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社会总资金的数量，市场上的商品总数永远是短缺的。
这一铁律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联盟国家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前苏联几十年辛苦建设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因为当危机到来的时刻，苏联人民本能地把所有的钱投入零售市场扫货囤积，对于这样庞大而密集的瞬间资金流，任何国家的零售市场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唯一的结果就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飙升，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商品则大面积贬值。
即使换成美国，也同样承受不了这样的剧变——就算当时美元依然是世界货币，但假如数以十万亿计算的美元涌出股市、基金、银行这些“货币蓄水池”，一股脑儿地奔向零售市场，那么整个地球的世界市场秩序也会瞬间玩崩：因为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也没法在短时间内提供价值那么多货币的日常商品！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当政者有没有疯狂开动印钞机，令人精神崩溃的恶性通货膨胀都不可避免。
光是恐慌情绪从股市、基金、银行等各个“货币蓄水池”逼出来的巨额现金，就足以让市场完蛋了！
同理，在明末的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从而给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补上了致命一击。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了达到家业千秋万代的目的，实行了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战略。他不但在皇宫象征性的开辟了农田，还多次带着太子去视察农村，告诉他们这就是整个大明帝国的根基。
围绕着农业的运转，朱元璋设计了一系列制度，将全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农村。
明朝整个文官系统都围绕着农业展开。他们清理户口，丈量土地，形成了庞大的数据网络，作为收取农业赋税的依据。在农村中，每一定数量的户口就会选出粮长，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收粮。收上了粮食之后，每个地方的仓库都有专门的大使（保管专员）。把粮食运到京城和边境的任务，也有专门的漕运兵和指定的某部分农民来完成。各级政府都有户口的数据档案。国土上的人根据各自的职业有相应的户籍，军籍和民籍不能混淆。农民只能守在自己的户籍地址上，不能随意移动，一切都有严密的规定。
为了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明朝初期保留了一支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但当时极度凋敝的国家财政，是养不起这么多军队的。朱元璋依然采用了非常农村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屯田制度规定，每个卫所（军区）都有自己的土地，士兵们中的三成壮丁用来守城打仗，七成的人手用来耕田，自己养活自己。
大明朝廷当时直接给官吏发大米和布匹。因为老百姓交税交的就是米和棉花等农产品。关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朱元璋也有一套办法——明朝的老百姓除了缴纳大米、棉花等税外，还要替政府无偿出力。所谓赋役制度中，赋是指赋税，役是指徭役，也就是空出一段时间给政府免费当劳力，比如修路、修水利等等。总之，农民忙时种田交税、闲时给政府搞基建，官府收粮交公，军队耕田打仗，手工业者大部分集中在京城里的皇家工厂打工。无论税收还是工资，发的都是大米、布匹。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没有任何变化发展的内部需求。这样一个超级稳定的静态体系，几乎就像木乃伊一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千年不腐。朱元璋显然得意于自己的驻颜有术。熟悉历史的人或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对，这就是汉朝的经济制度。
