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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三年，大量天子亲注的书籍在市面上卖出以后，对整个帝国的学术界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冲击。尽管造纸术早已发明，但是可以用来书写的纸张却价格不菲，藏书普遍仍以竹简为主，因此对于轻便易携，字迹清晰，一册能抵数十斤竹简的书籍，各地士族都是争先恐后的购买，远胜刘宏的预期。
帝国的选官制度虽以察举为主，但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被举荐的士人只有通过考核，才能顺利得到官职，对于想要做官的士人来说，朝廷对于学术的倾向性将极大地影响他们，毕竟‘正身之士’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仰禄之士’，因此雒阳的太学里，很快兴起了一股学习天子亲注书籍的风潮。
刘宏亲自注释的书籍，有着千余年的累积，在当时来说很难有人能从书籍里挑出谬误，再加上他天子的名义，除了极少数的积年老儒有些微词以外，很快便被大多数的儒生接受了，谁都不知道何时天子亲注的书籍就成了日后选官的标准。
北海高密，郑玄研读地方官吏送来的天子注释典籍，已经有一个月了，不尚虚弱，天性务实的他自幼向学，遍览群经，成年后更是游学关西，拜在了当时大儒马融门下七年，离开时被这位大儒感叹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而他归乡以后，因为牵连到孝桓皇帝时的党锢之祸而难以入仕，建宁以后，地方官曾屡次向雒阳推荐这位经学大师，可是都是石沉大海，没有消息，而郑玄也不以为意，只是埋首学术，同时教授弟子，闲暇时操田耕作，倒也自得其乐。
放下手中的一卷《商君书》，郑玄心潮起伏，天子注释的典籍里不少观点都与他不谋而合，甚至比他更高明，让他大有吾道不孤的感觉，此时帝国的学术界，今文经学日益与谶纬合流，繁文缛节已经失去了本义，如‘曰若稽古’四个字便能解释十万言，满篇空洞无用，而古文经学则只重视典籍本身意义，失去了继承创新的进取意义，而天子则别出机枢，在儒家，法家，道家各家学说典籍的注释里，将各家学说融合，取长补短，却又统一在儒学下，大有百家归一之势，这样既可以避免帝国在思想上的混乱，又能用其余学说来补足儒学在具体治国手段上的不足。
“老师，天子请您去雒阳当太学的大祭酒！”就在郑玄提笔打算写下自己的心得和思索的时候，几个弟子满脸喜意地在书房外大喊着，向老师报喜。
墨水滴落，染黑了笔下的帛纸，郑玄一脸的错愕，建宁以后天子革除弊政，他也是大受鼓舞，当时地方官吏向雒阳举荐他，他心中也是踌躇满志，希望能报效国家，可是最后却都是不见消息，他虽不以为意，认为是自己的才学德行不足，可是内心深处总有些失落，这两年多里都是用心专研学问，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天子居然征辟他为太学大祭酒，实在是让他始料未及。
郑玄的学生可没想这么多，他们只是觉得自己的老师被天子请去太学做大祭酒，他们这些做弟子的也能沾光不少，在弟子们的道喜声里，郑玄回过了神，他看着地方官吏送来的那些天子注释的书籍，似乎明白了天子的用意，整理了衣冠之后，他在一众弟子的簇拥下，在宅邸的正厅内接受了天子的诏令，前往雒阳赴任，而随行的只有十余名用心学术的弟子。
当郑玄这位海内称道的大师前往雒阳的时候，护乌丸校尉卢植和护羌校尉李膺这两个同样秉持兼容并蓄的当世大儒名士都撰文称赞天子注释的书籍，而蔡邕这位在雒阳任官的大儒也被调入了太学，担任郑玄的副手，一时间天下名声最高的几位大儒名士的声援一下子扭转了自孝和皇帝以后浮华的学术风气，务实再次被士人们所重视。
刘宏对于自己所营造的局势感到满意，虽然现在这种学术思想上的改变更多是表面上，但是只要保持这种趋势，迟早会改变一切。
暗中操纵着书籍买卖的贾诩再一次震惊于垄断的暴利，三个月内书籍的得利竟然超过了四亿钱，而且仍旧是供不应求，由于是卖的是天子亲注的书籍，那些商人豪强都是识趣得很，没有一个人敢在密谍司的人前去提出合作时开出不合时宜的条件，都是想着办法和他们攀关系套交情，想靠上天子。
