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Z（Z医生）在两个医院上班，忙得很，很难逮住，电话只能打到前台。她只好让前台给她约个最早的时间，结果最早也得等到下周。
Dr.King（King医生）好一点，只在一个医院上班，又是fellow（研究员），清闲多了，约到了两天后。
她好不容易捱到了跟Dr.King见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时就跑了过去，但结果让她很失望。
关于化验报告，Dr.King的说法跟韩国人一模一样，还没韩国人说的好懂，满口名词术语，也不解释，也不画图，如果不是韩国人在前面给她扫过盲，而她自己这几天又挂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她可能都听不懂Dr.King在说什么。
她最关心的是HPV（人乳头瘤病毒）的来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但都被Dr.King否决了：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通过物体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是我——只有过一个性伴侣啊！”
“只需要一个性伴侣就可以传染上。”
“即便是这一个性伴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她也顾不得怕丑了，把自己的性史详细描绘了一番。
但Dr.King只一句话：“这个只需要一次性活动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丈夫传给我的了？”
Dr.King耸耸肩，不置可否。
她愤怒地说：“I’mgoingtokillhim！（我要把他杀了！）”
她以为这样说了，Dr.King一定会说“先别杀，也不一定是你丈夫传给你的”，但Dr.King什么也没说。
她绝望了，不再指望Dr.King能证实丈夫的清白。
Dr.King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Dr.Z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Dr.King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Dr.King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Dr.Z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捱，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关车库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Dr.Z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Dr.Z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Dr.Z。
Dr.Z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fellow（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Dr.Z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Dr.King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II，你这边是CIN-III，为什么会不一样？”
Dr.Z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二级、CIN三级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HSIL（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dysplasia（非典型增生）或CIN（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三级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HSIL，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Dr.Z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Dr.Z水平如何，既然Dr.Z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这之类的？”
Dr.Z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Dr.Z耸耸肩，没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的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Dr.Z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Dr.Z否定了。
Dr.Z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dysplasia（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conebiopsy（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Dr.Z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Dr.Z说了，Dr.Z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Dr.Z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Dr.Z也不可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Dr.Z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LEEP（宫颈环切术）和cone（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cone。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Dr.Z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1）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papsmear（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2）是dysplasia，那么做了cone，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
3）是宫颈癌，那就需要一锅端，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
Dr.Z说最大的可能是dysplasia，但也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因为还可能是宫颈癌，这是她这几天自我排除了的，看来乐观得太早了。
听Dr.Z的口气，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就好像擤个鼻子那么简单，鼻子里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宫颈、子宫和卵巢，她不可能像Dr.Z一样不当一回事。她担心地问：“我听说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吗？”
Dr.Z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卵巢总有一天会停止工作的。”
“但是我还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没坏处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宫拿掉，就永远都不会得卵巢癌子宫癌了，得乳腺癌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有什么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还不如把我五脏六肺全都切掉，那就什么癌都不会有了。
Dr.Z说cone只是个outpatientsurgery（门诊手术），真正的手术时间顶多半小时，前面准备工作需要一点时间，术后等待她从麻醉状态下醒来需要一点时间，前前后后大概三四个小时吧。手术时不需要人陪伴，但手术后需要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因为她打了麻药，不能开车，还需要有人陪伴她几小时，怕出现术后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开车接她陪伴她，就把手术定在哪天。
她只好给丈夫打电话，劈头盖脑地问：“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什么空？”
“就是你哪天可以不上班。”
“我天天都得上班。”
“但是我下个星期要动手术，你得开车接我回家，还得陪伴我几个小时。”
他有点摸头不是脑：“动什么手术？”
“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做那个漏斗。”
“你复查的结果出来了？”
“早出了。”
“什么结果？”
“dysplasia.”
他并没有恍然大悟地说“哦，是dysplasia啊”，但也没问dysplasia是什么，只说：“不动手术不行吗？”
“不动手术怎么知道是不是癌？”
他不吭声了。
她不耐烦地问：“你到底哪天有空啊？快说了我好回复医生，都等着呢。”
“星期五吧。“
“那就星期五，别忘了。”
“知道。”
定了手术时间，Dr.Z又告诉她：“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手术室那边的人，他们会跟你联系，安排你做一个pre-op（术前准备）。”
她从医院回到家，越想越玄乎，pre-op，手术，全麻，家属陪伴几个小时，那不是个小手术呢，而术后病理化验的结果有可能是完全正常，那干嘛要做这个手术？Dr.Z起什么作用？难道真的跟丈夫说的那样，美国的医生没有一点实战经验，一切依赖于化验？像这样的医生，她都会做了，不就是抹片啊，阴道镜啊，切片啊这几件事吗？有了化验报告，谁不会做诊断？
她忍不住又给韩国人打电话，征询韩国人的意见。
韩国人听了她跟两个医生见面的情况，建议说：“如果你还准备生孩子的，可能做LEEP比较好。”
她灰心丧气地说：“生什么孩子啊，我跟他现在连话都不说——”
“为什么？”
“他怀疑我，我怀疑他。”
“怀疑什么？”
“HPV啊。”
韩国人不响了，好一会才说：“那就做conebiopsy吧，彻底一些。”
“但Dr.Z说切出来有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正常，那我不是白白被切了一刀吗？”
“但是不切怎么知道有没有问题呢？”
“美国医生就这么没用？离了化验就什么都不能诊断？”
韩国人忙不迭地替美国医生辩护：“不能这样说，我觉得美国医生在这个领域还是比较先进的，我在韩国做过医生，有比较有鉴别——”
她想起韩国人正在向着“美国医生”的目标奋进，当然听不得谁说美国医生的坏话。她没再争下去，做手术就做手术吧，最坏的结果就是切掉一块之后却发现一点事没有，但那又怎么样？无非就是对生孩子不利，反正HPV的事让她对丈夫很心寒，也没有跟他一起再生个孩子的热情了，留着一个宫颈也没用处，切了少个心病。
第二天早上，她送了孩子回来，发现丈夫还没走，正在厨房往午餐盒里装饭菜，一看见她，就像看见了鬼一样，急忙盖上饭盒往外走。
她叫住他：“别走！我要跟你谈谈。”
“我很忙。”
“哪里就忙到这种地步了？难道你比人家总统还忙？”
“谈什么？”
“谈HPV。”
“HPV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有好谈的，我想弄清楚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只有你最清楚。”
她被丈夫的寡廉鲜耻气昏了：“你——你——还怪到我头上来了？我从来没出过轨，我的HPV只能是从你那里来的！”
“我也从来没出过轨，你的HPV只能是你跟别人乱搞弄出来的。”
“你——胡说！”
“你才是胡说。”
“你没出过轨——但你至少还有过一个——女朋友。”
“我除了你没有过别的女朋友。”
“瞎说！你在我前面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医学院毕业的——”
他双眉一扬：“我什么时候有过医学院的女朋友？我都说了，我没通过她的考验——”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离过婚的那个。”
他愣了，好一阵才说：“那个呀？忘都忘记了。”
“忘记不等于没有过。”
他不吱声。
“谁知道还有多少个被你忘记了？”
“没有，就这一个。但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而且我们也没几次。”
她很内行地说：“这个病毒，只要一次就可以感染上，而且可以在多年后才发作。”
“谁说的？”
“医生说的。”
“哪个医生？”
“几个医生都是这么说的。”
他不响了，好一会才咕噜说：“真是出了鬼了。”