但别忘了，汉朝的制度是为公元前的中国量身打造，到明朝已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二三十年前你拿着大哥大，那是人人羡慕的时髦富豪；现在还拿着大哥大出去招摇，就是人人嘲笑的老古董了。
以粮食和布匹为本位货币，在和平时代是非常不划算的——粮食会霉变，储藏起来每年都要大量损耗。而且大宗粮食运输起来也很沉重，从国内某地调拨到另一地的代价十分惊人。更要命的是，洪武年间，朝廷收入的粮食部分为两千九百四十万石，弘治年间为两千七百余万石，万历年间为两千八百多万石。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十倍，明朝的财税居然两百年不动摇。朱元璋的木乃伊真是千年不腐。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皇族俸禄、官员贪污等各项开销却逐渐增长，最终让财政陷入破产。
因此，到了明朝中后期，这套有些类似苏联战时经济的古董财政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堪重负，最后终于垮掉了。对此，明朝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白银：如果把税收改为白银，农民交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囤积白银既不会发霉腐烂，也不会被虫吃，无所谓损耗，而且白银运输起来也比运输大米方便的多。
于是，就有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即明朝财政白银化的大改革。他的基本思路是将原有的税收和徭役全部合并。以前农民要出大米、出力气。推出了一条鞭法之后，农民只要交了白银一切都不用管。政府拿着钱再去请人盖房子、搞水利……至此，白银取代粮食，成为了维持大明帝国运转的血液。
可问题是，明朝的统治者缺乏现代金融知识，他们只是把白银当作一个很方便的管理工具，没有想到白银和粮食是不同的——它不是消费品，而只是一种货币，代表的购买力随时随地都在变动！
——无论在江南还是在塞北，一石粮食都能让一个人吃上起码三个月。可如果换成一两银子，在江南和塞北能够买到的商品数量，可就是天差地别了！
举例来说，财政白银化的改革之后，农民从原来的把十石米运到边境交给军队，改为上交相应价格的白银，政府拿了白银再去买大米给边防军队。表面上看，前后好像一回事，其实里面大有文章。
按照程序，河南、山东等地农民按照当地一石米五钱银子的价格缴纳赋税。然后这些银子被朝廷送到边境。可是边境市面上没有那么多粮食，米价势必上涨。五钱银子肯定买不到一石米，军方的利益无形中被损失掉了。更为严重的是，以前的前线军队都囤积粮食，白银化改革之后，大家都认为，有了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没有必要囤积粮食。边疆一有战事，军队要出击，必须临时购进大批粮食，导致粮价飙升。平常五六钱一石的粮食，到了这个时候会涨到每石三两白银！结果军费开支无形中变成了原先的六倍。而给朝廷官吏发工资的麻烦更多，北京城里每到朝廷官员发俸禄的时候，粮食、蔬菜等日常必需品就价格大涨。最后逼得朝廷不得不专门颁布规定，有一部分人拿了俸禄之后不准在市区买菜，要跑到郊区去买。
上述这些情况，还只是短期的物价波动。至于长期的物价变化趋势，则更加令人担忧——自从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瓷器、丝绸等特产的渴求，欧洲人从美洲发掘到的金银，还有日本岛上挖出的银矿，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其总数至少高达几亿两之多，相当于一轮规模巨大的量化宽松。
但奇怪的是，尽管几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导致货币数量翻着跟头往上暴增，但明朝的商品价格却依然常年低位运转，没有引起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朱元璋时期，江南一石大米的价格为两钱五分白银，折合铜钱二百五十文，明朝中期才涨到五钱银子，这个价格接下来又维持了一百年左右，直到万历末年之前，除非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江南的大米价格从未超过每石一两。而其他食品的价格也不算太贵：鸡肉每斤四五文、猪肉每斤七八文、香油每升十文。一两银子就能让一户人家办流水席了。
同样是一两银子，在万历皇帝和康熙皇帝的治下，其实际购买力差了十倍都不止！
