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新变化与中国战略选择
【编者按】2016年12月19日《学习时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冯玉军撰写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新变化与中国战略选择》一文。文章认为，2016年的国际局势跌宕起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俄土关系的峰回路转都出乎众多分析家的预测。这反映出世界思潮、大国政治以及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正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正确认识这些变化的实质和客观趋势，避免战略误判，是采取正确的战略决策并有效保障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首要条件。
美国的实力地位变化
能否继续担当世界“负责任的领导者”成为考验美国霸权的核心要素，也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2008年以来，“美国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而实力衰落、霸权地位受损”“国际权力重心加速东移”的说法流传甚广，不仅成为不少国际问题学者的口头禅，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笔直、线性的，而更多呈现出螺旋上升的状态。在经历了几年的阵痛之后，美国的制度弹性和自身修复能力正促使其适应新的环境，并着眼于未来大国战略竞争调整战略和政策，引领世界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如今，美国的实力地位正在加速反弹。
随着“水力压裂技术”在美国油气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1年，美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2014年，美国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这些创新技术不仅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还将对世界经济发展、国际权力分配与重组带来历史性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工业化国家推出一系列旨在振兴制造业的战略举措，使全球工业发展模式发生巨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加速到来。在推动“新工业革命”方面，美国通过大力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提高能够主导未来产业竞争的人才潜力、以智能创新和智能制造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等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阵痛之后，美国正在重塑其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尽管此次美国大选乱局丛生，但“美国衰落论”并不符合正在变化的现实，而以“美国衰落论”作为国家战略决策的起点会带来巨大风险。
但随着美国更多地以“巧实力”制造“可控混乱”，一些潜在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可能激化。“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后果可能难以收拾。因此，能否继续担当世界“负责任的领导者”成为考验美国霸权的核心要素，也关系到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
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仍是“一超多强”，“多极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质、匀速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以国际权力结构为核心的国际战略格局的讨论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派所宣扬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失势之后，“多极世界”和“无极世界”的论调盛极一时。
但可以肯定，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向新格局的过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今的世界确实正在经历“多极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极世界”已经成为现实。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特征仍是“一超多强”，“多极化”是不均衡的，而非同质、匀速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美国凭借综合国力复苏和规则制定权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地位在未来一个时期仍然是稳固的，不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中国在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明显增强；欧盟和日本尽管遇到了社会福利包袱沉重、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难民危机等多重挑战，但仍在努力调整政策以适应新的环境，在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中的地位不可低估。俄罗斯除了军事实力之外，其综合国力在继续下滑，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以及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在萎缩。
在“一超多强”的格局基本保持的同时，行为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同的跨国公司、部落教派、家族势力等积极参与现实利益与权力分配，对国家的命运甚至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非政府组织、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甚至个人，都可以借助复杂的关系网络、先进的技术和传播手段对现实世界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国际议事日程日益复杂化与碎片化。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金融风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跨国犯罪无一不冲击着既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国际治理模式，日益强化的相互关联度和依然顽固存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如何构建起能够应对全新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安全，更关系到人类的整体命运。