尽管天子曾有过卖书不卖纸之语，不过贾诩觉得自己当时肯定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如今雒阳城内的黑市上，被称为雒阳纸的新纸张价格被炒得极高，各地的商人豪强都是眼都不眨的买下，毕竟这比起青州制造的纸张质量不知好上多少倍，就算卖上三倍的价钱依然卖得出去，根本不用担心销路。
建章宫内，司马防和杨彪等人算着天子让他们知道的纸张和书籍买卖帐目，都是暗自咂舌，书籍，纸张，茶叶的收入一年起码能让国库里多出十多亿的现钱，可以用来修缮各地的水利，同时投入边境的建设，支持流民迁徙。此时两人在天子的时常灌输下，也打消了大规模经营的念头，现在天下穷困，老百姓能吃饱饭都做不到，这些东西大量生产也不过是让那些豪强得了实惠，还不如一直维持高价。
刘宏明白以眼下的国情，书籍，纸张，茶叶要普及到普通人家根本是痴人说梦，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好转，百姓手里有了余钱，才能消费这些东西。现在是他从豪强身上用这些‘奢侈品’敛财的阶段，还不到将这些东西惠及普通人的时候。
雒阳城内，太傅府，看着几个来和自己商量要请天子将造纸术用之于民的弟子，陈蕃不言不语，他知道这几个弟子并没有私心，只是这事情天子早就和自己以及胡广等人商量过，如今国家财政紧张，要从那些豪强身上弄钱，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这话他又不能明说，只能隐晦地提及，好在他的几个弟子也都是明理之人，很快便明白他的意思，都是恭敬地离开了。
等弟子离开以后，陈蕃不由为天子开始担心，这茶叶一事还好说，可是这书籍和纸张不同，很容易被人拿来做文章攻讦天子，不知道天子会如何应对。
就在陈蕃，胡广等人担心的时候，沉寂已久的‘清议’再次热闹了起来，如他们所预料那样，果然有人借这事攻讦天子，语言激烈，丝毫不比他们以前劝谏孝桓皇帝时，不过这一回倒不是只有一个声音，以年轻太学生为主的一批人倒是竭力为天子辩护，双方争得是热闹无比，可天子却不闻不问，好像根本没放在心上一样。
直到半个月后，一道诏令下来，才平息了这场争论，而这道诏令的内容也很简单，无非是说造纸，印刷书籍成本巨大，国家不是不想用之于民，实在是无力为之，高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天子为了勉励各地士人，决定在各地官学向品学兼优的学生提供书籍和纸张。在这场‘清议’较量中取胜的文渊，在太学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力，而刘宏离他控制舆论的目的也更近了一步。
利用造纸和印刷一事，刘宏成功地在太学生和士人中造起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被儒家学说鄙薄为贱业的工匠技巧是不是真地如他们所认为那般。对于刘宏来说，这种话题更值得当时的士人争论，至少这比他们没事讨论各地的祥瑞灾祸和谶纬学说要有意义得多。
尽管天子在这个话题中的态度隐晦，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偏向反对儒家学说将百工和方技（医学，同样被儒家视作贱业。）当成贱业一方的，所以对于一些‘仰禄之士’来说，当然是毫无保留地选择站到了天子支持的一方，于是一场争论从太学开始，最后波及各地，不过这种争论轮不到被涉及的‘贱业者’们参与，从始至终，都是士人在思考这个问题。
刘宏在这场争论中始终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意见，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操纵着这场争论，让它控制在理性的思辨范围内，而不是回到原有的那种以‘道德’做武器来互相攻讦的‘清议’中去。刘宏从没有打算靠着一场争论就能改变传统，他只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开始而已，至少当士人们开始集体思考一些过去被他们忽略的问题时，曾经的谬误就有了被修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