由此可见，尽管晚明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但明朝的货币流通量和商品数量依然常年保持着协调——很显然，在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海外殖民的情况下，明朝的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爆炸性提升。、
所以，如果物价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个：大部分白银并未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被封存了起来——虽然大明的贵族、官宦和富翁，都知道白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但出于中国人喜欢攒钱的本性，更多的还是把它收藏起来。各位老爷富户们，每年的进项若是有富余，要么拿去置办田产，要么变成了银锭藏起来，根本舍不得花出去。比如山西晋商就曾经把白银铸造成几百斤重的大银块，储藏在地窖里，号称“鬼见愁”（小贼摸进去了也偷不走）。即使是普通人家，有了银子也多半都是藏起来备用。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就这样沉睡在官宦勋贵和地主士绅的府邸里，无形中充当了调节货币的中央银行，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有限，保持了大明物价的稳定，也保持了白银比价的坚挺。
但这种虚假的物价平稳形势只是暂时的，到了天启年间，百年不变的物价终于开始了飞速上扬。
——自从万历末年女真兴起的萨尔浒大战之后，大明天下开始变得纷乱起来。明末小冰河期的自然灾害随之降临，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产出，而货币数量却并未减少，于是粮食价格开始上涨。到了天启元年正月，皇宫贴出告示要选妃，引起民间一阵恐慌，为了不让女儿被太监抢入紫禁城，一股紧急出嫁的风潮席卷北京。要结婚就要置办东西，摆宴席用的酒水鱼肉立刻成了紧缺货物。仅仅一个月之后，隐藏已久的物价通胀破土而出，日用品价格一飞冲天——从这时开始，北京城里的一两银子再也买不到一石米了。
由于此时市面上的白银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商品数量，所以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就引爆了整个帝国经济体系。这一过度的市场反应很快引起了大范围的恐慌，整个市面上的所有货物，从粮食到布匹，从土地到房屋，都开始了全面的价格上涨。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那些手里屯着白银的人——银子不值钱了！怎么办？当然是火速抛售脱手，囤积粮食布匹之类的消费品，结果就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使得银价愈发往下掉！
在天启年间，由于帝国朝政还能勉强运转，所以恶性通货膨胀虽已开始，但涨价速度还不算很快。
等到了战火纷飞、大旱连年的崇祯年间，因为肆虐于内地的流寇和天灾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而社会秩序的混乱又迫使人们纷纷开始囤积物资，曾经沉睡在地窖里的白银大批流入市面，参与交易，结果就导致市场上的商品缺口越来越大，各种物价自然火箭般飞速上扬，一石米卖五两银子都是常事了。
如果是在现代社会，面对这种可怕的情况，政府就要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库来平抑物价了。问题是，明末的朝廷官仓早已被贪污了个精光，崇祯皇帝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物资储备。所以他在宫里只觉得越发钱下面就越缺钱。面对这种情况，哪怕手里的钱再多，也会给得心里发毛，更别提他手里其实没几个钱呢？
于是，崇祯皇帝不断地催征更多白银，还多次责怪地方官府在催饷方面办事不力。可身居九重的他并不知道，在农业生产力急速倒退，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越是拨发更多的白银，物价就越是暴涨，银子就越是显得缺乏，朝廷发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市场涨价的速度——这跟蒋委员长印金圆券发军饷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崇祯元年，每年三百万两银子买到的物资，或许可以在辽东维持十几万大军连续征战，但等到崇祯末年的时候，由于物价暴涨的缘故，每年五百万两银子可能都不够区区三四万关宁军糊口了。