行为体增多与议事日程复杂化的重要后果就是国际权力的分散化。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绝对的霸权，没有一个机制能解决所有的国际议题。
国际秩序新变化
由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多轨并进的过程。
所谓国际秩序，就是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冷战结束以来，旧的雅尔塔体系分崩离析，但新的国际秩序远未形成，在新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观念分歧、利益矛盾常常阻碍着共识的达成。由于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和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国际议事日程的复杂化和碎片化，可以肯定，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多轨并进的过程。
在国际安全领域，我们看到的是既有安全机制的效率递减和新安全疆域的治理真空。比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步履维艰，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方面导致安理会的威信下降，难以真正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另一方面导致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一些大国常常甩开安理会另起炉灶，通过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了安理会通过不利于俄的决议，但美欧却通过单边措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在传统安全机制效率下降的同时，很多新兴的安全领域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根本没有相关的安全共识和安全机制进行治理。比如在国际军控与裁军领域，一方面，随着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并加速发展全球导弹防御系统，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在日益弱化；另一方面，既有的国际裁军进程根本无法涵盖太空军事化和网络安全等重大安全问题。美国正是利用这一“真空”加速发展全球即时打击系统、提升网络战能力，通过占据新一轮军事革命的先机而维护其军事优势，但目前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制并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而在国际反恐领域，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但国际社会至今对什么是恐怖主义并未形成共识，在反恐行动中更是存在着“双重标准”，而反恐行动又常常与地缘政治角力相互缠绕在一起，致使国际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恐联盟，大大降低了应对恐怖主义的功效。
在世界经济领域，情况更加复杂。既有机制的改革、重组与新机制的创立并行不悖，但不同机制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更没有什么机制能够包治百病。在全球贸易领域，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在世界银行、IMF等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展缓慢之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则应运而生。新老机制之间未来会形成合作互补还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还需要拭目以待。
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过艰苦的谈判，最后达成巴黎气候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谈判与机制建设画上了句号。今后在这一领域还将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
中国应对
“建设性参与”将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既有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的基本指针。
在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经历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刻，中国也正处于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战略格局能否平稳过渡、世界秩序能否以更加平衡、合理、公正的方式得以运行和改革。
大变局下，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实现战略思维的转变。首先，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当今世界的风险和挑战层出不穷，但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促使各个国家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仍然是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与周边环境。其次，在世界新能源、新工业与新军事革命的影响下，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是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因此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在于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真正实现创新发展，激发制度的潜力，促进社会进步，防止将目光过多盯在地缘政治上面。再次，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得以提升的同时，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更多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更大了。中国既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因变量，更是自变量，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最后，还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在融入既有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取得的，中国是既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和颠覆者，今后，中国将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与国际伙伴一起共同推动既有体系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以此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建设性参与”将是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既有国际体系向更合理方向演化的基本指针。
