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战略核心
【编者按】2015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战略核心》一文。文章认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可持续和平的需要。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持久和平。
近来中国重大外交行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阐述的重要主张，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宣示。
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持久和平，这点与西方国家不太相同。尽管西方国家也希望世界和平，但是它们往往采取的方式是把自己版本的政治秩序、国际秩序，强加给包括中东、非洲、亚洲等区域的国家。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因此现在许多区域的国际秩序，其实是西方秩序的延伸。
反观中国的外交哲学，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只有国际和平才能有发展，只有建立在发展基础上的和平才是可持续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周边外交理念都强调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和沿岸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有许多非常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大多都是贫穷酿成的苦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精神，就是推动沿线和沿岸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外交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占据关键位置。在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迄今的多次谈话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一定会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崛起中的大国，最终导致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观念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而且西方国家之间在过去也正是这么做的。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希望避免或走出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外交呈现“两条腿走路”和“一个圈”的特点。“两条腿走路”体现与美、欧、俄等建立的大国关系，尤其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体现在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目标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一个圈”体现于中国的周边外交，主要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无论是“两条腿走路”，还是“一个圈”，都不是要另起炉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周边外交理念，既是承担区域国际责任的一部分，也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有效补充，而不是像一些美国人所说的要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日益成为现存国际秩序中积极活跃的一员，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而且在这些国际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对中国提出的一些新倡议所表示的担忧，显然是美国人从西方历史经验来理解的结果，而非从中国历史和文化理解的结果，或者说，这是美国人的误解。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无论谁垮下来，整个国际关系都会垮下来。中美关系不仅决定着各自国家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要避免战争和冲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可以这么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可持续和平的需要。
苏晓晖：2015年中国外交的三大特点
【编者按】2015年12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撰写的《2015年中国外交的三大特点》一文。文章认为，2015年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呈现出更好地服务“中国梦”、具有大国担当、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特点。
2015年，中国外交更加积极有为，呈现三大特点。
其一，中国外交更好地服务“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推动世界机遇与中国机遇之间的相互转化，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是统一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联系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重要抓手。如，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期间，落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哈“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在土耳其，习近平与土耳其等国探讨相关领域的合作潜力。中国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
其二，中国外交具有大国担当。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值此重要节点，中国强调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坚决反对任何美化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的行径以及任何篡改历史的图谋。经中国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主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会。习近平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宣布中国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
中国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还要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来同各国一道研究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等重要经济治理平台上呼吁，应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还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活动并发表讲话，提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对策，激励各
方在谈判进程中凝聚共识。
中国在国际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应有之义。
其三，中国外交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英决定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黄金时代”，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重视和关注不断增加，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外交展示了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
任晓：周边外交的新亮色
【编者按】2015年11月7日《文汇报》刊登了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撰写的《周边外交的新亮色》一文。文章认为，就中国外交布局而言，“周边是首要”。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当前，关系的发展似乎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每年11月，随着18个国家的领导人云集东南亚，出席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一系列峰会，一出出外交大戏接连上演。2015年11月，系列峰会尚未举行，习近平主席即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展开访问，更增加了11月外交的亮色和人们的关注度，外交大戏的帷幕似乎已提前拉开。
中国崛起于本地区和世界，是21世纪的一件大事。中国的崛起必然不同于过去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其引起的影响和反应之广、之深，如同一层层的涟漪，不断扩展开来。对此，周边各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变化，而它们在一段时间内的不适应，也是十分肯定和自然的。对此，我们不宜简单化地一概视之为“中国威胁论”了事，或一律归因于外部力量的插手挑拨。那样的话，将不利于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东南亚地区各国，多为中小国家，而中国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大国。作为中小国家，通常都会希望从大国那里获得一些益处，同时又对大国存有某种戒心，这便是经济上有所求而安全上又多“心眼”，甚至在经济上都会担心是否过于依赖别的国家。这一状况在现实中的反映，是多年来东盟各国一直引大国而入，令其相互制约从而达到某种平衡。作为这种“平衡术”的表现，除了极少的例外，小国一般不愿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努力谁都不得罪，左右逢源，对其最为有利。对于这样的小国心态，大国应有细致的体察，而且一般来说不宜过于计较得失。
就中国外交布局而言，“周边是首要”。既然如此，无论如何都要从稳定大局着眼，而以不至“浮动”为要。对于小国有如上的心态，似也无需讶异。大国以其体量之大，通常会处于较主动地位，对于同幅员和力量较小的国家打交道，可多取“宰相肚里好撑船”姿态，在平等基础上，可以优渥以待，使对方安心、放心，而不至担心、忧心。