不要以为白银就不会贬值，事实上，在明朝晚期，白银的购买力坚挺程度还不如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币！
而在这个时空的南京永和帝小朝廷治下，江南市场上的物资供求情况，也同样处于急速恶化之中。
没办法，虽然眼下的江南并未遭灾，但无论是蔓延在江北的战火，还是二帝对峙的天下局势，在百姓心目中都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以及战乱的即将来临。而随着四面八方的战火陆续燃起，江南水乡又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后的避风港和救生艇，不知多少人正在纷纷攘攘地涌入这片最后的净土，完全没考虑到这片狭小的土地是否承受得住——从江北逃亡过来的大批难民，给这座城市营造出了末日前的繁荣。
——这些逃难的人们虽然背井离乡，但身上多半都带着一些钱财。在抵达南京之后，他们需要食物充饥，需要房屋居住，生病了也需要药品。而这一切最基本的必需品，都得用他们身上携带的财货来换取。如果钱用光了，他们就得以最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或者去偷摸拐骗，犹如后世的非法移民一般。
于是，随着大批外地人口的涌入，如今南京的市面上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治安迅速崩坏，市场交易旺盛，日常消费品价格节节攀升。而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又反过来使得江南的民间爆发了恐慌，往日里恨不得攒在床上每天亲上几口的银子，现在烫手得要命，每个人都急着把积攒的白银变成布匹、粮食、食盐和任何日常消费品……结果就是多达数亿两的江南民间藏银，也跟着喷涌而出。
——犹如苏联解体的时候一样，江淮地区的战火肆虐和南京朝廷的拥立新帝，就像一只挤压海绵的大手，将数量庞大的民间存银尽情释放。而作为自古以来的富庶之地，江南的富翁一向是天下最多的，更别提还有那么多带着银子举家南迁的扬州盐商……从而在市面上形成了一股空前巨大的货币狂潮！
就这样，潘多拉的魔盒被彻底被打开了。沉睡了多年的白银纷纷觉醒，犹如火山喷发一般涌向市场，变成了制造出一场超级通货膨胀的白色恐怖……从上个月开始，南京城内的米价开始爆炸性上涨，三天前达到了十两银子一石，到现在似乎又涨了一截。而粮价的计量单位也由以前的石变成了升。猪肉价格也涨到了每斤三百六十文，相当于万历年间的五十倍！这场金属货币时代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与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失败的日本，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国统区相比肩！许多人手里的银钱都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废物！
——来到南京落脚考察的穿越者“考古队”，因为正好赶上了这波涨价潮，便导致了开销的暴增。
而对于这场恶性通货膨胀的大爆发，南京朝廷的基本对策就是无视，甚至还有推波助澜的嫌疑——这个秉承着东林党“轻徭薄赋”政策的小朝廷，既收不上多少税，也没有什么粮食物资储备，根本不可能平抑物价。更别提许多朝廷大员还暗自指使家人囤积居奇，进一步炒高粮价……以此来牟取暴利。
“……眼下距离粮价开始暴涨的时间还比较短，但是跟去年相比，南京的粮价已经上涨两三倍了，而且接下来肯定还要继续涨价，从而带动着一切日常商品的价钱往上涨。如果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向江南贩运粮食的话，肯定就能大赚一笔！要不要试试？”那位貌似对古代经济学有研究的历史学老教授如此煽动说。
对于这个听起来很诱人的建议，王秋和郭政委低头思索了片刻，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虽然这买卖听上去利润不错，但真要做起来，只怕麻烦挺多。”
王秋摇头答复说，“……首先，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销售渠道，又不能把军舰直接开到南京燕子矶——之前的任何一支穿越者势力，都未曾在江南倾销过粮食，临时联络起来不知道要花多少工夫。其次，既然江南那些手眼通天的黑心粮商，眼下都在刻意囤积粮米，进一步炒高价格，想要从市井百姓头上狠狠刮一笔，那么我们这些外来者如果贸然运入大量粮食，岂不是坏了他们的好事？天晓得会有怎么样的报复手段呢！
第三，之前我们在天津贩卖了几百万石稻米、麦子、玉米和土豆，又换回来那么多流民需要发给口粮安置，美洲那两个加盟共和国已经没有多少余粮了。尤其是稻米，实在挤不出多少用于贩运到江南来。
第四，就算我们顺利做成了这样一笔大宗粮食买卖，可最终又能赚到些什么呢？几万两的白银吗？”