在国际安全领域，首先，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渐进性改革，在提高地区代表性的同时，提高决策效率和安理会的权威；其次，要推动在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建立新的国际军控与裁军机制，制定透明、公平的游戏规则，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再次，要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方面推动形成国际共识，避免“双重标准”，以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新威胁。
在世界经济领域，一是要进一步参与经合组织（OECD）、国际能源宪章等既有国际经济机制，推动世界银行、IMF等既有国际多边金融机制的合理化改革；二是在以WTO作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主干、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加大构建RCEP和亚太自贸区的力度；三是继续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争取更多的伙伴共同推动AIIB的发展，与相关伙伴国一起共同推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的建设与有效运营；四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将项目推进与规则制定紧密结合，既促进沿线地区的可持续增长，又提供贸易、投资、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则方面的公共产品。
近年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些国家的担忧。如何在“补课”的同时消除敌视和担忧，更好地为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作出贡献，既是世界的期待，也是中国发挥更大国际责任必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已经通过参与国际维和、打击海盗等多边国际行动展现了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和能力，也通过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亚信机制、“朝核”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践行“新安全观”。但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跨太平洋安全机制”来化解中美两国的相互疑虑，并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起一个稳定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可能有包治百病的药方，也不可能有包揽一切的安全机制。多领域、多层次的安全机制要相互补充、形成合力。要建立新的国际军备控制机制，在太空军事化和网络战领域明确规则；可以考虑将“朝核”六方会谈机制转化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把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日本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朝鲜核问题、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同时，还要形成国际统一的反恐标准与机制。
杨光斌：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
【编者按】2016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光斌撰写的《滥用“民粹主义”已成西方掩饰政治真相的手段》一文。文章认为，在西方这波“民粹主义”政治中，无论是“左翼民粹”还是“右翼民粹”，都是西方“全球化”浪潮的结果，而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便是“新自由主义”。
在西方精英那里，“民粹主义”已成为一个掩盖了政治真相的、空洞化的因而不能解释任何实际问题的概念
在我看来，西方精英分子的这种表现意味着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没有因为错判美国大选而反省自己。错判美国大选是不切实际的观念的结果，精英们以为自己的观念就代表真实的世界，代表美国人的观念和利益。事实证明，精英的观念和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世界距离很远。美国大选之后，西方精英们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开始讨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把自己的观念称为“民主”，而把支持特朗普的称为“民粹”。事实上，在美国，“民粹主
义”是一个掩盖了政治真相的、带有傲慢气息的、空洞化的因而不能解释任何实际问题的概念，是西方精英们自己制造的“我们”与“他们”的“想象”，西方精英们依然生活在自己的“观念的世界”，把不符合自己观念的诉求视为不合理的“民粹主义”。
不难发现，在西方精英中，不少人眼中的“民粹主义”有所谓的“左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之分，把追求社会公正的无权无势者的诉求贴上“左翼”的标签，而把有些排外的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无权无势者的诉求贴上“右翼”的标签。有的走得更远，认为“右翼民粹”是“左翼民粹”的产物。历史成了随意拿捏的面团，但无视历史逻辑的概念游戏是无法解释现实的。在西方这波“民粹主义”政治中，无论是“左翼民粹”还是“右翼民粹”，都是西方“全球化”浪潮的结果，而这次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便是“新自由主义”。
在西方精英看来，无论“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都是底层百姓的不合理要求
在严格意义上，“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特指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但是，从1980年到2008年，在“新自由主义”滚滚向前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则是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在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这样，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是一个包括了政治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和文化自由化（即多元主义）的“自由化运动”。以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场拆除“国家围墙”的运动。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的本质是“美国化”，以便更多地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他们想要排除的乃是边缘国家的“围墙”。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在“反全球化”。
