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表示事情并不象是毕方济说的那么简单：“不是因为德蒙斯这个异端，而是这个使团之中有一位重要的官员!”
毕方济已经明白过来，他当即问道：“有多重要？他是什么职务，难道比保禄你还要重要吗？”
徐光启回上海之前是河南道监察御史，正是标准的清流官，权力大责任轻，显赫一时，但他摇了摇头说道：“严格来说，这位丁先生并不是朝廷的一位重要官员，他在朝廷之中的地位根本无足重要，但却是柳鹏与海北军派在兖州府的专员。”
他知道毕方济不能理解“专员”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大明朝的官场之上也同样没有这个名词，这应当是柳鹏硬造出来的新名词，因此他毕竟用大明官场的词汇来进行说明：“相当于一位道臣或是一位负责军政的小型巡抚，只要他愿意，便在兖州有着近于无限的权力。”
他这么一说，毕方济就明白过来，他当即问道：“我对柳鹏与海北镇有所风闻，但是知道的细节并不多，您的意思是他虽然是柳鹏的私人代表，但却拥有很高地位与很大的权力？”
而徐光启当即说道：“实际上这位丁专员虽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柳鹏与海北镇，我们若是错过这次机遇，或许就错过圣光照临中国的机遇。”
毕方济作为一名传教士，对中国的国情并不象徐光启那么熟悉，但是他清楚得知道徐光启是圣教在中国最重要的柱石，因此他当即问道：“我听说我们与柳之间曾经有过非常良好的关系？”
徐光启当即答道：“是的，我的老师黄体仁曾经是柳的上官，他与柳之间直到现在都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柳曾经通过他向我索要圣教书籍与一切能买到的西学书籍，但是由于他雇佣并重用德蒙斯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
徐光启显然是将双方关系作了简单化处理，因此在一旁的弟子孙元化补充道：“而且与德蒙斯一样，这位柳将军也是不折不扣的异端，据说他是一位邪神碧霞元君的圣徒，碧霞元君曾经无数次托梦给他，柳将军也并不否认这种关系。”
虽然孙元化在天启元化才入教，但是他这种初入教信众都对于异端的敌视远远超过了徐光启与毕方济，但是毕方济并不在意柳鹏可能是一位异端与邪神的圣徒。
他只是问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重视这位柳道台或是柳将军，为什么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就是可能错过了圣光普照中国的机遇。”
徐光启当即答道：“因为这位柳将军是唯一能真正战胜建州野蛮人的将领，他率领他的军队无数次摧毁野蛮人的军阵并夺取野蛮人的战旗，他甚至从野蛮人收复了不止一座城市并一直坚守到现在!”
徐光启继续说道：“现在他有惊人的势力，牢牢控制着数百万人口与几十个州县，手上有上万名只服从他命令的军队，他甚至对地方上的财政与行政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可以这么说，我们私下一致认为他是最有希望战胜建州女真人的一位将军，他甚至可能……”
徐光启压低了声音：“他可能取代某个王朝的统治。”
而孙元化显然对柳鹏充满莫名的敌视：“柳鹏与海北镇不但是骄兵悍将，而且狼子野心，是当世的活曹操，如果不是我们圣教当初拉了他一把，他怎么能有今天，可是他一直对圣教采取极度敌视的态度，不允许我们在山东传教。”
毕方济已经明白过来：“他是一个十分残暴的异端？”
“不，他绝不是一位十分残暴的军阀，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开明与仁慈的军阀!”
