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把脉大时代全球战略新趋势
【编者按】中国网2014年7月29日刊登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陈向阳撰写的《把脉大时代全球战略新趋势》一文。文章共两个部分，认为世界正处于大裂变、大转型、大变革、大竞争、大过渡的“大时代”，中国应顺应潮流努力实现民族复兴，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
当今世界业已进入“后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已六年）与“后‘后冷战’”（冷战结束已二十五年）时代，力量中心多极化、经济科技全球化、地缘格局板块化、安全挑战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叠加演进，和平发展与战乱动荡并存消长，国际体系与地区秩序主导权深刻重组，世界处于大裂变、大转型、大变革、大竞争、大过渡的“大时代”，不稳定、不确定的一面相对突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机遇与挑战交织转化，须把脉大势、蓄势借势、顺势造势、引领时势。
全球战略五大趋势
首先，国际战略格局升级换代，既有的西方独大与民族国家主导，转向多极竞合与多元主体并存。
一是主要力量竞相变革，竞争未来制高点。各大国无不变法图强，纷纷调整战略、苦练内功、比拼后劲、抢占高地，改革成为当今时代主旋律与关键词，改革决定各国兴衰成败，大国改革决定世界未来，国内政治进程决定世界政治前景。美国奥巴马“新政”艰难推进，欧盟痛定思痛、告别过度福利，日本安倍野心勃勃、企图“重振雄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加快改革，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独领**”。
二是世界力量新旧消长处于“战略相持期”。金融危机催生“新升老降”大势，但老牌大国凭借新能源、新科技、新规则等竭力重振旗鼓，新兴大国普遍遭遇“成长烦恼”，社会风潮频发、改革“阵痛”加剧、分化退化显现“，群体崛起”势头放缓。
三是大国关系复杂重组。一方面，老牌与新兴大国两大“集群”展开“持久战”，前者依托北约、G7与两P（TTIP、TPP），后者凭借“金砖”等机制，博弈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缘热点，网络、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以及全球治理话语权规制权；另一方面，主要大国间关系“竞合化”，中美战略竞争与“新型大国关系”交织，美俄较量加剧但仍有交易，中日对抗激烈但经济联系还紧，美欧相互利用但亦互有提防（如美德“间谍门”），大国关系敏感联动。
四是非国家行为体地位迅速蹿升。政府间国际组织缓解世界“无政府状态”，跨国公司独立于母国的一面增强、对东道国影响增大，国际非政府组织鱼龙混杂、兴风作浪，网络化传媒与“信息化个人”能量惊人，突尼斯小贩自焚引爆地区性“革命”，斯诺登与“维基解密”挑战美国庞大国安情治系统。
其次，世界地缘战略格局艰难重塑，地缘利益与区域秩序博弈加剧。
一是区域一体化加快并深化，世界日趋“板块化”。欧盟因应对危机而有所加固，且继续“东扩”；北美三国深度联合；南美联合自强；非洲缓步结合；欧亚大陆中间凸显“欧亚联盟”；东亚经济合作诸多机制并存。
二是全球经济与政治重心持续“东移”亚太，亚太秩序主导权竞争激烈。美等各方加大投入亚太，亚太经济合作与安全竞争呈现“两张皮”，多边机制“产能过剩”、效率不彰。“印太”凸显“战略纽带”地位。
三是不同地缘板块的边缘结合部易成“政治断裂带”，滋生地区热点乱点，地区与域外大国地缘角逐加剧。非洲板块与亚欧板块挤压，欧洲板块与俄罗斯板块碰撞，亚洲板块与北美太平洋板块摩擦，分别催生中东、东欧、亚太三大“热带”。中东热在2011年末大变局持续与政治重建艰难，叙利亚“内战”外溢，伊拉克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巴以冲突再起，阿富汗战乱不已，巴基斯坦暴恐活动频发，美、欧、俄角逐与伊朗、沙特等角力交织；东欧热在乌克兰及巴尔干，美、俄、欧激烈角逐；亚太热在西太平洋及朝鲜半岛，中、美、日等复杂博弈。
再次，全球相互影响与依存加深，社会、科技、自然紧密关联，人类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一是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与“公共产品”行情看涨。
二是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成为事关全人类安危的战略挑战。联合国IPCC系列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安全风险倍增，催生“环境政治”与“气候安全”，气候新秩序与资源能源博弈加剧。
三是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异常复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将世界一网打尽。3D打印利弊参半，可能降低武器扩散门槛，恐将扰乱全球秩序。机器人与生命科学、生物革命福兮祸兮。美国智库“未来战争”项目预测，新技术使非政府组织能够使用以前国家才能使用的致命武器，认为这将消除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平民、境外与境内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传统界限。
第四，社会裂变、人口饱和、思潮混乱、模式多元，世界失序无序的一面上升。
一是信息技术与民主扩散致使社会碎片化、扁平化、网络化，治理难度倍增。多元利益更难整合，政府权威下降，传统等级制政治秩序式微，民间与社会力量上升，治理、管理、公共服务取代统治，社会不稳渐趋常态化普遍化。
二是人口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酝酿复杂影响。全球人口跨越70亿且续增，2030年将达80亿，生活水准普遍提升导致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空前吃紧。发达国家老龄化普遍，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失业问题严重，中国“未富先老”。世界经历第三次亦是规模最大与范围最广的中产阶级激增浪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成为主力军，推动民主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研究指“全球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将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改变各个社会、经济体和政治制度”。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大致相反，引发移民问题突出，诱发不同群体纷争矛盾。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亦将诱发新的不稳。
三是意识形态复杂更新，政治思潮多元变异，发展模式“新陈代谢”。民族主义（含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含宗教的与排外的）、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泛滥，人心思变、求变、多变，西方价值观难再强势，各方竞相探索特色突出的发展路径。