谁最不喜欢“国家”（政府的作用）？当然是那些靠自己的能力能主宰自己命运、甚至能主宰别人命运的强者，如过去的洛克菲勒和今天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去国家化”或者“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农业社会后期、工业经济年代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唤。在反对王权的斗争中，对于创造财富的新兴阶级来说，这一点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时代发生巨变了。到了信息化的金融资本时代，所谓的“创造财富”实际上是华尔街金融寡头利用各种金融杠杆而进行的“分配财富”游戏，从而使得金融从业者与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恶化。财富再分配是完全不同于创造财富的游戏，没有国家的规制将会如何呢？只能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职业本身就是地位和阶层的符号，结果，美国的“民治、民有、民享”成为1%的美国人的“三民主义”。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使得西方国家趋向平等化，比如到了1980年，一个企业的收入差别不会超过50倍；到了今天，居然500倍还多。而在本国居民饱受贫富差距之苦的同时，多元主义文化下的“外国人”蜂拥而至，不但名正言顺地享受各种福利，还抢走了本国居民的工作机会。
这就是“自由化运动”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有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此才成为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拥戴者，他们被西方精英们戴上“左翼民粹主义”的帽子；而深受墨西哥移民之苦的美国中南部的农民，则是特朗普的拥戴者，被西方精英们戴上“右翼民粹主义”的帽子。无论“左”“右”，在西方精英看来都是底层百姓的不合理的要求。
西方精英阶层使用不伦不类的“民粹主义”概念，其实是一种鸵鸟政策
如果这样看政治，结果只能是西方精英阶层离政治的真相越来越远，使自己与民众对立，西方精英阶层本身构成了自己的世界。这里且不说民众诉求的合理性问题，站在自己臆想的道德高地上去这样污名化民众，既是长期以来精英阶层制造的“政治正确”原则而事实上最终狭隘化自己的表现（即只有自己的观念才代表世界潮流），也是知识退化的表现，是知识的形式化而非本质化。其实，在美国，关于外国人的问题不就是传统政治学上所说的民族问题吗？关于底层人的社会公正问题不就是传统政治学上所说的阶级问题吗？把阶级、民族问题一讲出来，不但政治家，所有老百姓都会一目了然，知道应该怎么办，而他们所谈论的“民粹主义”则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云雾之中。但是，“政治正确”让人忌讳“民族”概念所衍生的很多次生性问题，担心被扣上“种族主义”的帽子；民主平等的“政治正确”让人忌惮“阶级”概念所衍生的次生性问题，担心被扣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结果，西方精英阶层只能使用不伦不类的“民粹主义”概念，这其实是知识精英的鸵鸟政策。
除了“民粹主义”概念之外，二战之后西方政治学建构起来的当代政治思想的诸多概念，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民社会、合法性等，都存在概念滥用现象，概念滥用其实掩饰了政治真相，让人生活在虚幻的世界里，产生错觉，产生政治误判。因此，当务之急是基于世界政治的真相而“重述”这些概念。
张文木：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
【编者按】2016年12月2日宣讲家网刊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撰写的《美国金融动荡和世界新格局》一文。文章指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无疑是致命的一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似乎正在重塑美国金融市场格局，大选后美国金融市场面临许多挑战，当中的一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市场走势。
目前世界情况基本上是俄国的——当然还有欧洲——的崛起与美国的衰落并存。美国的衰落是整体性的，也是必然的，判断依据如下：
第一，美国控制世界资源能力下降。当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核心问题是资源危机。计算美国金融缩水是多少亿美元，这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支撑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是什么？是资源；美国是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的，只要军事强有力，还能对世界资源有效控制，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假定美国现在在中东的军事仍保持着持续胜利的态势，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指数还会上扬。我们经常看电视观众为演员打信心指数，信心指数并不主要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肯定。世界政治也是这样。金融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地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在自己手里。有了世界资源支撑，美元就不会垮。老布什的海湾战争打赢了，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因伊拉克战争失败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随之而来的撤军，更会使美国远离世界石油中心并由此失去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的潜规则，这将大大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这是问题的关键。金融是资源的缩影，国家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决定金融投资者的信心。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而言，信心确实比黄金更重要。这里说的“信心”，并不是美国人的自信，而是他信，即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的信心。
第二，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人为地使欧洲的政治版图缩小了：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在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美苏却是联合将英法逐出中东的。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苏联占领东欧，西欧才是小西欧；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这样，那时是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美国翻身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但半个世界后的今天，大家再看看地图，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失去中东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
