更是大幅度上涨，只到7月份已冲到百分之十九大关。1988年7月，有关部门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社会上又公布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料却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反应性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以及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9月以后，国家不得不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为此，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期。
晚餐开始，孙玉洁和叶丛文一家人围桌而坐。
“家里的经济情况，你是了解的，”父亲叶英明手里端着饭碗，对叶丛文说道：“年底，如果你和玉洁要结婚的话，我们也帮不上你们太多的忙。我和你妈这一辈子攒下的钱，尽最大的能力，也就只能帮你们准备这台彩电了。至于其它方面的费用，看来也只能靠你们自己想法解决了。”
“爸，我知道。”叶丛文心里不是滋味，只顾低着头，机械般地往嘴里扒着饭。
“爸妈偏心。以后你看彩电，我们看黑白，”弟弟叶丛林瞟了哥哥一眼，不失幽默而抱怨地说道：“哼哼，这就叫‘颠倒黑白’。”
“哎，不要乱说话，”母亲曾颖瞪了小儿子一眼，在他脑后轻拍了一下，说道：“你小孩子，懂什么，快吃你的饭。”
叶丛文本来是一个独立生活能力较强的人。对弟弟叶丛林的冷嘲热讽，他听了竟然楞在那儿，许久无言以对。其实，他内心里极不愿意让父母为自己的婚事太操心了。彩电的事情，不仅使他亲切地感到了父母对儿子的那份深情和关爱，同时也让他感到羞愧和不安。可现实情况也着实让人百般无奈。他作为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工作已近四年，可要说凭他个人的收入和经济能力，却几乎无法把自己的婚事操办下来。一想到置办婚事所需要的那些必不可少的费用，他就觉得头痛，似乎那就是一道老是跨不过的门坎。说句实在话，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无言的愤懑：——没钱，这日子怎么过？！
翌日上午，叶丛文在办公室里给毕自强打了一个电话，约他中午在市**大门口见面。
毕自强准时开着摩托车过来了。他连发动机的火都没熄，招呼着站立在路边的叶丛文坐上了车后座。这会儿，两人都还没吃中午饭呢。为了省事，叶丛文让毕自强把车开到一家米粉店前停了下来。
在饮食店里，叶丛文和毕自强一人捧着一碗汤粉，各自吃了起来。在餐桌上，叶丛文把昨天弄丢照相机的事情跟毕自强唠叨了一遍。
“唉，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就这么为难你呀。”毕自强见他老半天才开口说出借钱的事，笑着说道：“不就一百块钱嘛，别跟我说借呀，我听着刺耳。四眼啊，咱们是好兄弟，你的难处不就是我的难处嘛。”
“嘿嘿，”叶丛文也不再客气了，半开玩笑地说道：“买台新相机还给‘何胖子’，嗬，真便宜那臭小子了。”
“哎，听说他老兄就快要办喜事了，”毕自强吃饱后抹了抹嘴，掏出香烟盒递了一支给叶丛文，问道：“你呢，准备什么时候呀？”
“结婚就是花钱，没钱结什么婚呀。”叶丛文也放下碗筷，点燃手里的那根香烟，苦恼地说道：“三、五千块钱说起来也不多，可我还真没有。”
“四眼，如果你真是为结婚用钱的事犯难，那你可以放宽心，”毕自强拍了拍叶丛文的肩膀，豪爽地说道：“到时候，你只要说一声，从我这先拿些钱给你。”
“老毕，我没这个意思，”叶丛文不由地挠着头，自嘲地说道：“借钱结婚，你这不明摆着让我丢人现眼吗？”
“可不管怎么说，结婚这一关总是要过的嘛。”
“唉，再说吧。”叶丛文也懒得为此事去发愁，话锋一转，说道：“哎，我听玉洁说，清婷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
“是吗？那是好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