第五，既有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低效失灵，全球治理机制创新陷入滞胀。
战后国际机制惯性与惰性增加，加之既得利益掣肘，难以与时俱进。联合国体系成效不彰，世行与IMF影响下降。金融危机后全球机制变革创新虽一度加快，包括G20脱颖而出，但西方发达国家改革动力随危机缓解而递减，不愿与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导致IMF等实质改革缓慢。全球性机制下降，区域性机制上升，“两洋双P”（TTIP、TPP）来势凶猛，新兴大国合作协调机制加强，问题导向的功能领域新机制倍增。
主动应变六大思路
总体而言，须顺应世界大变局、大时代，着眼我党“两个一百年”首先是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服务民族复兴“中国梦”，增强“世界眼光”“、战略头脑”与“驭变能力”，稳扎稳打、趋利避害，预判预置、有的放矢，革故鼎新、引领潮流。
一是谋划2020年前和平发展大战略，打好民族复兴“新持久战”。“行百里者半九十”，力戒骄躁虚火，防止欲速不达，坚持“稳中求进”。强化国际国内“一盘棋”意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央统筹协调机制，注重危机与风险管理。对外不断将中国的经济实力有效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强化海外利益安保机制与能力。
二是顺应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多元大势，立足中国综合实力趋向“世界第二”的新定位，主动构筑更为有利的大国关系新架构。对自身实力的局限及与“世界第一”的结构性差距心中有数，坐稳“世界第二”，预防前后夹击。利用西方大国内部矛盾、西方大国与某些新兴大国矛盾上升等，化解西方大国联手对华，力避成为众矢之的。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龙头”，兼顾合作、竞争与斗争，运筹好关键性大国双边与三角关系，做大做实新兴大国协调合作，善于借助新兴大国与西方大国的“集群博弈”。高度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NGO、跨国公司等攻防并举，有效预防其对华消极影响，培植壮大中方相关力量。
三是着眼世界地缘政治新变局，布局全球，重点经略“大周边”。布局全球突出亚太、欧亚、中东三大重点，兼顾非洲与拉美等地区。“大周边战略”统筹陆地海洋、东西方向，扬经济之长，补安全之短，管控领土争端，巧破美国与某些邻国相互利用、联手对华，提早预防“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与安全风险。
四是以可持续发展指导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抢占新科技、工业、能源革命制高点，对全球相互依存与科技革命的复杂影响趋利避害。针对全球性挑战新发多发突发，制定全球治理战略，突出重点领域，自主承担大国责任，维护拓展大国权益。
五是针对世界社会、人口、思潮、模式复杂多元与失序无序上升，稳妥创新社会治理，优化“中国模式”。顺应人口与阶层结构新变化完善政经方略，呵护中产阶层，保障弱势底层，做好“十三五规划”，细化、具化、个体化“中国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容推进文明对话，主动扩大“中国道路”对外影响力与话语权。
六是积极参与多边机制改革创新，扩大国际制度性权力，引导国际体系平稳转型。加大投入，加快国际组织、多边外交、功能领域等专业人才培养储备。以双边投资与自贸区协定、区域经济合作等，有效因应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系列新谈判。
徐娟、金瑞：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
【编者按】2014年12月1日《学习时报》刊登了徐娟、金瑞撰写的《当前国际形势演变的十个特点》一文。文章深刻论述了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大国博弈加深、国际安全局势恶化、地区冲突加剧、国际秩序调整加速，和平与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全球性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发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多年，但余威犹在。世界范围内的萧条之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蓬勃复苏，金融危机逐渐转化为债务危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作用下，各国政治和社会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政府对金融危机举措不力
，社会极端情绪愈演愈烈，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怀疑，最突出的表现是“街头政治”持续上演，如挪威枪击案、“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更有种族融合、“民主赤字”等问题的作用。危机不仅损害了原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而且降低了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力，更松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与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传统西方大国以及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相比，支撑新兴国家持续增长的资源、市场、人口禀赋仍在，新兴国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增强，新兴国家不仅要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要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面临结构性调整。但是，原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并不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对新兴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维护和重塑之间双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点，使得国际体系存在对抗性风险，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俄欧美因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扩关系紧张，中美日因东海和南海争端引发对立，欧美因世界经济和安全防务主导权产生分歧，若矛盾和对抗升级，都会改变现有关系格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突发多变，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调整期。