第三，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严重下降。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接下来的事就会是欧洲摆脱美国控制。地缘政治的这些变化是美国人帮着欧洲人实现的，开始于老布什，收尾于小布什。
目前的美国已失去了运用国家战略力量的基本能力。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苏联解体后，美国全力打压南方国家，集中用兵于中东，而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点。大国力量伸展到极限时如再持续进攻，就必败无疑。老布什在中东是有限进攻，小布什则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2008年初他恨不得还要打伊朗；如果打伊朗，美国国力这个“皮筋”非拉断不可。今天的美国人已失去了战略文化，而美国领导层也失去了战略管理能力。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中亚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今天美国则要从伊拉克失去世界政治的主导权。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的表现是美元兑换和黄金脱钩，那么，21世纪初的美国衰落将从美元和资源，尤其是中东资源的脱离开始。对今日美国而言，失去中东，也就失去了世界霸权。今天的欧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崛起的。
但我们也不要夸大美国衰落的程度。我们所说的“美国衰落”，只是说作为帝国的美国的衰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彻底崩溃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的基础是主权。只要美国目前拥有的大版图不解体，美国就不会彻底崩溃。最多也就是从过去的“虚胖”落到“皮包骨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实物生产慢慢恢复后美国还会崛起。“知识经济”并不能当饭吃，国家也不能主要靠印票子而不靠实物生产致富，价值的基础还是人类劳动，是实物生产。如果没有巨量的稀缺资源，国家崛起还得靠实物生产。支持中国经济的多是靠实物生产。有了自主创新基础上发展出的实物生产，中国就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而美国是知识经济加上军事霸权，一旦军事霸权衰落，国家又没有巨量的稀缺资源支持，仅靠“知识经济”是撑不住金融的，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就会下降。长期脱离实物经济的美国，一旦失去了投资信心，在相当时间内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辩证法是解释历史的钥匙。昨天倒下的是俄国，今天又是美国。但与俄国倒下的情形一样，今天的美国既不会大崩溃，时间上也不会无限长，时间大概也就是十几年，俄国也是这样的期限。尼克松之前，美国的历史也是这样：当时美国从朝战起就扩张，越战中因扩张过度而衰落下去。此后，苏联勃列日涅夫向美国发起攻势，而美国则在尼克松时期实行战略收缩。苏联又因全球过度扩张垮了下去。今天的形势又翻转过来：美国衰落，俄国崛起。世界本质是平的，大国只要不扩张，至少不要过度扩张，就不会倒下。
2008年的世界形势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在美国衰落之际，俄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后，其国家管理层的战略能力成熟了。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叶利钦时期比，今天的俄国的国家战略开始有了人民性。如果失去人民性，再好的国家战略也是空中楼阁。战略的人民性来自国家主体人群对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共识。目前俄国人民对国家和世界事务的认识日益趋同。其次，普京对付西方打压的战略能力也日益成熟。目前他说话很硬，但有节制，在战术上比较成熟。大家比较一下，在对待科索沃和格鲁吉亚两个事件的态度上，普京对格鲁吉亚下手狠，而对科索沃独立，普京只是表态，并不动真。普京曾告诉小布什美国会像古罗马一样因扩张过度而衰落，小布什听不懂，听不懂就没办法。普京都告诉了他，他还这样，那就对不起了。所以普京在格鲁吉亚狠狠地打，他知道在家门口打仗不会透支；在远处比如科索沃，他就不动手，这是因为巴尔干是目前俄国国力不及的地方。普京熟悉历史，从19世纪中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后，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俄国在巴尔干基本上就没得过手。当时铁托在那不听苏联的话，斯大林也拿他没办法。与1962年赫鲁晓夫把手越洋伸到美国家门口古巴后又灰溜溜撤走的结局一样，今天的小布什也无知地把手越洋伸到俄国家门口格鲁吉亚，其结果美国海军也是高调而来低调而去。
今天东欧一些国家亲西方，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东欧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在俄国与西欧之间不断摇摆的地方，1939年罗斯福将这些国家称为“‘骑墙’国家”。二战之前它是倒向西方的，当时波兰最坚决站在英法一边，即使在德国大兵压境的时候，也不求苏联帮助，当时波兰对
俄国特别仇恨；1938年捷克也曾为西欧绥靖德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战事未起，西欧先出卖的就是捷克和波兰。这样的屈辱经历使东欧国家在二战后又倒向苏联：当时作出这样的选择也不是几个人能定下的，那是经历屈辱后的东欧人民的选择。但苏联又不尊重东欧，把它们当作依附国家，还出兵侵略人家，这又使东欧人对苏联反感，现在东欧又倒向欧洲，其中波兰还成了西欧的“铁杆”。即使如此，波兰现在亲西方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二战以前的波兰。20世纪末，俄国曾狂热地参与倒向西方的运动，后来大呼上当。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曾为美国人特别赏识的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对各国共产党代表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未来的历史对俄国和中国有利。2008年8月8日，美国怂恿格鲁吉亚攻打南奥塞梯，但战火起来后，美国不仅对格口惠而实不至，反而利用格鲁吉亚战事，迅速与波兰而不是与格鲁吉亚于8月20日签署“反导基地协议”。这使格鲁吉亚有了被出卖的感觉。2008年10月7日，北约成员国冰岛宣布从俄罗斯获得40亿欧元紧急贷款，这是冰岛向邻国求救连遭拒绝后，为避免“国家破产”采取的无奈之举。眼看自己的盟国伸手向“敌人”讨钱，北约国家大为震惊。但这只是欧洲“冰川”融解的开始，其他西欧以外的欧洲及其近临国家，将来也会在“呼天不应”时向俄国求援。