他有些不屑地说，“……目前的华盟坐拥几块大陆的矿藏，根本不缺少银子，也不缺少土地和其它任何资源，唯一缺少的就只有人口。而我们若是不动用武力的话，在江南根本没有办法收集到大批的移民……”
“……所以，这个没什么真正好处的主意，还是就这样打消吧！而且你们也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了。”
郭政委表情严肃地接口补充道，“……盟军的江南攻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很快就要发动登陆战。我们这次过来，是专程为了把你们接出敌占区的……最迟明后天就必须出发，还有什么景点想要去看的吗？”
俞国振和几位老教授交换了一个眼色，又想了想，最后答道：“……其它景点倒也罢了，但还有一处位于聚宝门外的报恩寺塔。无论如何也想看看——这玩意儿毁于太平天国战乱，在现代世界已经没有了！”
片刻后，待到夜幕降临，站在宅院的一座二层小楼阳台上，郭政委和王秋眯眼往南边一看，果然有一处明亮的所在，据说是报恩寺塔的尖顶，整座报恩寺塔以琉璃拼接而成，在寺中点燃的灯火映照下，塔尖的琉璃上光华夺目，流光溢彩，与黑黝黝的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即使隔着很远一段距离，也让人啧啧惊叹。
“……这就是报恩寺塔么？嗯，确实有点意思，不过今天已经关城门了，出城怕是有些麻烦。大家就趁着今晚抓紧时间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再集体出城去看报恩寺塔吧！”
第二天，在临时雇了个跑腿的帮闲，给方以智送去一封道别信之后，俞国振、王秋、一众老教授和还在因为宿醉而头疼的马彤学姐，便赶着大车、挑着箱笼从聚宝门出城，准备在离开南京之前游览报恩寺……走出聚宝门后，高大的琉璃塔就像地标一样显眼。相较而言，寺内其它的殿宇都显得平凡无奇了。
那座美丽得让人赞叹的琉璃塔，就坐落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周围站满了来此参观膜拜的人群。整座宝塔除底座外共有九层，每层八面，每面贴着白瓷，塔上镶嵌着许多绘制着狮子、白象、飞羊等佛教题材图样的五色琉璃砖，精美异常，塔顶全由琉璃瓦拼接而成，再饰以珠宝金银物品，在阳光下闪耀着璀璨的光辉。每一层的角梁下都悬挂着成串的风铃，在微风中发出一阵阵悦耳的铃声。
虽然大家在现代世界都见识过各式各样气势恢宏的摩天楼建筑，之前在南京城内也已经远远看到过这座琉璃塔的夜景，但是，当诸位穿越者经过一番跋涉，真正站在这座琉璃宝塔下的时候，仍然深深地为它的气势与精美所震撼——不愧为名列中古世界七大奇迹的神奇建筑！这个时代人类艺术与工程的无上瑰宝！
“……这座宝塔高七十八米，底座周长百米，建造历时十九年，耗银两百余万两，自从宝塔在永乐年间建成后，塔上一百四十盏长明灯至今从未熄灭，所以夜间华灯璀璨，格外显眼，时称天下第一塔，又被称为中华之光。许多海外之人到了这里，必定要去顶礼膜拜。直到1841年鸦片战争结束，英国战舰到南京与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时候，英军水手下船的第一件事，依然是去参观大报恩寺的琉璃塔。”
一位老教授凑在王秋的身边，很有兴致地解说道，“……如今这个年代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也曾经给这座宝塔写过文章，说‘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则报恩塔是也’……”
接下来，众人又到琉璃塔中参观了佛像和壁画，在这处精美的艺术殿堂里无数次偷偷拿出相机拍照留念。各位老教授反复观摩了许久，还是意犹未尽——“……哎，果然是一件美轮美奂的不朽杰作啊！可惜到了太平天国内讧的时候，韦昌辉怕石达开在塔上观察城内情况，居然把这琉璃塔给炸了，实在可恶！”
有位老教授抚摸着墙上的壁画，恋恋不舍地如此咕哝道，“……真想再多看几天啊……”
“……嗯，让这样一座艺术珍宝毁于战火，确实是挺可惜的。眼下这南京城怕是不会再太平多久了。”
仰望着这座巧夺天工的精美古建筑，王秋也点头附和，“……不如……我们把它带回去当纪念品如何？”
他一边如此说着，一边在眼神中亮起了兴奋的光彩，同时从包裹里悄悄摸出了【缩小灯】……
——当日深夜，南京报恩寺发生一桩奇闻：寺内自从永乐年间矗立至今的琉璃塔，居然整个儿不翼而飞，只在地面留下了一个大坑……消息传开之后，整个南京为之轰动，从四乡八里前来报恩寺查探的好事闲人络绎不绝，让寺内的和尚们欲哭无泪。而这桩匪夷所思之事，也自然成了南京市民闲谈的热门主题。
但是，又过了半个月之后，南京市井百姓最关注的新闻热点，却被另一桩同样出乎意料的消息所取代：
“……急报！急报！南方髡贼从海上来打杭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