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实现经济由大变强关键是转方式
【编者按】2015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撰写的《实现经济由大变强关键是转方式》一文。文章认为，我国与世界经济强国的差距虽然表现在人均国民收入、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方面，但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差距。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
我国与世界经济强国的差距虽然表现在人均国民收入、科技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等方面，但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差距。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
处理好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前提。没有合理的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提高人均收入就无从谈起，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但我们要的是没有水分的速度，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必须处理好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在提高质量效益基础上实现中高速增长，不断增强综合经济实力。
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创新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必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历史**汇，提供了难得的时间窗口。应把科技创新放在经济强国建设的核心位置，推动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转向主要依靠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突出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链有机衔接。改革政府科技投入方式，变以往的选择型、分配式为普惠型、引领式，设立创新投资引导基金，用好私募、股权众筹等融资工具，支持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等的发展，调动全社会增加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收益。发展众创空间、创新工场等新型孵化平台，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
加快形成人力资本新优势。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基础。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每年大学毕业生有700多万，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毕业生有600多万，海外归国留学人员有30多万。这是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化为人才质量红利、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的强大人力资本条件。应加快教育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教育体系，将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建立技术移民机制，大力吸引国际人才。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新水平。拥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并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建设经济强国的根基。目前，我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但多数产品附加值不高，知名国际品牌不多。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培育工业机器人、信息网络、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动智能制造、分布式能源、网购、互联网金融等新型制造和服务业态发展，促使企业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环节提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向“工业4.0”升级。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和先进智能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建设全球领先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提升城市群发展新能级。城市群是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建设经济强国必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坚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进一步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打造成为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先进制造和高端服务体系，增强对国际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提升规模能级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加快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发展，积极培育北部湾、长江中游、成渝地区、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等一批基础条件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兴城市群。培育发展北京、上海、广州等若干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城市，促使其成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
激发体制机制新活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建设经济强国的根本途径。应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逐步形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新模式，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转移支付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完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
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参与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国际竞争，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应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促进企业在走出去中提升技术、质量、品牌和服务水平。推进上海等自贸区建设，及时向全国推广成功经验和做法。完善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推动其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对外经济体制，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主动。
李拓：全方位审视中国经济新动力源
【编者按】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在《人民论坛》2015年第27期发表了《全方位审视中国经济新动力源》一文。文章认为，新的发展动力正在不断聚集，上扬的势能正在聚集和形成。习近平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构想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制高点和战略驱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产生新的功能，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文章共分九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一、三、五、六部分。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构想正在形成新的战略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上的谋篇布局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战略制高点和战略驱动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谋划新格局，在经济、政治、法治等领域开辟新境界。经济自身有其独特的规律，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各种要素也聚集到了一定边际和临界点，再聚集就可能出现乱象，这时候就必须在战略上做出调整，尤其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期。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出现飞跃。而这一轮经济发展的战略动力恰恰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在战略上为新的发展要素开辟了空间，创造了条件，产生了强大的战略驱动力。
今天在新常态下的战略调整非常像改革开放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调整。这种战略调整在一段时间进行消化后，将形成激活新的发展要素的综合推动力。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改革描绘了蓝图，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发展制定了法治框架，加上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构成在原来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调整和谋划。它的政策聚合效应和功能将逐步显现。随着改革向深度推进，可以预计将产生新的发展动力，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开放产生的政策效应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将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战略动力。
结构调整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经济结构调整就是淘汰落后产能，以新的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高劳动者素质的新型企业来取代落后的企业。这在发展战略上是没有错的。但是，结构调整也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甚至还有相当长的阵痛期。