今后东欧必将重复俄国人刚刚经历过的上述认识过程。毫无疑问，“慕尼黑”在东欧不会终结，下一次该清醒的就是东欧了，东欧将会从西欧再次倒向俄国。这是历史规律。别看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与西方签署各种条约，到时候它们还是被出卖的对象。波兰曾三次被瓜分，今天的捷克人一提起《慕尼黑协定》还是不寒而栗，曾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先向苏联叫板的南斯拉夫，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也曾大声向俄罗斯求救，可以肯定，即使将来东欧国家全部换上了西式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被出卖的；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俄国将与东欧形成新的关系，是联盟关系还是什么形式，具体不好说，但它一定是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俄国已认识了美国，明天的美国将会重新认识欧洲。欧洲与美国是有深刻矛盾的，因为是美国替代了欧洲的霸权地位。欧美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美欧之间，意识形态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战略利益。苏联解体后，美国帮着欧洲东扩，拿下了东欧和巴尔干，可现在美国大难临头，欧洲先当“范跑跑”：面对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各扫门前雪。这不能不让美国伤感。美国迟早会认识到打破欧俄战略平衡将给美国带来的致命危险。目前西方各国经济纷纷国有化，这并不表明它们要搞“社会主义”，与1929年世界大危机中的凯恩斯主义一样，这只表明西方民族主义再次兴起。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全球化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对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美国，更不是一个好兆头。新自由主义曾为美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曾为美国忽悠倒了苏联，现在又反弹回去击倒了美国。
我们眼前的历史充满巨大的变数。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这些发生在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中国要发展，就千万不能重复戈尔巴乔夫道路，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对中国最具命运攸关意义的是列宁主义。20世纪的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它也是中华民族在其他政治试验失败后所做的郑重抉择。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戈尔巴乔夫在与西方交手时，战事未起就先自掘祖坟，挖掉了列宁和斯大林，结果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毛主席说“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与西方打交道，笑归笑，但要有随时“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准备。
金灿荣：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多层次化
【编者按】2016年10月28日《国际先驱导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撰写的《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多层次化》一文。文章指出，安全是以发展为基础的。近年来，在中国周边，日本因素已经蕴含了明显的安全风险；海外利益保护也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核心问题。
如何看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
安全是以发展为基础的。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安全可能获得基本保障，这是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从基本要素看，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具有强大的工业能力，因此使得中国在无政府体系下的国际社会中非常安全。可以说，只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不出现问题，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击败中国。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安全挑战的排位中，国内的安全问题必然是排在第一位。接下来的问题应属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性质特殊，牵扯到核心利益，牵扯到民族感情，处理不好就会出事，这是非常特殊的问题。在安全挑战排序中，除去上述两个问题之后，才是纯粹的外交问题，这是看待中国外交挑战的方法论，也是中国特有的方法论。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大国而言，通常都已经解决了国家统一问题；对于小国而言，必须国际、国内平衡，所以外交非常重要，通常要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并重。
而在第三层次，也就是“纯粹外交”的挑战中，主要涉及以下因素，一方面是类似于日本这样的、传统的国家型挑战，一方面是非传统挑战。
近年来，在中国周边，日本因素已经蕴含了明显的安全风险。在日本问题上，除去安全等具体议题之外，要提到日本的两个心理因素。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日本自己克服起来也很困难。第一个心理是对中国的优越感。过去100多年，日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成为现代发达国家，因此形成了一种优势。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搞得好，这一点必须承认，但问题出在下一个环节：日本的精英层错误地将他们在“一段时间的优势”、“一段时间现代化搞得更好”更换了概念，将其解释成日本文化或文明比中国文明好，进而产生了一种人的“优越感”。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让日本人感到相当困惑。因为按照他们一些人此前的“文化”解释，中国不应该发展得如此之快。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二种心理是担心清算的“犯罪者心理”。日本历史上两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本的精英层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极为担心遭到中国的清算。正因为如此，与一般的国家相比，日本一些经营层存在对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抵触心理，对抗中国崛起的决心也更大一些。
在这两种心理的作用下，结合日本的国家实力，再结合一些具体的安全议题，确实使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安全风险。