“他从一切从欧洲引进的技术来武装他的军队，并把这些技术用在他的工场、矿场、农庄里，而且过去数年之间他用自己的努力拯救了上百万人，如果光从这一点来说，他几乎是一位圣人，但是他对于圣教的态度……”
徐光启思索了一下，终于找出一个合适的形容词：“他对于圣教的态度不能说是敌视，而应当是抵制，没错，就是抵制……”
虽然敌视与抵制都是贬义词，但是毕方济还是能明白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他既然是一位开明而仁慈的军阀，那么我们应当能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即使他不肯改变信仰，但是只要给予圣教自由传教权，我们就可以与他展开合作。”
徐光启当即说道：“没错，他本人是一位开明而仁慈的军阀，而且在他麾下有十几位欧洲人，他已经从欧洲引进的技术改造他的辖区，他甚至与我们有过十分愉快的合作，但问题在于他对我们提出十分苛刻的要求，而且他还是一位开明与仁慈的军阀。”
正是柳鹏的开明与仁慈才让徐光启觉得可怕，一位残暴的军阀不可能成事，一位开明的军阀却很可能马到成功并把天主教拒之门外，毕方济当即明白过来：“有多苛刻？”
徐光启当即答道：“我一直通过黄体仁先生与他有联络，他最近提出的要求是希望我们把所有七千部西书全部转移到山东去，而且要求我们把所有最好最优秀的传教士与教友派遣到山东帮助他翻译并推广这七千部西书，但是他仍然不愿意给予我们自由的传教权。”
对于晚明天主教来说，自由传教权是他们势在必争的关键权力，因此一听到柳鹏不肯给予天主教自由传教权，毕方济已经明白过来，但是他还在惊呼：“问题在于，他怎么知道七千部西书？这可太不思议了。”
天主教并没有把七千部西书视为绝对机密，恰恰相反，他们已经在公开出版的书籍透露这七千部西书的存在，并希望通过这七千部西书与大明朝廷建立良好关系。
但是他们却不希望这七千部西书落入其它人的控制之中，关于七千部西书的一切都要牢牢控制在天主教的手上。
而七千部西书可以说是中西交流史与中国科技史、交通史的一件大事，紧随利玛窦入华的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决定继续采取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准备在中国办一个教会图书馆。
藏书除宗教神学书外，还备有一批中国人从不知晓、感到新奇的科学图书，并拟将它们翻译成汉文，以炫耀欧洲人的文化科学成就，从而“打动中国人的心”，从而吸引中国士大夫入教。
1614年金尼阁重返罗马，开始在欧洲进行两次环西欧大陆旅行，他身穿中国儒服在公共场合发表了热诚洋溢的演讲，一举征募书籍七千余部，此情此景在欧洲历史上史无前例。
而金尼阁在征募图书过程竭尽全力，又得到了邓玉函的支持，“金氏与邓玉函继续在足迹所到之处搜罗书籍，凡当时著名之出书中心地点，如里昂、如法兰克福，如科隆，二人莫不前往往，况收购之外，作家及出版家馈赠者亦不复不少”。
金尼阁在这批书籍上花费数万金币，对此得意洋洋地说道“余迄今所获者，无论就数量言（重复者不计），就学术门类之繁多言，就装潢之富丽言，在耶稣会尚无足以此颉颃者”。
而且金尼阁所选的七千部西书是他与邓玉函从海量书籍精挑细选的结果，“重复者不入，织细者不入”。
连他自己也说“余并尽量设法，使所有书籍均为大本”，至少也是数百页的大开本，其中甚至有数千页的大部头，每部又以单页之纸两面夹印细字，一部书的内容往往与中国数十部书相当。
而且这七千部西书特别突出自然科学书籍，金尼阁曾经说过：“以学科之门类言，除吾人图书馆所习有之人类、哲学类、神学类、教义义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医学、法学、音乐类学，亦复甚大，而今日所已发明之数学书，则可谓应有尽有。”
明人李之藻讲得更清楚，这七千部西书除了天文历法之书外：“又有水法之书，机巧绝伦，用之灌田济运，可得大益。又有算法之书，不用算珠，举笔便成。
又有测望之书，能测山岳江河远近高深及七政之大小高下。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
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节气。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有万国图志之书，能载各国风俗山川险夷远近。
有医理之书，能论人身形体血脉之故，与其医治之方。有乐器之书，凡各钟琴笙管，皆别有一种机巧。
有格物穷理之书，备论物理事理，用以开导初学。有《几何原本》之书，专究方圆平直，以为制作工器本领。
以上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