从劳动者角度看，劳动者必须适应新的产能对知识、技术和能力等方面的需求。如果不抓紧提升自身的能力和从事更高级劳动的技巧，他们就会被淘汰。要想适应新的劳动状态就必须学习、培训和提高，而这又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
从企业来说，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了，新的设备和生产线引进了，一系列新的生产知识、规章制度都需要熟悉或逐步建立，这也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更新。从一般意义上说，所有的新生产线都需要知识结构和规章制度的更新，而更特殊的产业和行业，更需要包括转变思想在内的全方位的变革。
这一切都会给结构调整带来时间成本，旧的落后产能所留下的增长空间由于新产能一时还没有马上补上，所以就会出现结构调整的阵痛期。随着调整阵痛期的逐步结束，企业转型和劳动者自身转型成功，新的靠劳动者素质和科技、金融等方面驱动的创新以及相关调控措施的出台，新的发展要素正在不断聚集和形成。新的结构将产生新的功能，因此结构调整将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动力。
综合配套改革措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在金融政策上，完善金融宏观调控，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优化信贷结构，通过正向激励措施，促进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为稳定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就业创造良好金融环境。发挥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在科技政策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推动大多数科技力量进入市场创新创业，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完善科技立法，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金融和科技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轮子，有了金融政策和科技政策的改革，随着这些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和落地，中国经济发展就有了金融支持和内涵增长的动力。
外交政策的新举措为发展进一步拓展了国际空间
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建立在“亲、诚、惠、容”新政策措施基础上的周边外交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空间，如“一带一路”，“互连互通”，惠及周边，又启动了新的发展要素。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开展互利合作的前景广阔。深挖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潜力，必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进而形成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
【编者按】2015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撰写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一文。文章认为，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而这个增长新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文章共分五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五部分。
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增长速度换挡，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的结果。2010年，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衡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分类
和按人均GDP衡量，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同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随后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这种阶段性变化意味着，长期支撑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渐式微，必然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实际经济增长减速。
经济增长减速并不必然是坏事。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高速经济增长是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赶超现象。例如，2014年在世界经济平均2.5%的增长率下，低收入国家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4.5%，而高收入国家只有1.7%。这是因为，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则是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如果资本、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分别都是5%，如果没有生产率的进步，正常情况下产出或GDP增长也应该是5%。如果显示出的产出或GDP增长大于5%，譬如说是8%，这多出来的3个百分点，在统计学意义上表现为一个“残差”，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或经济增长的贡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说，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大量经济学文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经济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时期，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一方面，这个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
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风细雨中实现，而需要经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阵痛。在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样，立竿见影地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
从人口数据看，无论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还是按照户籍人口的口径，作为外出打工主体的农村16-19岁的青年人口，都已经于2014年达到峰值，今后总量将绝对减少。与此同时，年龄在40-45岁的农民工数量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城市的长期预期，在这个年龄阶段就开始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应地，在政策环境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外出的净增长速度也必然减慢。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显现。例如，在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增长率为4%，2014年下降到1.3%，而2015年上半年仅为0.1%。
因此，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则直接体现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效果上。具体来说，旨在保持可持续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要通过延长人口红利以及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首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为户籍制度改革以倒排的方式设定了时间表，用有针对性的指标规定了路线图，必将产生明显的改革推进效果，创造有利于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改革红利。通过清除一系列与户籍制度相关的体制障碍，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稳定城镇化速度，获取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农民工就业是不稳定的。当人口结构变化到这样的阶段，潜在的外出农村人口不足以补偿回流的农民工时，劳动力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重，还会造成生产要素的逆向配置，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形成所谓逆库兹涅茨现象。只有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才能阻止农民工的倒流，避免出现逆库兹涅茨现象。
其次，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指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最后，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以适当的形式成为引导创新发展的指标。新的发展理念要转化为相应的发展实践，应在具体的规划中形成对应的指标，或许不必直接用于考核，但作为一种宏观激励信号，有助于引导政府、社会、企业了解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自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例如，新加坡政府认识到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于20世纪90年代把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设定为国家目标，从此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
赵志耘：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编者按】2015年11月18日《大众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志耘撰写的《供给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文。文章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可以从需求端去寻找，也可以从供给端去寻找。由于当前需求刺激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且影响到经济的平稳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从供给端来寻找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就成为了必然选择。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解除“供给约束”