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全球性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各国为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领制高点而竞争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逐步丧失就是例证，一些大国选择性地解读国际规则，采取单边行动引发国家关系紧张，这无疑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致使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加剧动荡。
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对立，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万能论”中左右摇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且相互推诿造成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为取悦选民各政党开出诸多“口头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对危机治理可以说寸步难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发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是中东变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内部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敏感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另外，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所受冲击巨大。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会转型的诉求一直被外部势力所压制，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后帝国时代”，政治动员的作用凸显，“全球政治觉醒”成为催化剂，潜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全面动荡，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民众走上街头，不仅波及整个阿拉伯国家，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甚至扩散到欧美，其中以希腊反政府示威、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性质完全不同，但都是以同样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如果说16世纪的海上争夺是欧洲国家通过海洋争夺陆地，那么21世纪的海上争夺是世界各国通过海洋争夺沉睡在海底的战略性资源，人类进入了新的海洋时代——“海洋工业文明时代”。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海洋争端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南北极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岛屿争端、英阿马岛争端等轮番上演，国际海洋争端也逐渐从单纯的岛屿归属发展成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对海底资源的争夺也从“暗斗”阶段上升到“明争”阶段。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工业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视了生态的有限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作用于自然的速度、力度、强度不断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波及范围都是空前的，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态危机若继续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经济和生命的损失，而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向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达尔富尔危机的源头就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当生态危机蚕食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时必将会威胁到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转而胁迫社会导致社会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不仅折射了美国的网络霸权，而且也为各国的国家安全敲响了警钟，信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网络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已发展成大国政治新的竞技场。作为国家安全博弈的新领域，一旦网络受到攻击，其破坏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网络被称为新的“核按钮”。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黑客攻击等使国家面临新的安全困境。同时，网络改变了国家的安全范式，维护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增强军事实力，还要增强国家保护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信息武器的不断应用更新证明了网络已经成为战争的重要对抗领域，信息时代的战争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战争的范畴，并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和边界。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构建新的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地缘政治变迁、非均势化发展、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宗教势
力壮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都会导致非常态下利益冲突升级。在国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领域的冲突都会牵动其他领域的稳定，引发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全面动荡。国际矛盾和冲突是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减少矛盾和冲突是对各国的巨大挑战，如何既能防止事态失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找到利益平衡点，在考验各国的政治智慧。
赵景芳：加强危机管理筹划国安战略