在传统的国家型挑战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还必须面对很多其他类型的挑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例如跨境的传染病传播，最近的寨卡病毒，之前的埃博拉病毒，以及过去的“非典”，都属于此类问题。再如跨境的金融犯罪和诈骗，例如近期高发的电信诈骗，案犯身处境外的多个国家，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和银行系统跨境犯罪，造成了众多中国民众的财产损失。又如恐怖主义威胁，也存在扩散、外溢的风险，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大国地位亦须相应付出
值得一提是，海外利益保护也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中国海外利益扩张非常快，但是保障力量还跟不上。我们的资本快速往外走，可是它是单兵突进，结构上很脆弱。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做很多配套的工作，还要在很多领域实现走出去。与此相应，我们也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承担国际责任就要付出相应代价，包括人、财、物。中国人还需要做好更多的心理准备。在这一方面，坦率而言，我们需要避免两种心理，一种是受害者心理，不能总认为别人欺负自己。我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更加积极主动，有了问题更敢于承担；第二是阴谋论心理，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成是阴谋论，特别是指向特定大国的阴谋论。大国的国民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心理准备。大国地位一方面意味着收益，一方面也意味着付出。
我个人有一个细节指标，可以用于衡量中国大国地位的影响力：第一，中国公民的护照在全世界大范围免签，这是硬指标，拿个中国护照“想走就走”。在此方面，这几年我们的进步很大。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们免签，另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对中国公民签证的要求也已经十分宽松；第二，人民币的国际化，即人民币在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逐渐接近美元。在此方面，人民币近年来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汉语的国际化，这一点其实最为困难。汉语学习起来并不容易，除非是对方确实有需求，否则没有必要费时费力去学。如果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就要有世界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业，很高的国际地位，因此，这一指标可以算作一个硬指标。在这一方面，尽管难度很大，但这些年来汉语的推广确实也在扎实前行。从这一点看，中国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中美关系仍是核心问题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美关系的状态是既竞争又合作，既重要又复杂。冷战时候美苏关系是竞争为主，合作很小；现在的日美关系也有一点矛盾，但是绝对是合作为主；中美关系介于两者之间，即竞争又合作。只不过最近竞争上升了，以前我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现在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是一定的，是必然的，“坏不到哪里去”却是未见得的。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重要性自不必说，其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中美之间贸易关系密切，中美实际上是对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另一方面，双方都有人将对方视为头号对手，在人类近代史上很少有这么复杂的关系。
当前中美面临一些问题，具体可以说是三个老问题，八个新问题。三个老问题分别是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贸易问题。近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具体如下：
第一，地区领导权竞争。当前，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扩大，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于中国，在安全上依赖于美国。美方认为自己的话语权下降，认为存在地区领导权的竞争。
第二，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美方更为在意中国的军事存在，认为这有可能挑战其既有霸权。
第三，竞争领域的扩大。在美方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领域在增加，从有限空间进入无限空间——以前的竞争局限于海陆空的传统领域竞争，而今天拓展至天电网竞争，亦即太空、电子空间和网络空间竞争。
第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使得部分美国人感到美元的空间受到了挤占。而中国产业的升级，也会改变中美贸易关系的性质，从过去的互补性贸易关系，变为可能的竞争性贸易关系，这就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
第五，海洋问题。中国在地理上是海陆复合型国家，有2.2万公里的陆上边境线和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的工业化走到这个阶段，已经可以保障中国走向海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也要求更多的开发海洋资源，并通过海洋交换资源，这是自然的。但是，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是海洋的霸主，中国的海洋活动触及了美国的“蛋糕”。
第六，中国社会的变化，或者说多元化。中国的政策讨论更趋丰富，社会存在各种观点，因此政策也会有多样性。美方对此尚未适应。第七，中国模式的发展，使美国人担心美国模式受到挑战，这是一种理论和道路的挑战。最后一点，美国出现了不安全感，自信心下降。这会使得美国更加敏感，更难于打交道，这也会形成对中美关系的挑战，加剧双方的互疑。
以上情况都会使中美关系面临各种困难。但是总体而言，中美关系仍在发展，这种发展既可能带来新问题，也可能解决旧问题。这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我们还是有信心，矛盾应该还是可控的。从正面来看，中美都是文明型国家，而且文化有共性，也都非常重视软力量。同时，联合国和国际法已经刚性化，过去四十几年中美关系也留下很多可以利用的资产：中国和美国人际关系很密切，中美共同应对了很多国际问题，比如反恐、伊朗核问题等。这些资产都会从正面保障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从长期而言，中国应保持稳定的总体战略，首先是要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压倒一切的基本前提；其次是要扩大合作面，用增量淡化存量；再次是要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总体来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能够应对当前的各类安全挑战，中美也应当能够避免直接冲突，对于这一点，应当有信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