中国经济在经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总需求调整受到越来越多制约。外需增幅无法回至全球金融危机前；消费需求短期也难以大幅提升；投资需求受资源、环境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的约束，刺激空间也明显缩小。但是，如果跳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增长的分析框架，从供给方面着手，就能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就全部经济看，供给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回顾近十几年来我国历次调控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调控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波动，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过往每一轮“强刺激”过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
短期来看，有效需求决定了经济增长，而从中长期来说，经济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就能使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一些强势机构通过人为制造“供给短缺”，从中获取超出正常水平的稀缺性溢价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于经济中的很多领域，这直接侵害了作为需求方的广大民众的利益，也不利于需求的释放和经济的增长。只要通过减税、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有三个。一是劳动力供应的扩张，特别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人口红利和城市化）；二是不断的资本积累（高储蓄）；三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当前，这些推动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要么逐渐衰退，要么遇到了新的瓶颈。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利率管制、分业监管等金融规制使得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渠道不畅；研发投入不足、研发效率不高制约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0%多一点，而发达国家在70%以上）。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供给抑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资本积累，逐步解除“供给抑制”，从而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此外，更为关键的是要提高生产率，使得经济增长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生产率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故事的全部。”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人均GDP可比价增长了17倍，同期GDP可比价增长了25倍，可见，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是相对上升，而是相对下降了。这说明，我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不是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生产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结合方式的改进，而这三方面都要依靠创新才能实现。创新驱动不仅有助于在要素驱动的后期阻止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还能为经济增长集聚效能较高的投入要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与需求政策相比，供给政策更符合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人力资本的提高、企业创新活力的增强和制度创新则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力资本是以先天的劳动力为基础，通过后天多种途径投资而形成的。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不但具有一般生产要素的作用，而且也具有促使其他生产要素提高效率的功能，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仍然以获取知识为中心，强调创新思维和实际动手能力的素质教育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来，导致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创业意识与能力不足。此外，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存在收入、福利、激励手段等方面的巨大差别，体制内的人才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体制外的人才缺乏创新资源而导致创新能力发挥不畅，体制内、外的人才双向流动存在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制度障碍。因此，我国进一步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打破人才身份、所有制等限制，改革人才投资政策、教育制度、培训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探索多种人才流动形式，给人力资本积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
企业充满活力，市场充满良性竞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当前，企业创新活力不足是我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最主要障碍。在现有的创新体系中，企业常常处于被动创新的配角地位，创新的主动性和创新空间受到较大压制，严重影响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发
展经济，在对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最好的方式是顺其自然，靠市场发挥作用，最差的情形是政府跟市场争夺，说明当时人们就看到了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的问题，并且认识到应该把这种权力交给市场，顺其自然。因此，要改变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通过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制度创新是指对现存制度的变革，实质是一个社会以新的更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取代旧的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竞争制度等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的变革。制度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设立新的规则，增加产出的积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产出增长率。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么是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力量？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政府干预的最终效果取决于经济的供给能力，这是因为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又取决于其供给能力。因此，与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需求政策相比，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保护企业和个人的权益（包括产权、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的供给政策更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郑新立：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编者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求是》2015年第21期发表了《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已进入只有靠创新才能维持发展的新阶段。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求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在每年经济增量中必须占有一定的比重，实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二、三部分。
如何打造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与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它要求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在每年经济增量中必须占有一定的比重，实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即使对传统产业，也要用当代最新技术加以改造，包括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在农业中广泛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在第三产业中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当代最先进物流运输方式，在能源产业中不断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比重等。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将大大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建立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必须全面推进科技、产业、企业、市场、产品、业态、管理等各个领域的创新。
科技创新是各个领域创新的先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物化在技术装备、生产工艺、操作技术等生产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科技创新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专业技术的创新，必须合理布局这三个领域的人力、物力、财力，使之相互协调、相互推动。当前，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投入相对薄弱，应适当加强，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应用技术和专业技术的进步。
产业创新是技术进步的立足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只有转变为产业技术，才能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为人类带来实惠。当代技术进步催生了一系列新的产业，如互联网产业、遥控产业、基因工程产业、新能源产业、激光产业、石墨烯产业、太赫兹产业、3D打印产业等。在这些领域，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必须加大投入，迎头赶上。在传统产业技术的更新改造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比如，我们每年进口原油和精细化工产品分别达到2000多亿美元，充分说明在石油化工这个传统产业的技术上，我们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利用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国内已经取得突破的煤化工技术发展煤化工产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石油和化工产品的大量进口。又如我国每年进口各种芯片2000多亿美元，如果能有效组织芯片产业技术的协同攻关，就有可能实现芯片的国产化。