【编者按】《瞭望》2014年第7期刊登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赵景芳撰写的《加强危机管理筹划国安战略》一文。文章共三个部分，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伴随着各种摩擦与危机，应更科学地认识危机管理内涵，并善于借助危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管理和筹划。
当今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已进入以“摩擦崛起”为特征的重要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力度。同时，与中国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的邻国也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危机频发，中国对外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增大。
可以预计，以各种危机多发、并发为特征的中国国家安全状态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鉴于此，应更科学地认识危机管理内涵，并善于借助危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管理和筹划。
危机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常态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威胁的泛化、敌友界限的模糊和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各种类型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日益频繁，国家安全正遭遇危机的全方位“围堵”。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危机从四面八方涌来，多种多样，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既有来自传统领域的，也有来自非传统领域的。二是危机间的联动性增强，日益复杂，其中既有国际与国内的跨空间联动，也有不同危机之间的跨议题联动，且传统危机与非传统安全危机相互交织渗透。一种危机的爆发会迅速产生传动、外溢效应，从而刺激、引发其他种类危机的发生。比如“天安号”事件所引发或连带产生的中美黄海军演危机、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俄日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危机、延坪岛炮击，等等。三是危机控制难度不断加大，多数国家在有效应对危机方面的理论准备、机制准备和资源准备都明显不足。危机的常态化趋势，要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加强危机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大国战略博弈重要方式
历史上，国家间博弈往往通过外交和战争两种手段来进行。冷战结束后，在经济依存日益加深、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扩散、国家间关系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危机管理日益走向国家间博弈的前台，成为国家获取利益、调节与他国关系的重要方式。
综合来看，危机作为国家博弈手段有四个方面作用。一是通过危机博弈试探对方底线和容忍限度。二是通过危机博弈传递信号，表明己方立场与决心。三是通过危机博弈释放国内压力，获取利益。四是通过危机甚至冲突来间接交手，以危机博弈代替大战，从而划定彼此利益边界。
简言之，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下，国际危机已逐渐成为暴力冲突和现代战争的重要替代活动之一，是当事国利益之间相互竞争和协调的过程，各国在进行战略谋划时也都开始把危机管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作为维护、实现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危机管理的本质是瞄向国家利益的。因此，危机管理不单单是操作层面的危机处置和应急响应，更是战略层面的主动设计与筹划。除了危机的遏制与消除，危机管理的内涵还应该包括危机的利导、转嫁，甚至埋伏与制造，即借助危机有计划地将其转化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契机，顺势扩大自身影响。
大力倡导积极管理理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敏感和多变。作为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遭遇国际国内危机和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在新形势下，进行积极的危机管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首先，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增大，来自外部力量的警惕、压力、遏制与围堵也将同步增大，突出表现为大国积极插手中国周边问题，努力制造和埋伏针对中国的国际危机。比如，美国在“天安号”事件中推波助澜，制造东北亚紧张局势；2011年，积极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为干预南海问题埋下伏笔；等等。
其次，随着中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全球拓展，中国已无法关起门来埋头发展。无论是发生在我们周边的“天安号”事件、撞船事件以及南海争端危机，还是发生在遥远西亚北非的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和伊朗危机，都与中国关系重大。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中国维护国家海外战略利益的重要部分。
最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攻坚期，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内部危机的管理及其与国际局势的互动正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客观上看，目前国内危机意识仍然十分薄弱且对危机的认识存在偏颇，不仅将危机看作是偶然性的、突发的外部事件，而且还固守危机就是“绝对的坏事情”这样的传统看法，其对危机管理更多地强调消极预防和被动应对。
必须清醒认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树立积极管理、战略管理的危机管理理念，不断提高控制和驾驭危机的能力，降低与其他大国间的冲突风险，将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课题。
吕正韬：国际安全“新冷战”形态再显 大国冷对抗加剧
【编者按】2014年8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解放军某信息研究中心吕正韬撰写的《国际安全“新冷战”形态再显 大国冷对抗加剧》一文。文章认为国际安全局势在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角力下呈现出“新冷战”态势，并对大国冷对抗加剧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文章共四个部分，本书在收录时节选了第一部分。