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双方建立了伙伴关系，达成了自贸区协议，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10+3”和“10+1”机制化建设不断推进，产生了双赢的效果。而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前后，关系的发展似乎遭遇到了一个瓶颈，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一时间整个地区好像不那么“稳”了，似乎有点“浮”起来了。在这一情形下，外部力量也有了更多“运作”的空间。当前，中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顺应了历史的大势，为本地区各国提供了多种机遇以及合作共赢的广泛可能性。习近平主席的越、新之旅，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更能看到其包含的重要意义。
越南在东南亚国家中是人口较多、幅员不小、发展也较快的国家，不过相较于中国，在国力方面自然有差距。越南有漫长的海岸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定的专属经济区制度等对其有利。在中越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遇到风吹草动，越南民族情绪受到刺激，容易出现过激反应，甚至出现对中国投资企业进行“打砸抢烧”的极端行为。在南海问题上，越南靠拢美国，以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中国，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但在美国眼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颜色”属红，却也是事实，而且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中国是近邻的大国，越南若“远交近攻”，是否明智？似大可质疑。两国若都从战略上和根本利益上考虑问题，必须有更为宽阔的思维。通过中越最高层高频度的交往和沟通，相互在战略上“交底”，以达成一种心知肚明的默契，是十分必要的。两国在体制上的近似性，使其领导层都有能力发挥一种引领作用。这一引领作用发挥得好，将极大地有利于有效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中建设性一面的发展。这有利于双方，有利于两国人民。
新加坡国虽小，但中新关系的重要性却一点也不逊色。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是一个成功的合作范例自不待言，在治国理政方面新加坡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经验，双方有不少交集，可以相互分享。新加坡也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这种发达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智库的发达，数量不少，质量也较高，它们在对中国的研究、对本地区的研究方面都堪称翘楚，提供了不少思想产品，产生了堪称重要的思想影响力。这种软性的影响力一直以来都发挥着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政策界一向为人们所看重，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赵可金：构建中美关系协调新架构
【编者按】2015年11月30日《学习时报》刊登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赵可金撰写的《构建中美关系协调新架构》一文。文章认为，随着中美关系交往的深入，中美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中美战略竞争和摩
擦的烈度也在上升。如何协调和管控中美关系，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基，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文章共分三部分，本书收录时节选了第三部分。
在中美关系的互动格局中，传统分析范式以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为核心，将国家战略利益放到第一位，从各自战略利益格局出发，通过管理两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次序、共同利益以及决策偏好等，来维护中美关系互利合作的势头。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入，中美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中美关系动荡的根源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内部不同社会网络之间的斗争，中美关系越来越呈现为不同社会网络竞争合作的网络间政治格局（Politics among Networks）。因此，在新形势下，发展中美关系要从跨网络互动的新政治逻辑出发，着眼于构建中美关系新架构，逐步巩固合作共赢的势头，管控竞争冲突的根源，牢牢把握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大局。
战略协调框架。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最具世界战略影响的双边关系，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对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中美需要在大战略、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内外政策的各个方面都要建立顺畅的战略协调架构，这一架构有点类似于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架构，但又不完全一样，中美战略协调架构更加全面，不局限于战略安全领域，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互动机制。
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军事交流等90多条沟通管道，中美战略协调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目前的协调管道更多属于功能性沟通，且不同沟通管道之间缺乏互通机制，这种情况使得中美在达成众多合作项目的同时，也诱发不同领域的社会网络之间围绕中美合作成果分配的竞争，跨网络之间的竞争很容易转化为两国关系之间的摩擦，如果管理不到位，就可能引发中美关系的严重后果。因此，当务之急要建立协调众多双边互动管道的机制，可以考虑建立以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互动的机制，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定期会面和专题磋商的机制，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中枢，将众多互动平台整合起来，呈现为“一个中心，多条管道”的战略协调架构，这对于稳定中美战略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全球伙伴框架。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关系被“重新国际化”了，越来越多的国内议题、双边关系议题、地区和全球议题成为中美首脑峰会的主题，涉及宏观政策协调、国际金融改革、气候变化、地区热点问题等众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更关乎整个世界全局。在这种情况下，二战后确立的众多国际机制，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北约、军备控制机制，以及各种区域和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等，都将需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和调整。
在这一转制过程中，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国际社会中“既得利益国家集团”的利益，中国则代表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大国，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围绕一系列全球发展问题展开激烈的较量和角逐。自2009年以来，中美在当今世界舞台的几乎所有问题上进行激烈的较量，比如关于创建超越主权的新国际储备货币的争论，关于IMF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问题上的争论，关于从G8到G20转制的争论，关于东亚共同体的争论等，以及关于亚投行和TPP等，核心都涉及转制和建制方案之争。围绕如何在西方不再占据超强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改革国际制度，这将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为了避免因为建制和转制方案之争引发中美关系失控，要求中美在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起顺畅的对话沟通管道，着眼于化解全球挑战，创造合作共赢秩序，推动中美关系在联合国、IMF、世界银行和WTO等国际制度框架内建立顺畅的伙伴关系架构，让中美关系在共享的游戏规则内有序竞争，良性互动。
危机管理框架。毫无疑问，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众多麻烦和问题，诸如网络安全、南海争端、贸易摩擦、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价值观差异问题等。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要增强耐心，不急于强行闯关，而将争端和分歧纳入战略对话和沟通的管道之中，通过建设性管控分歧，筑牢中美关系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的堤坝，增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抗风暴能力。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必须切实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战略误解误判。中美存在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将分歧扩大化，而将对方妖魔化，甚至直接损害对方的核心利益，挑战对方的原则底线，踩踏外交政策红线。像中美两国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各自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利益摩擦在所难免。但只要切实尊重对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坚持原则底线，画出政策红线，提升中美战略互动的透明度和清晰度，就会避免发生战略误解和误判，也会有助于捍卫中美合作的基础，防止局势发生失控。
建立危机管理框架，还要努力争取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中美关系的目标是合作共赢，途径也是合作共赢。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社会已经高度相互依存，已经成为中美命运共同体。尽管中美存在很多差异，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除了合作共赢，没有其他路可走。从目标上来说，中美两国领导人要把握各自国家利益的优先次序，着眼于共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途径上来说，中美两国也需要创新外交思维，创新外交方法，以合作共赢的手段来寻求合作，谋求共识。只要中美坚持以合作共赢的思维寻求合作共赢的目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一定能够走得通，走得好，这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之幸，更是世界各国人民之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