企业创新是推动技术创新的主体。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力量、研发成果均已占全社会的70%以上，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也应看到，企业对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还很不足。在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和试验活动的企业所占比重不到50%，大部分企业仍没有自己的技术专利。一般来说，在传统行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应达到3%以上；在高新技术行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应达到10%以上。我国大多数企业尚未达到这一要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要求，一定要从企业做起，努力使更多的企业成为创新型企业。
市场创新是企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在产能过剩、需求约束日趋强化的条件下，企业要想不断发展，必须建立用户第一的理念，千方百计满足市场需求，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要善于发掘潜在的市场需求。例如，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环保产业将成为新的增长点；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健身产业将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为他们提供海外投资的咨询、融资、保险等服务，也将派生出新的产业。不仅要研究和开发国内市场，也要研究和开发国际市场。只有通过市场创新，开拓多元化、大规模市场，才能增强经济拉动力。
产品创新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的必然要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将不断升级，而科技进步使企业能够创造出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企业应把不断开发新产品作为生存发展之本，既满足现有的需求，更要通过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需求。产品创新既要注重其功能、外观，更要注重质量和安全，创造和培育知名品牌。
业态创新是基于新技术或规模化、标准化要求的企业经营模式创新。新业态最先而且大部分出现在商业领域，以连锁店、超市、仓储式货柜、快递、快餐为标志，其方便快捷和高效率对传统商业模式构成了强大竞争压力。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店、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众筹、在线教育、无纸化设计制造、3D打印、文化创意、旅游地产、预约出租、网络影院等“互联网+”行动异彩纷呈，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几乎在所有的经济领域，谁能率先行动，谁就能占得先机，取得不可估量的成就和效益。
管理创新是各类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源泉。管理创新主要是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好的制度，可以使大家和谐相处，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好的体制，能够激发人的创造智慧，把众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强大合力。好的运行机制，可以使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乃至整个国家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灵活高效运转，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尽其力。管理和科技被称为现代化的两个车轮，科技创新必须有管理创新予以支持。要吸收当代世界先进的管理经验，不断推进管理创新，把每个单位、行业、地区和国家管理好。
如何构建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
建立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涉及从科技创新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必须对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和制度重构。
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动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是科技创新的三支队伍。目前，民营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每年申请的技术专利占全国申请总量的2/3左右。国有企业尚有巨大的创新潜力，通过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建立员工持股制，强化市场竞争，将能把国有企业潜藏的创新能力激发出来。在发达国家，大学是科技创新的基地，重大创新往往出自大学。据统计，近代约70%的科技创新是大学贡献出来的。我们应向发达国家学习，把创办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作为教育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引进高水平师资等措施，推动国内重点大学的主要学科达到世界前沿水平，创造更多的科技成果。要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科学院和各类专业研究设计机构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科学院侧重基础研究。原各部门所属的研究设计院所改制之后，在对行业重大技术难题的研究上有所削弱，应通过行业协会或政府组织产业联盟，实施协同创新，尽快攻克阻碍行业发展的技术难题。
建立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始终是我国科技体制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以致大批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被束之高阁，浪费巨大。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一般在60%左右，而我国还不到20%。成果转化率低，除了研究成果质量上的原因外，主要在于用户、技术持有者和政府之间缺乏一个紧密的连接转换机制。企业担心新技术不成熟，对技术的工程化和中间试验投入缺乏积极性，不愿承担“首台套”风险。技术持有者缺乏工程化和中间试验的资金，特别是由财政资金资助的科研成果，其推广应用后取得的收益分配与研发者脱节，成果评审报奖后就算完事，对成果的深化研究和推广应用不够。针对这些问题，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政府有关部门应把加强成果转化环节作为重点。应由政府出资，建立成果工程化和中试专项基金，对该环节进行补助。对财政资助和职务发明的技术成果，应将其转让或应用后所获收益的大部分留给持有成果的单位和发明人。
完善支持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体系。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包括种子基金、创业投资基金（VC）、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创业板市场等，才能发挥金融对科技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种子基金是专门投资于创业企业研究与发展阶段的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是专门投资于具有发展潜力和快速成长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两者投资的对象一般都处在创业阶段，属于高新技术行业的小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是专门投资于非上市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投资对象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资金流。前者属于早期投资，后者属于后期投资。要完善创业板市场，使风险投资能有退出机制。美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靠风险投资支持发展起来的。我国风险投资起步晚，发展不成熟，应借鉴国外经验，重视培育和发展各类风险投资，通过市场估价、优选、投资机制，扶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高新技术企业。
合理发挥政府在支持创新创业中的作用。创新的活力来自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府的作用。美国之所以能在科技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与合理发挥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美国政府在支持科技创新中的作用，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不同时期提出能带动科技进步的国家重大工程，动员各种资源予以实施。如历史上著名的曼哈顿工程带动了核工业发展；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航空航天事业发展；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带动了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实施的新能源计划和制造业复兴计划，也将对能源产业和制造业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允许由财政资金资助研发的军工技术无偿转移到民用工业，带动民用技术进步。三是制定保护知识产权、完善竞争环境、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法律，政府设立小企业局，财政拨专款，帮助小企业转化科技成果。四是广纳全球人才。通过提供奖学金和加入美国国籍等制度，吸引各国优秀人才赴美留学和工作。我国正处在科技追赶阶段，只有学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并从我国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法规和发展战略，才能尽快赶上。
培养和吸引国内外创新人才。建立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关键在于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还应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从小抓起，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领军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制定吸引全球人才的战略和政策。鼓励企业到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就地利用国外人才资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