持续近50年的以美苏为核心的全球冷战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冷战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美苏两极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显著；二是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三是军事联盟的集团对抗及相关安全机制；四是贯穿始终的军备竞赛；五是对抗有一定的控制机制，尽管美苏两极时常游走在战争边缘，但始终没有直接发生热战。
自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进入和谐状态。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以美俄为代表的大国间的强力对抗频发，而且在战略观念、手段运用等诸多方面都闪现着强烈的冷战特点。在科索沃战争、美国推进东欧反导部署、俄格战争、叙利亚内战等事件中，人们往往有冷战还魂之感，“新冷战”的概念也因此被频频提及。
“新冷战”形态首先体现在西方战略思想中出现新的“二元论”。这种二分法认为，国家性质类别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和经济的混合体”，按照这种标准，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一种是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另一种是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两种国家不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挑战的。
西方理论界这种非友即敌、制造对立的二元论十分危险。要知道，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曾发表过“两个中心”说：强调世界革命大势，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集结在自己周围的社会主义中心；一个是把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集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中心。1946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中，论述了“铁幕”把地球划分为两个势不两立的世界。这些论调恰恰是冷战爆发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多极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大趋势下，这种二元分割法的流行是一种必须警惕的信号。
“新冷战”形态再现还体现在地缘战略优势的争夺热度不减。美国最负盛名的地缘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冷战结束数年后，出版了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在书中断言，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政治目标是欧亚大陆，在这副棋盘的角逐中，美国应支持苏联国家，避免俄罗斯成为一个新的欧亚帝国。而中国则是“远东之锚”，一只与西方“民主桥头堡”竞相匹敌的“远东之锚”，除非美中能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
现实与理论是如此相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以“小步快跑”和“见机跃进”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抢占苏联解体后留下的地缘真空，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经过三个重要节点后有十几个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对俄罗斯形成严密围堵之势。西方的战略攻势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实力不济的俄罗斯只能绝地反击。其中，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8年的俄格“五日战争”这两场热战，以及最近乌克兰的分裂，是美俄地缘战略角逐曲线上的几个显著峰点。
在亚洲，中国这个“远东之锚”成为美国防范和遏制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奥巴马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更是充满进攻性和扩张性。2012年11月，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休·怀特专门撰文提出了“奥巴马主义”的概念，并与“杜鲁门主义”相提并论，认为“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是遏制苏联，而“奥巴马主义”则是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的新冷战。
战略上，美国不断介入中国东海和南海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挑唆和支持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对中国形成牵制之势。军事上，美国把60%的精锐军事力量向亚太地区集中，并不断在中国家门口军演、侦察生事。美军近来全力推进“空海一体战”计划，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作战构想是用新冷战方式应对中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战术上，美国在网络安全、太空科技等一系列问题上频频向中国发难。最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禁止中国科学家参加太空探索学术研讨会，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还有军事联盟机制单向强化。西线方面，美国在欧洲推动北约东扩，不断加强北约的整体实力，在这个进程中，北约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变，它由一个本来的集体防御组织转变为具有扩张性、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线方面，美国不断强化美日韩澳菲军事同盟，夯实巩固在亚洲的战略据点和前进基地。
有数据统计，目前，美国通过军事联盟及其附带机制，已经将全世界90%以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紧紧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绑在一起。美国的军事渗透和控制已经深入全球，美国凭借军事联盟机制的单向强化来对它的所谓“对手”和“敌人”实施更有力的孤立和遏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